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素英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到处去找临时工的活干。那那一种抬不起头、挺不起胸做人的日子，这种记忆也让她一辈子难以释怀。而为了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力，也终于让毕胜利作出了到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的选择。这使他有了一个当时不合法的职业，但却是一个靠着自己双手的劳动而生存的人。
在岁月越过了他们八年的青春年华之后，爱情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来到一无所有的陈素英和毕胜利两人的心中。一九八二年春节，已有三个月身孕的陈素英和毕胜利举行了简单朴素的婚礼仪式。同年八月，陈素英生下儿子毕小宝。与此同时，她也失去了那一份在国营菜店里做临时工的工作。孩子需要奶粉和照看他的保姆，而这些都需要钱，仅靠丈夫毕胜利一人在街头摆摊修理自行车的那一点收入，根本无法改变这个家庭的窘境。
第十一章 自谋生计（之四）
为了生活，陈素英坐满月子不久，在和平菜市场领到了一个临时个体营业执照，摆起了猪肉摊，从此成为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个体户。在当年的知青中，有人上了大学，有人进了工厂，有人去当了兵，绝大部分人都有了一份可为之而努力的生活和事业。而对陈素英和毕胜利来说，如今作为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个体户，能够过上“日求三餐，夜得一宿”这样低标准的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们已不可能再有其它的奢望，多挣些钱养家糊口，已成为支撑着陈素英全部生活的唯一信念了。
“何干部，我愿意受罚，罚多少都行，”陈素英觉得自己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处罚，脸上流淌着两行泪水，带着一副哭腔地说道：“求你们不要取消我的摊位，我求你了，让我有一口饭吃。”
一般来说，不法个体商贩对处罚表示不满，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来硬的，采取死活不服的态度，或大吵大闹工商所，或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杀，直接威胁市场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来软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闹，那模样仿佛比窦娥还冤。更有甚者，给你来个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参加工作几个月来，何秋霖也见过不少这样的场景。不过，今天面对着陈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为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心里也有些隐隐作痛，对她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
经商之道，以利为本，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中，这些个体商贩并不知道眼前的这种允许个体经营的政策到底能走多远，而怕政策改变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个体户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明日的经营之途，却只顾眼前的既得利益，在乎着能把今天的钱挣到手。故而，鼠目寸光的经营观念，制假贩假的经营方式，尽存于早期个体商贩的经商活动之中。这时候，在国内的经济理论界中，也正为个体户“有多少雇工才不算资本剥削范畴”而争论不休。后来，这种阻碍个体经济发展的“左”的思潮和意识，终于在一九八五年国家主要领导人接见闻名全国的“傻子瓜子”大王的讲话中，变得烟消云散。从此，个体户在社会上和人们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并逐渐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已是后话了。
“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何秋霖心里十分清楚，必须让胆敢故意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不法商贩尝到苦头，他们才有可能记住这深刻的教训。接着，他对陈素英说道：“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你，是我们没有给你改正的机会吗？不是，你已经是多次违反我们的市场管理规定了，如果所有的个体户都跟着你学，人人缺斤少两，我们这个市场还要不要？”
