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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现实情况，林啸雷采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
不得不说，作为总参谋长，林啸雷至少在信息上享受到了特权。
因为早就料到世界不会太平，第二次英阿马岛战争只是全球动荡的征兆，随后肯定会爆发更多的战乱，而共和国肯定得有所作为，甚至会卷入某些地区战争，所以海军可以效仿当年的陆军，即利用战争开支推动装备发展。如此一来，在战争爆发前，海军只需要为扩军做好准备。问题是，海军的建设周期明显超过陆军，不管怎么说，建造一艘战舰所花的时间肯定比制造一辆战车多得多，而且除了世界大战之外，战舰不可能在流水线上生产，而战车在任何时候都是在流水线上生产的。也就是说，海军的扩军准备必须更加全面，并且优先考虑建设周期长的作战力量。
毋庸置疑，航母绝对是建设周期最长的武器装备。
3艘“北京”级航母的平均建造周期超过5年，而美国海军的“肯尼迪”级（CVN…78“福特”级只建造了6艘，后4艘建造计划由重新设计的“肯尼迪”级取代）的平均建造周期更是长达8年。也就是说，即便在2035年动工，共和国的第八艘航母也只能在2040年下水，最快也要到2042年初才能形成战斗力。
因为对军费支出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所以林啸雷首先保证了航母的建造工作。
在2036年，也就是前往总参谋部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林啸雷就想方设法的确保了3艘正在建造的“北京”级（为前3艘的改进型号，“肯尼迪”级之后，世界上第二种采用了灵巧模块设计原理的超级航母）的建造进度。2037年下半年，正式出任总参谋长后，林啸雷就在2038财年度的预算中为3艘航母争取到了足够的建造费用，并且启动了第三批3艘的建造计划。
也就在这个时候，林啸雷做了一件非常出人意料的事情。
3艘第二批次的“北京”级航母的建浩工作在2037年底中断，所有还没有动工建造的模块全部取消，海军司令部在2038年初下达了新的建造合同。虽然海军为单方面撕毁合同支付了15％的赔偿金，但是在海军承诺将建造第三批3艘航母之后，三大造船厂都答应免收赔偿金，并且积极配合海军。
正是如此，3艘第二批次的“北京”级航母在2038年底正式更名为“上海”级。
与“北京”级相比，“上海”级的舰体变化并不大（舰体是最先建造，也最不可能变动的部分），所以主要的尺寸与质量数据并没发生太大的变动，水线长度由312米增加到317米、标准排水量由95200吨提高到了103180吨，变化最大的，还是舰体内的部分，特别是动力部分。
“北京”级采用的2座可控聚变反应堆的额定输出功率在300兆瓦左右，除了为航母提供33节以上的航速（测试时跑出过37节的最大航速）之外，只能为近程能量武器系统提供能源。因为动力系统的输出功率不够高，所以很难为“北京”级配备作用距离更远的大功率能量武器系统。”上海”级仍然采用2台可控聚变反应堆，但是额定输出功率在1000兆瓦以上（单座反应堆的设计应急输出功率为750兆瓦）；虽然受推进系统的限制（4套推进系统的总推进功率只有429000轴马力、约合320兆瓦），“上海”级的最大设计航速只有35节（测试时的最大航速不到40节），但是在能量系统有所保证的情况下，除了用8套能量拦截系统取代所有的动能拦截系统之外，还至少可以配备4套远程拦截系统，并且充当整支航母战斗群的能量供应中心，为编队里的其他战舰提供电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军不惜降低建造进度，也要用上功率更大的动力系统，就是希望在航母上配备远程能量拦截系统，并且使航母成为整个战斗群的能源供应中心，从而让其他战舰具备安装大功率能量拦截系统的能力。
更加重要的是，3艘“上海”级均在2040年初建成服役。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情报，因为林啸雷已经知道中东局势不可能维持多久，所以早在去年就要求3支航母战斗群必须在今年年初形成战斗力。
当然，3艘“上海”级绝对算不上是尽善尽美的现代航母。
