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艘退役的美国军用潜艇的消息广泛散布出去，最好让全巴伊亚州都知道萨尔瓦多海域从今往后将会有“黑色U艇”出没，而施奈德造船厂也将应该公司之约建造相应的“潜艇修理船坞”！
K…1之事告一段落，赫森夫妇跟随“威尔赛”号返回巴西，奥托夫妇搭乘电船公司拖曳潜艇的驳船直接从格罗顿启程，张海诺带上安娜回到了纽约。在那里，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有人说，金融市场是精英聚集之地，而纽约的华尔街则是精英们角逐智慧和勇气的场所。小小的华尔街，外观上并不出众，街道两侧那一栋栋不起眼的楼房里，每天都有数量庞大的资金在通过各种方式运作，盈利或是亏本也许就发生在眨眼之间。
9个月之前，张海诺将10万美元投入到一个名为格兰赫的私人基金中，当他再一次来到基金负责人的办公室时，得知自己的投资获得了百分之七十的回报，也就是说当初的10万美元在三个季度内增值了7万！
坐在小办公桌后面的基金负责人，是个刚满30岁的年轻人，他脸形小巧，黑褐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在如今的华尔街，本杰明·格雷厄姆还只能算是小有名气，但在张海诺原来那个世界的历史上，他可是鼎鼎大名的“华尔街教父”和“证券分析之父”，股神巴菲特等一大群华尔街精英也都是出自他的门下。
张海诺遇上此人，有一半的偶然因素。去年夏天，他和巴尔巴斯联手炒作全美咖啡的股票——这在未来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在20年代的时候，相关的法律还不健全，美国的公司真实情况一般都比较隐秘，而内部人士往往掌握着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就给他们利用股市牟利创造了机会。
短短一个夏季，张海诺通过外围炒作全美咖啡股票获利400多万美元，巴尔巴斯也入账300多万。只是与巴尔巴斯的守财主义不同，张海诺期望在1929年之前从股市套取更多的利润，然后利用1929至1933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转投实业——当金融、地产甚至农业崩溃之时，美国经济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大萧条之中，房屋、地皮和农作物的价格非常之低，只要手里握有美元、英镑或者是黄金，购入倒闭公司的产业将变得轻而易举，甚至有机会低价从居民手中收购到价值连城的古董和珍宝。
可是另一方面，张海诺又不能长期留在纽约，在这种情况下，寻找一个合适的代理人变得尤为重要。在经济学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他知道了凯恩斯、亚当·斯密、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格林斯潘这些有名的人物，他们中既有经济理论家，也不乏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好手，只是在20年代的纽约，就只有本杰明·格雷厄姆和他未来的黄金搭档杰罗姆·纽曼处于“当打之年”。
让张海诺感到高兴的是，他没多费力气就打听到了本杰明·格雷厄姆这号人物。当他在1923年秋天找到格雷厄姆的时候，这位在英国伦敦出生、自小移民纽约的强人已经离开了纽伯格——亨德森——劳伯公司，在那里，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信息员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证券分析师，从1923年初开始，他自立门户成立了这家格兰赫私人基金。
9个月的时间里，资金回报率达到百分之七十，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绩，张海诺抛出的“砖”已经初步证明这块“玉”的价值所在，尽管他此时还没有完成那部划时代的着作——《有价证券分析》，但当他还在纽伯格——亨德森——劳伯公司担任证券分析师时，就因为对投资股票的准确判断而获得称赞——这一点张海诺不难从华尔街的金融同行那里打听到。
不过这一次，张海诺发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本杰明尽管依然彬彬有礼，眼睛里却有种化不开的愁容，基金收益状况良好，他又为什么而发愁呢？