“我改，我一定改，”陈素英还是不肯走，软缠硬磨地泡着何秋霖，嘴里不停地说道：“请工商所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最后一次，行不行呀。”
“你先回到摊位上把你今天进回来的猪牛肉都卖出去吧。你如果有什么要求，明天上午可以来找我们陈所长说。”
“何干部，你帮帮我，好不好，我给你跪下了。”陈素英真的就要在何秋霖面前跪下来。
何秋霖岂能让她跪下，赶紧挡住并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看着陈素英还在站身旁乞求着他的可怜模样，何秋霖的心里却不由地涌上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滋味……
第二天早上，何秋霖刚来上班，在工商所里屁股还没坐热，陈素英和她的丈夫毕胜利就进来找他求情来了。
说来也巧合了，毕胜利竟然认得何秋霖。他知道眼前这位工商干部是弟弟毕自强的高中同学，前两年的时候，何秋霖还跟毕自强一起到家里吃过饭呢。
“何干部，看在你跟我弟弟原来就是高中同学的份上，”毕胜利与何秋霖先套了一番近乎，这才求情地说道：“这次，你就高抬贵手了吧，行吗？下次如果她再犯这样的错误，你怎么处理都行。”
“友情是友情，公事归公事，”何秋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还是发软了。他沉思了片刻，便对陈素英说道：“这样吧，罚款五十元，回去再写一份检查，要深刻，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然后把你的检查贴在自己摊位上的显眼处，十五天内不准撕下来，能做到吗？”
其实，这个处罚也不算轻了，五十元的罚款不是小数目。可对陈素英来说，这总比吊销营业执照和取消摊位的处理轻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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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何秋霖在陈灿所长的支持下，制定出台了一条市场管理新举措：对故意短斤少两、克扣顾客秤头的，除了教育和罚款之外，还要给违章个体户在摊档前挂上警告性质的黄牌。
陈素英深深地记住了这一次的教训。在和平菜市场内，后来由她率先在自己的摊档前挂出了“童叟无欺，缺一罚十”的牌子。不久，其他个体户也跟着纷纷仿效，向广大顾客承诺公平交易。此后，该菜市场个体户的经营风貌有了明显改观。
第十二章 投机倒把（之一）
1983年，春末夏初。
八十年代初，在新华街与西关街十字交叉路口的繁华地段上，已逐渐形成了南缰市一个转手倒卖外汇、国库券和各种票证的黑市。
有转手倒卖票证的黑市，就有依赖于黑市而存在的票贩子。用低价收购外汇券、国库券、粮票、布票、煤票等各种票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从*利的经济活动被当时的有关管理部门定性为非法的、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票贩子在黑市上从事这种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不是谁都能想到而又敢去干的事情。只有那些有一定经商知识和敢于冒被抓、被罚的风险，而又不怕吃苦受累的人，才有可能充当这类角色。
在市中心街区不足百米的西关街上，每天都活跃着一些票贩子，少时有三、四十人、多时有上百人。这些票贩子看上去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模样，而其人员的构成相当复杂：有城里人和乡下人、有工作的或者无业的；有无所事事的老者，也有吊而郎当的青年人，还有一些貌似老实的中年农妇。另外，一些有供给和需求票证的市民，偶而也会参与其中。
票贩子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守候在西关街处，不耐其烦地向来往于身边的陌生人点头、打招呼。只要路人经过这里稍有驻足，他们就会主动地迎上前来，表现出一种礼貌和亲切的态度，询问其需要什么票证，或有什么票证要出手。不管你是想买或是想卖，双方都可以进一步商谈。一旦真出现了要买或要卖票证的主顾，票贩子就会与对方站在路边讨价还价一番，然后找个僻静无人之处，进行“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当然，在这里每天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有关钱财得失的小故事，有古灵精怪的骗人，也有傻乎乎被人哄骗的。