别的不说，作为一种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超级航母，在配备了输出功率超过1000兆瓦的动力系统的情况下，最大航速竟然不到40节，绝对是一个败笔。要知道，就算把动力系统的功率降低一半，在采用双体、或者三体船型的基础上，不但能够把航母的可用甲板面积提高50％以上、让航母的生存能力提高一倍以上，还能使其最大航行速度超过50节。如果采用更加高效的船型，在1000兆瓦动力系统的带动下，甚至有望达到只有中小型战舰才能达到的、超过70节的最大航行速度。虽然在某些人看来，作为舰队核心的航母没有必要跑这么快，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舰队的速度肯定是越快越好。
不说到达70节，在大中型护航战舰的速度普遍向50节看齐的情况下，航母的速度没有理由比50节慢。事实上，美国海军已经在考虑为航母提速了。
与速度一样，“上海”级的总体设计也饱受诟病。
也就是说，这只是一种过渡型航母。也正是如此，在与三家造船厂签署了第三批3艘航母的意向采购合同之后，海军要求重新设计，并且在承诺分批次采购12艘以替代其他所有航母的情况下，只承担40％的设计费用，另外60％的设计费用由3家造船厂分担。到裴承毅回到北京的时候，海军不但与三大造船厂谈妥了最后几个条件，还将这种正在设计的航母命名为“重庆”级。
虽然没有看到详细设计方案，但是裴承毅相信，这绝对是一种划时代的航母。
当然，因为连建造工作都没开始，所以“重庆”级还是水中月、雾中花，对现实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在大肆建造航母的情况下，海军并没大肆采购护航战舰。
用林啸雷的话来说，在和平时期，只需要保证最低限度的护航力量，即一支航母战斗群只需要1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与1艘攻击潜艇，没有必要配备太多的护航战舰。更重要的是，在不执行军事任务的时候，甚至只需要为航母提供1艘巡洋舰与1艘驱逐舰，其他的战舰可以留在港口内，或者进行正常维修。总而言之，只要不打仗，少造一点护航战舰也没什么问题。
事实上，这么做的关键目的就是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虽然护航战舰的建造周期也不短，但是与航母比起来，那就是小儿科了。拿防空巡洋舰来说，1级巡洋舰的设计周期大概为12年，1艘巡洋舰的建造周期在3到4年左右，如果批量建造的话，则能控制在3年以内。驱逐舰的设计与建造周期在8年与3年左右，潜艇的设计与建造周期则在10年与4年左右。也就是说，在需要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再进行动员，大批量建造护航战舰，也赶得上战争需要，不会对战争造成太大的影响。
当然，解决办法不是不建造这么简单。
用海军的话来说，最合理的应用护航战舰是确保海军战斗力的关键所在。而要最合理的应用护航战舰，除了提高战舰的在航率（执行任务的时间）之外，还得调整海军的编制体系，打破条条框框，灵活组建航母战斗群，用最少的护航战舰为最多的航母服务，从而最大限度的利用军事资源。
在这方面，林啸雷做得非常彻底。在他的安排下，海军取消了舰队体制，完全按照战区制来灵活搭配航母战斗群。说简单点，和平时期，所有战舰都归海军司令部下设的作战平台管理办公室管，只有在任务需要的时候，才把战舰下放给各战区的舰队司令部，并且按照需求组建不同规模的战斗群。完成任务之后，指挥权归还给海军司令部。这套管理体系不但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作战平台，还能通过集中管理的方式，灵活调动保障物资，从而降低平常的维护保养经费。
得益于海军舰队编制体制改革，海军航空兵，特别是舰载航空兵的编制也做了调整。
与舰队的新编制一样，航空兵也取消了以往的联队制，而是按照大队与中队，集中管理所有航空作战力量，再根据需要分配航空作战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作战强度不大，可能只在航母上配备48架、甚至24架战斗机，如果需要执行非战斗任务，则会在航母上配备更多的支援飞机，如果作战强度很大，则有可能在航母还是配备72架、甚至96架战斗机。通过这种灵活的编制方式，能够用最少的航空兵执行最多的任务。
到2040年底，共和国海军在拥有9支航母战斗群的情况下，舰载机部队的规模仍然维持在6支联队的水平上，既只有6个重型制空战斗机大队、12个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大队与6个支援大队。