格雷厄姆查阅了一下眼前这位投资者的资料，用商议的口吻说道：“林克先生，您的最初投资是10万美元，根据这段时间基金的收益，您将获得7万美元的回报。最近我们正在讨论基金分红的方案，备选方案有三套：其一，是只分配收益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剩余部分直接作为您的新投资留在基金运作；其二，分配收益的百分之三十至六十；其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收益进行分配！”
如果基金未来仍能保持现在的收益率，那么自然是第一种选择对投资者最有利，这就相当于复利计算，但出于谨慎的考虑，投资者必然希望将一部分收益兑换成现金。
张海诺并不急着选出其中一个，他问道：“不知格雷厄姆先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年轻的基金管理者答道：“以基金管理者的角度，我是希望各位投资者能够接受前一种方案，这意味着基金可以快速扩大规模，在基金运作上是有很大好处的！将证券市场比作是波浪起伏的大海，那么基金就是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这艘船吨位越大，抗击风浪的能力自然越强！”
“说的不错，但以我个人的看法，这样做的前提必须是确保基金有稳定的收益率，这样投资者才会有足够的信心！”张海诺在这位大师面前小小的“卖弄”了一下自己的经济学常识。
格雷厄姆仔细瞧了张海诺一眼，有些失落的说道：“是的，这一点恰是许多人都担心的！大家对证券市场以及我们基金的操作还缺乏足够的信心！不瞒您说，如果我短期内无法说服至少一半的投资者将他们的多数收益留下来，这个基金将面临解散的境地！”
“这么严重？”张海诺表面上很意外，但他知道这位“华尔街教父”最终是靠自己的理论着作以及格雷厄姆——纽曼公司而奠定自己在纽约金融界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历史的轨迹中，格兰赫私人基金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产物。
一旦这个基金宣布解散，张海诺现有投资并不会遭受损失，但让他感兴趣的是格雷厄姆的去处——依照历史的发展，他将会和杰罗姆·纽曼组成一个新的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从此走向自己的辉煌。
在这一点上，年轻的格雷厄姆显得很坚决：
“是的，如果基金始终停留在原始规模上，我宁可解散它！”
张海诺考虑了片刻，“冒昧的问一句，如今基金公司的规模已经超过100万美元了吗？”
“在分红之前是有的，但如果分红的比率超过百分之六十……”格雷厄姆摇摇头，“我们几乎将回到最初的规模！”
“那么说，现在大部分投资者都要求第二种和第三种收益分配方案？”
“确切的说，坚持第三种分配方案的人占大多数！”格雷厄姆显得很失望，这位年轻人显然不愿自始至终的扮演一个小证券基金管理者的角色，他的心里应该有更宽阔的天地。
“如果大部分投资者都这样坚持，解散也不是什么坏事！”张海诺平静的说，他很快从格雷厄姆脸上找到了异样甚至是不悦的成份。抢在格雷厄姆说话之前，他又道：
“为什么不找一些开明的投资者成立一个新的基金公司呢？”
格雷厄姆咋一愣，但马上就揣测起这句话背后所蕴含的意思。
“这么说，林克先生有意成立一个基金公司？”
“不！”张海诺笑道，“如果格雷厄姆先生成立一个新的基金公司，我将是第一批投资者！不过，我很想知道先生准备为一艘多大的航船掌舵？”
格雷厄姆的目光在张海诺身上停留了好一会儿，他有意清清嗓子，好让自己的声音更有底气。
“当然是越大越好！”
“那么期待格雷厄姆先生的巨轮能够早日启航，顺便说一下，本人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刚刚卖掉20；000股全美咖啡的股票，如今这笔资金随时可以投入证券市场，只是在下忙于家族在巴西的事业，一年在纽约的时间还不到5个月，因而一直在寻找一个可靠的基金公司！”张海诺起身，然后将一张名贴递给已经有些目瞪口呆的格雷厄姆，那上面写着他在巴西的联络地址——施奈德造船厂。
作为金融界人士，格雷厄姆当然知道一年前刚刚发生的“全美咖啡风暴”，至于全美咖啡背后神秘的巴西造船厂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家造船厂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从默默无闻到摘下巴西第一造船厂、南美第一造船厂的桂冠，实力之雄厚令人侧目。
只要翻一翻去年的证券资料，人们就会发现全美咖啡每股股票的市值在秋天时达到最高点的242美元17美分，即使这位“奥地利商人”并不是在最高点抛售，2万股换取的资金也在400万美元以上，4倍于如今的格兰赫私人基金！