江南中心工商所经检组与朝阳派出所治安队经常不定时的联合行动，对在西关街黑市上的票贩子们给予打击。通常，打击票贩子活动的任务主要还是由管辖地段的工商部门承担，公安方面从旁协助。在工商方面，何秋霖的经检组就负责主办这一类非法倒票的投机倒把案件。在公安方面，派出所治安队队长秦晓勇、干警刘云峰也常带队参与保护而协同办案。尽管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不断地进行综合整治，但是却无法真正扼制和取缔这种喑地里非法倒卖票证的投机倒把活动。
时代不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新的经济环境。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谋生，使城市里的流动人口猛增，便有了供给和需求票证的经济土壤和温床。票贩子们面对着工商和公安的联合行动，也采取了“你打击我跑路，你离开我进驻”的游击战术。
一般来说，有关部门想逮住票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抓票贩子是要有证据的，必须要抓“现场”，有交易的双方当事人。有时，明知此人就是一个票贩子，但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就不能抓他，更不能处罚他。对于票贩子来说，既使这次抓了他一个“现场”交易，他会自认倒霉，可下一次再想抓到他一个“现场”交易，怕就没那么容易了，说不定从这些票贩子身上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哪里有赚钱的机会，那里就有敢冒风险的人。陈佳林和他的团伙在西关街上做这种倒卖票证的生意已有一年多了。这些人原先在公交车上、街面上做小偷、“扒手”，虽然是无本生意，但属违法犯罪行为，风险极大，搞不好就要被抓进去劳教、判刑“蹲班房”，而在公共场合行窃时，一旦不幸被群众逮住，挨一顿拳脚事小，而当街被众人乱拳打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可贩票证的生意就不一样了，一进一出赚一个差价，一天下来只做几次交易，其收入就相当可观了。虽然这仍属于违法行为，但其性质较轻，派出所一般不好抓人，只好交给工商部门采取没收或罚款的行政手段加以处理。况且，这些有关执法部门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抓到票贩子的把柄。
正因为如此，头脑聪明、灵活而又善于盘算的陈佳林，早就不做扒手了。为了获取钱财，他对这种转手倒卖票证的活儿很感兴趣，甚至把做票贩子当成了自己谋生和发财的“正当职业”。早在两年前，陈佳林就已经纠集了一伙人，有绰号叫“赖皮三”的齐胜勇，“烂仔头”李东春、“虾米”卢少志、“靓仔”王国亮，“大东瓜”邓恩仁，“猪头六”周贵宁等人。他的这些手下“兄弟”，每个人都各自控制着一些未成年的十五、六岁的“街边仔”充当跟班和马仔。这一伙人以陈佳林为首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谋略地侵入商业经济领域进行非法倒票的投机倒把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上以暴力威胁、仗势欺人等不正当手段而达到谋求钱财的黑势力团伙，陈佳林以及同伙自诩为“倒票公司”。
西关街倒卖票证的黑市，如今已成了陈佳林和他的“倒票公司”的主要据点。在这里，陈佳林以及同伙通过对那些以贩票证为生的各种人员用恐吓和暴力等手段实行全面的控制，实际上他们已完全占据了南疆市贩票证黑市的整个地盘。那些大宗的票证生意，别说一般人大都本金少做不起，就是有本钱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谁要敢暗地里抢去了这样的大宗买卖，一旦让陈佳林这一伙人知道了，其结果不是被赶出西关街这块地盘，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了。如此一来，那些单个行动的票贩子为了在此混一口饭吃，就只好乖乖地把贩卖票证的大宗生意拱手让出来，而且还得赶快将这信息通过那些在西关街上活动的小兄弟们传话到陈佳林耳朵里，然后，由陈佳林或其同伙出面来做定这桩大买卖。
这天中午，一位干部模样、衣着得体的中年妇女来到西关街，步子悠闲地在街边的一颗树下徘徊。见她不是那种急于赶时间的行路人。一个票贩子马上凑上前去与她搭话，询问她是否有什么票证要出手。中年妇女回过头来，见前来询问的人是一个相貌粗野的壮年汉子，瞪了他一眼后，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但她并没有远去，而是直立在街边的树荫下像等侯什么似的。那个没能与她搭上话头的壮年汉子，估摸着这个女人一定有什么票证想出手，便招手叫来了不远处一个十五、六岁农村模样的小姑娘，跟她嘀咕了几句。于是，小姑娘径直走到那个中年妇女面前。
“阿姨，你在这里等人吗？”小姑娘脸上带着微笑。她个头不高，衣着朴素，普通话里还夹带着壮话的口音。见中年妇女不出声，她又接着问道：“你有什么票要出手吗？阿姨，我想收点粮票吃饭，你有吗？”
“粮票收什么价钱？”中年妇女看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