问题是，舰队与航空兵的编制体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很大的问题。
在兵力规模不足的情况下不降低出动率，就等于提高了出勤率，从而使大部分装备在和平时期得不到足够的维护保障，并且会导致装备加速老化。虽然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问题需要10年、甚至20年才会暴露出来，但是共和国在2035年经历了印度战争，海军大部分现役装备均参加了印度战争，所以短短几年内，装备老化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而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海军航空兵。
正是如此，在J…16与J…17的改进项目上，海军才没有与空军争抢。
按照军情局提供的情报，海军航空兵的首要问题不是购买多么先进的作战飞机，而是如何尽快搞到一批新的作战飞机，以便让那些过度使用的战斗机能够得到正常维护，并且达到设计服役年限。
万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
从2040年底开始，海军就加大了航空兵的采购力度，新订购的作战飞机肯定已经陆续交付。
虽然护航战舰的老化程度也很严重，但是战舰的设计寿命普遍在30年以上，比战机的设计寿命长10年左右，所以战舰的更新换代压力暂时还没有暴露出来，大部分战舰至少还能服役5到10年。只要海军能在最近几年内采购更多的护航战舰，就能有效解决战舰老化问题。
对即将爆发的中东战争来说，海军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外界。
不管怎么说，美国海军拥有12支随时可以调动的航母战斗群，而共和国海军最多只能动员9支航母战斗群。
要想打赢中东战争，就得保证海上航线畅通无阻。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恐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洋北岸的众多军事基地上了。
第44章 紧锣密鼓
飞机降落在吉吉机场上的时候，裴承毅才翻到与天军有关的资料。
因为物理实验中心的很多尖端科研项目都与天军有关，而且前面已经提到，天军是第三次军事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所以裴承毅没有格外关注天军的建设情况，也不需要在这上面花多少时间。
不管怎么说，天军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作战能力。
更重要的是，就算天军拥有货真价实的战斗力，也派不上用场。
早在20年代末，也就是日本战争结束后不久，共和国与美国联手推动全面销毁核武器的时候，两个超级大国就带头签署了一份开放性质的国际条约，即《外层空间非军事化国际公约》。虽然这份公约的实际约束力非常有限，比如所谓的“非军事化”，仅指针对他国的进攻性军事部署，而不针对保护本国的防御性军事部署，但是该条约明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攻击太空军事设施等于攻击国土，也就是说，如果共和国在战争中攻击了美国的军用卫星，就等于攻击了美国国土，等同于向美国宣战。
虽然实际操作中，中美双方都有意无意的践踏这份国际公约，比如在印度战争中，共和国就用低功率激光器让几颗美国的军事侦察卫星在通过印度上空的时候无法正常工作。又比如在马岛战争期间，美国也设法让共和国的几颗军事侦察卫星无法在南大西洋上空正常工作。但是这类不会产生永久性损伤的破坏很难留下证据，不可能作为大国间开战的理由。也就是说，这是攻击太空军事目标的底线，超过这条底线，即便双方不愿意交战，也会受条约限制而不得不正式宣战。
更重要的是，《伦敦条约》中明确规定，太空军事目标为“战略目标”。这个应俄罗斯的要求加上去的规定，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伦敦条约阻止共和国与美国统治全球，或者说让共和国与美国有所收敛。原因很简单，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就是夺取制高点，也就得瘫痪对手的军事卫星系统；在太空目标得到国际条约保护的情况下，除非共和国与美国打算正面交战，不然在处理地区战争的时候就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