新的基金公司，最终于1924年底成立，名称依然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两位未来的大师级人物一个专注于证券分析，一个长于管理和处理各种繁杂事务，而在他们的背后，12位股东提供了近100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这样的规模在20年代的纽约华尔街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金融大鳄，更令人称奇的是，这群股东的平均年龄还不足40岁，据说连巴西最大的烟草公司丹纳曼的家族成员之一也参股其中。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这个基金以雄厚的实力和精明的判断赢得一场又一场金融战的胜利，而它及时抽身股市转购更加安全的黄金和政府债券，亦被后世人奉为经典。
第11章 逆风飞扬
1910年11月14日，美国人尤金·伊利于驾驶寇蒂斯制造的双翼飞机从停泊在弗吉尼亚汉普顿锚地的“伯明翰”号军舰铺设的特制甲板上起飞；次年1月18日，伊利又驾驶寇蒂斯飞机成功降落在了“宾西法尼亚”号的甲板上，这一起一降为航空母舰的诞生脆响了序曲。
在这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背后，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初是因为得知了德国在研究可从军舰上起飞的飞机后，美国的钱伯斯海军上校才说服当时的美国海军高层领导进行这两次试验，尤金·伊利则通过自己精湛的技术和大无畏精神让美国抢在了德国人之前完成这项壮举。
德国历史上有没有在一战之前完成他们的舰载机试验，人们已经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二战期间虽然建造了“齐柏林”号航空母舰，却因为戈林的阻挠迟迟不能入役，也就是说德国海军从未真正拥有过航空母舰。
不过这一切在张海诺所处的这个时代即将发生改变。1925年11月11日是德国战败7周年的日子，一次大胆的尝试就选择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进行。
清晨的海面上依然灰蒙蒙的一片，厚厚的云层暂时隔绝了阳光，在萨尔瓦多以东约110海里的地方，一艘体积庞大的货轮正缓缓前行。它是施奈德造船厂向德国不莱梅威塞尔造船厂订购的第二艘万吨级货轮，1。8万吨的“勇气”号。和其他远洋货轮一样，它的烟囱和主建筑位于船体中后部，前部相对宽敞的甲板下是主货舱，而今天它的船体前部格外的平整——人们用木板在它烟囱之前的位置搭建了一条长45米、宽12米的飞行甲板，甲板上等距排列着30根两端拴有40公斤沙袋的绳子作为阻拦索。
在最后检查过船上的飞行甲板和阻拦索之后，船上的人员纷纷退到烟囱两侧的安全位置，而此时在货轮的舵室和船桥上站着许多人，他们的心情无不是兴奋和忐忑的。
要观看甲板上即将发生的一切，货轮的舵室无疑是最佳角度，而如今占据这个舱室的，除了船长和掌舵人员之外，还有今天这项试验的策划者和主导者海诺·冯·芬肯施泰因、罗德里克·冯·赫森、奥托·冯·格伦布考。此外，在张海诺身旁还站着另外一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神秘人物。自从上船之后，他除了和几位负责人小声交谈之外，基本上都只是默默的看着周围的人忙碌。
“这样的天气会不会影响到飞行员的飞行状态？从萨尔瓦多出发能准确找到这艘船吗？”
距离预定的时间还有十来分钟，这位胡须刮得干干净净、一身整齐礼服就像是去参加重要一般的年轻男子又一次小声向旁边的张海诺提出问题。
“别担心，少校先生，今天驾驶飞机的是我们最好的飞行员，他曾在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担任战斗机飞行员，在我们的航空公司担任首席飞行员、航空部总监，5年中驾驶飞机在这巴西沿海飞行了不下两百次，除非机械故障，他的飞机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张海诺称他少校，因为他是德国海军的现役军官，而他之所以会来到这里观看这次试验，完全是因为另一个人——如今担任波罗的海军区司令的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中将。
在雷德尔的亲笔信中，康拉德·帕齐希被描绘成一个值得信赖、无限忠于德国的正直军官，两人早年就曾在基尔共事。雷德尔在信中还提到自己担任“塞德利茨”号参谋官初期常常和帕齐希一起到冯·劳伦茨将军在基尔郊区的别墅做客，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