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 餐（2）
同样道理，当网球从室外移至室内而变成乒乓球之后，世界上能将此戏玩到出神入化、天下无敌者，也只有我们中国人了。世上的事情但凡只要上了桌，从地面被摆上了台面，对于吾人来说，这事就好办多了。
然而天下也没有白吃的野餐。再次来引证一下冰心奶奶：“我永远也忘不了，早在1936年，我到欧洲旅游的时候，一位德国朋友在星期天带我们到柏林郊外一处树林里去野餐，那片树林一望无际。那天总有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在草地上铺上布，一群人饮、食、笑、乐，十分热闹。我的德国朋友对我说，每星期天几乎都有10万人在此野餐，但野餐过了，10万人散了，草地上却是干干凈凈，连一块纸片都没有！我从心底佩服德国人的文明习惯！在国内呢，越是名胜之地，游人越多的地方，就越是肮脏杂乱。解放后是好多了。但昨天，我的女儿和她的同事们去香山鹫峰，也算是春游吧。回来就问她，鹫峰游人多不多？干净吗？她摇头说不干净……”
就野餐的阵仗而言，柏林郊外草地上的那“好几千个家庭或团体”，乃以人多取胜；香山鹫峰一带的“不干不净”， 人也多之外，靠的主要还是东西多。也就是说，与其说什么文明不文明，不如视后者的狼藉乃中式野餐在品类上过于丰富的必然结果。正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大嚼骋怀，足以极口腹之娱，信可乐也。
小菜一碟
民国23年，旧中国社会上的“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至少在发起者蒋介石的口腔里），这年二月二日，蒋介石在杭州对航空学校第二期毕业学生发表了如下谈话：
“我告诉你们：现在一般中国人十个就有九个不会，比方讲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或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还有，吃饭的时候，一切乱七八糟，不仅桌椅碗筷摆得一点没有条理，而且要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吃过之后，使人家走路都不好走过！试问这是不是文明人类吃饭的样子！
“再讲住房子，有几个人真正懂得住房子的道理，真能常常打扫干净，布置整齐，一般的情形都是满地的垃圾满屋的灰尘，厨房厕所格外的龌龊，四面的阴沟也不知疏通，还有随地吐痰，到处肮脏污秽，房子里面的东西，也是杂乱无章，乱丢乱摆！总之，一般中国人住房子，每每龌龊凌乱到不成一个‘人’所住的地方！”
整整60年之后，我个人对于以上讲话有以下两点感想：
其一，“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或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基本上就是一幅标准的野餐图景。所谓“乘鹿车，携酒壶，使人荷锸而随之，‘死便埋我’”！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俯察”之类，玄学不玄学、另类不另类的先不讲，就现场的一般吃喝情形而言，你以为还可以另类到哪里去呢？
其二，满地垃圾满屋灰尘，杂乱无章乱丢乱摆，尤其是“格外龌龊”的厨房厕所——正是出于对这种室内环境的厌恶，于是“捧一碗饭立在大门口来吃，或是一面走一面吃”，将一日三顿改行野餐方式，看开些，亦属忍无可忍，出于愤怒之义举。
总而言之，不管吃什么喝什么以及怎么吃怎么喝，野餐总是赏心乐事一桩。最起码，Picnic一词在英语或法语（piquenique ）中除了“野餐”之外，尚有“轻松愉快之事”或者“小Case”、“小菜一碟”的含意。当然，也许正是出于西人对野餐的这种“小菜一碟”的心态，“水果、面包、巧克力”，野餐的内容才被搞到贫乏乃尔。
永远的“城中村”
按照Webster辞典对Picnic的解释，可以自称或被称为“野餐”的户外饮食活动，必须符合以下几项条件：
一、它是一项娱乐（ entertainment ）或者是一场Party；
二、必须自带食物；
三、必须在户外（ 露天 ）进行（ out door，in the open air ）。
其实在各种汉语辞典里，对“野餐”的注释则简明扼要得多——“带着食物到郊外食用”。名虽如此，然而在各个汉语城市里，“野餐”在行为上如今却都多多少少地打了折扣，最主要的修正，集中在第二项“自带食物”。也就是说，娱乐还是娱乐，户外仍是户外，只是“自带食物”变成了“自购食物”，特别是在那些绝对不欢迎“自带食物”的场所里的“自购食物”。
尽管此举相当于把“自杀”变成了“他杀”，野餐依然不失是一桩赏心乐事。在假日里，在天气比较正常或人体感觉比较舒适的情况下，凡设在郊外、室外或半郊区、半室外的酒楼食肆，总是比市区或室内的更为抢手。我一直相信，广州人对“大排档”的迷恋，与其说是因为价格因素，不如说实质上乃出于对野餐以及“野趣”的向往。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大排档的爱好者心中（或者胃里），都有一座永远都不可能被拆除的“城中村”。
除了不能“自带食物”之外，中式的“城市野餐”不仅保持了内容丰富的光荣传统，而且还开发出形式和内容的互相促进。白云山，广州“城市野餐”之首选名山，山上山下，酒旗招展，遍地英雄下夕烟，喝酒吃肉真忙。尽管所谓“山泉水”的来源今已十分可疑，不过我还是觉得白云山上的那碗茶，就是TMD好喝；白云山水浸出来的豆腐、猪手，实在是TMD好吃——当然，这都是在山上“野餐”时的想法，下山的路上，我通常都会得出这样一个比较理智的结论：好吃，好喝，多半是因为TNND刚才爬山爬出来的饥渴。
野 餐（3）
对于野餐的偏执，本质上是对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野性的呼唤”所作出的口头回应，正如在白云山、二沙岛时有发生的“停车Zuo爱”，亦不失为对“野合”的安全模拟，以一片赤子之心。尤其是对于那些花了大把金钱心思把家里的厨房、餐厅装修得美不胜收，自己却坚持能不回家吃饭就不回家吃饭的“视归如死”的男人来说，不管有没有in the open air，只要是out door，一切不在自己家里进行的吃喝活动，其实都是他们内心深处永远的“野餐”。
古墓丽影（1）
苏小小何许人也？唐代以来，文人骚客聚讼不休，于“意淫”这项主业之外，尤有一门关于苏小小的“小学”开发出来。“小学”的全部，并不是“何许人也”，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课题之上：一、苏小小葬身何处；二、她是晋朝人，还是南齐人？
唐陆广微《 吴地记 》说苏小小是晋妓，墓在嘉兴县治侧。而《 乐府诗集 》古辞《 苏小小歌 》解题引《 乐府广题 》则说：“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西陵在钱塘江之西，歌云‘西陵松柏下’是也。”钱塘和嘉兴的空间距离虽不能完全等同于晋朝和南齐的时间距离，不过有关苏小小的记载，信史并不算多。“南齐钱塘说”之所以成为主流并沿袭至今，都是诗人功劳。许是《 苏小小歌 》（ “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开了风气之先，我发现，以苏小小为女主角的历代诗文题咏，几乎都要涉及到苏小小的户籍和住处。此一现象在意淫活动的传世文本中实在并不多见。当然，这种“牧童遥指”式的“倡家地理”，主要以美学取胜，可信倒在其次。与其说“柳色春藏苏小家”，不如说“苏小春藏诗人家”。
这桩公案，最终以“有两个苏小小”告一段落。出面摆平者，为清代大学者朱竹垞。他考证出苏小小实有两个，一个是钱塘的南齐歌女，一个是晋朝的嘉兴“贤倡”，好在都是名妓。不过茅盾先生后来仍有疑虑：“苏小小是南平时一个侠妓。又嘉兴县前有苏小小坟，云是晋妓，不知是一人或二人。”不知道苏小小是“一人或二人”，比搞不清瞻台灭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要严重得多，吊错了古人的膀子，后果就不只是“伸伸脚”这样的小问题了。事实上，与不远处岳坟的墓主相比，杭州城里先前是不是真的有过“苏小小”，西陵桥下后来又是不是葬着一个同名同姓的女人，皆非信史。不过就不寻常地充斥在苏小小个案里的那些地理名辞来看，与其说“意淫”，不如说“意指”，与其说“狎妓”，又不如说是“狎墓”。古今有关苏小小的全部学问，实在大可以命名为“墓学”。张岱为苏小小盖棺论定的文章，题目就叫《 苏小小墓 》。除了照例的地点勘察之外，张岱还讲了一个“幽媾”的故事：（ 苏小小 ）芳魂不殁，往往花间出现。宋时有司马槱者，字才仲，在洛下梦一美人搴帷而歌，问其名，曰：西陵苏小小也。问歌何曲？曰：《 黄金缕 》。后五年，才仲以东坡荐举，为秦少章幕下官，因道其事。少章异之，曰：苏小之墓，今在西泠，何不酹酒吊之。才仲往寻其墓拜之。是夜，梦与同寝，曰：妾愿酬矣。自是幽昏三载，才仲亦卒于杭，葬小小墓侧。身为司马光之后，司马槱不再砸缸，而是破罐子破摔，以身相许，一膀子吊死在苏小小墓侧。真个是“莫言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西湖苏小小墓据说建于宋代，后几经毁建，《 西湖新游记 》称：“（ 苏小小 ）墓实系伪作。盖康熙南巡，偶向侍臣询及苏小小，浙江乃连夜抔土西泠桥下，一夕成墓，以备御览。后人不察，乃以为埋香之所，误矣！” 埋香之所真伪莫辨，作为墓亭的六角攒尖顶亭“慕才亭”，却是亭亭玉立，言之凿凿。传说，苏小小生前不知何故从小就养成了仰慕知识分子的良好习惯，先是于西泠桥畔与当朝宰相的公子阮郁“结同心”，男方循例负心之后，又结识了（ 并非传说中的 ）落魄书生鲍仁，欣然献金百两，助其上京赶考。鲍书生赴今京期间，苏小小一病不起，最终以十九芳龄香消玉殒，咯血而死。那鲍仁，金榜题名，封为滑州（ 今镇江 ）刺史，赴任途中路过杭州，惊悉厄耗，遂素衣哭坟，择地立碑题字，建筑“慕才亭”。“包人”未遂的鲍仁虽未像后来者司马槱才仲那样在苏小小墓侧死守，却也有“凄语”传世：“若不为民做主，吾将厮守墓侧。”
一直都望文生意地以为所谓“慕才”者，乃立碑筑亭者“慕才女苏小小之才”之意。直到有一次因无聊而通读了“慕才亭”石碑的碑文全文，一语惊醒梦中人，方才知今是而昨非——谨录“慕才亭”碑文全文如下： “南齐时滑州刺史鲍仁为纪念苏小小，根据她生前意愿，曾在此筑墓和建造‘慕才亭’，1966年墓及亭均被拆毁。此亭于1982年复建。苏小小，南齐（ 479…501 ）钱塘（今杭州 ）人，聪敏美丽，能歌善诗，虽为歌妓，但自知自爱。”很显然，建造“慕才亭”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寄托鲍仁对才女苏小小之才的仰慕，误矣！正相反，而是为了纪念并彰显苏小小“慕”知识分子之“才”的优良作风以及敢作风险投资和敷化器的独到眼光。
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白话碑文，遣词造句上虽明显具有同时代妇联工作用语的风格，却足以和鲍仁的“凄语”并列古今“吊苏文”韵文类和非韵文类中的两大极品。尤其是后者，以杭州当局2004年国庆重修苏小小墓而引发的“妓女派”和“才女派”之论战观之，令人不得不由衷地钦佩80年代立碑者敏锐的政策性和高度的前瞻性。
心中有妓
重修苏小小墓，揭开的倒是道德论战的盖子。几乎一面倒都是“反苏派”的声音：“苏小小作为古代Se情行业、狎妓文化的代表，政府不应该一方面旗帜鲜明开展扫黄活动时，另一方面却公开把玩古代的Se情文化。”更有记者质问杭州市政府：“为表子立牌，究竟想宣扬什么？”
古墓丽影（2）
一小撮“亲苏派”则认为此说过于偏激，“对历史与文化都缺少冷静与学术的审视分析”。原因主要是：古代的妓女并不能等同于今天的妓女，再说有文化的妓女也不能等同于没文化的妓女。在旧社会，广大妇女普遍受到压迫，倒是妓女这种“特殊的女性群体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追求才艺、爱情和自我的自由可能”。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苏小小亦邪亦正地同时具有妓女和妇解分子双重身份。礼教吃人，也不妨反过来先咬它一口。至少，“重建苏小小墓也就增加了西湖的历史趣闻罢了，本身并不可能有太宏大的文化价值指义”。
用“文化”和“妇解”为苏小小辩，与以“三陪”羞辱之，本质上都是一路。若将苏小定性为“古代Se情行业、狎妓文化的代表”，苏小小的芳邻秋瑾墓之墓主，恐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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