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是，孩子发烧时所有的窗户都要被封上，旺火被点上。发烧的孩子会被裹紧，喝下很多热水，这带来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高烧通常会导致幼儿抽搐，这种突发症状在公元16世纪和公元17世纪通常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的原因。
治疗方法通常是不起作用的，令人不安甚至有时是危险的。一种治疗鹅口疮的流行做法是“把一只活青蛙包在布里，放到孩子的口腔，直到它（青蛙）死亡。”这一做法在公元17世纪约翰·奥布里的《治疗儿童鹅口疮》一书中得到了支持。布的作用是为了防止孩子吞下青蛙，尽管它并不总有用，而有名的俚语“喉中的青蛙”（意指喉咙沙哑）也由此而来。
到公元19世纪之前，蚂蟥被用于治疗各种疾病：根据病人的症状，蚂蟥被放在身体不同部位的要害位置。如果一个孩子患了习惯性鼻黏膜炎，蚂蟥将被放在鼻子上；腹绞痛需要将蚂蟥放在腹部；最不幸的是小女孩，尿道感染时，需要将两只蚂蟥放在外阴处。
老妇人的迷信说法
不要剪婴儿的指甲。
要把新生儿放到抽屉里，否则的话，他会不幸。
坚果丰收的年头里婴儿会茁壮成长。
将牛奶挤入婴儿的眼睛里，防止他们的眼皮粘在一起。
将驴的毛发缠在婴儿的脖子上会使他们的牙齿更顺利地长出。
在鸟儿迁徙季节断奶的婴儿会脾气暴躁。
不要让一岁以下的婴儿看到镜子中自己的影子。
婴儿在三个月之前眼睛是看不到东西的。
上排牙齿掉得比下排牙齿早的婴儿会不幸。
在婴儿洗礼之前给他命名会使他不幸。
在盐水中给新生儿洗澡，让他尝三次盐水。
公元16世纪和公元17世纪，关于抚养孩子的古老的思想和做法发生了首次改变。父亲开始在抚养孩子过程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早期教育也开始被视为社会成功的基石。英国国教鼓励父母更多考虑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引导其学会好的规矩，这对孩子是利害攸关的。孩子的品质依赖于父母的训导和教育。信仰天主教的父母在得知自己的孩子受洗礼而蒙神拯救后，心里才会宽慰下来；而新教的教义认为只要信仰上帝即可得救，这让新教徒父母们倍感焦虑。
中世纪抚养孩子的做法开始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为公元18世纪父母对孩子给予更多的关注奠定了基石，尽管这一进程极其缓慢。
禁忌、折磨与悲剧
公元18世纪是英国公共和健康事业的转折点。科学家开始探索人类身体的奥秘，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与诸如怀孕、生育等有关的禁忌，已经逐渐失去了意义。
然而关于生育仍有许多未解之谜。公元1726年，一个叫做托芙茨·玛丽亚的妇女宣称，自己坐在野地里的时候被一只兔子吓到之后就生了一堆小兔子，然后这些小兔子都跑进了野地里。公众听到消息后都争相跑去见证这件奇事。尽管科学在某些领域已有所发展，人们仍然相信人有可能生出小兔子。
老妇人的迷信说法
辣根调料涂抹在Ru房上能防止｜乳头过度泌｜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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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期的妇女不能碰凉水，否则会失去奶水。
用冷、热水交替冲洗Ru房。
将用白酒和油浸泡过的薄荷放到｜乳头上可以缓解疼痛。
穿蓝色的毛绒衣服或者围脖能防止泌｜乳期时的阵痛。如果能拥有你妈妈传下来的围脖就更好了，围脖越旧，力量就越神奇。
多产和怀孕
公元18世纪人们仍努力控制多产。虽然在公元16世纪中期或许更早的时候安全套已经被规范使用，但都是用来避免感染梅毒而不是避孕。然而，正是在公元18世纪，安全套开始作为避孕工具而被广泛使用了。
安全套通常是用亚麻、干燥的膀胱或者是动物的肠子制成的。“安全套”这个名字的来历仍是个谜，也许它起源于拉丁文的“condere”，意思是“去保护”。公元1709年出版的《泰特勒》中曾说安全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饱受医生们嫉妒眼光的威尔士咖啡厅的主人，因为他发明了‘避免爱的历险所带来的坏处的装置’，并轻佻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一装置”。
随着安全套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避孕，生产厂家加大了产量并逐渐设计了新品种。人们逐渐感觉到使用亚麻安全套的不适，转而偏爱用丝带捆绑的动物肠子。彩色的丝带被捆绑在安全套的底部以作为装饰###的特色。制作安全套是耗费时间而工序繁杂的，要在碱水里浸泡、冲洗、去味和打磨，最后要装饰上华丽的丝带。在公元18世纪，英国成为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地，产品销往全世界。
当时的苏格兰新郎和新娘如果想要生育就会松开身上所有的扣节，而当想要避孕时就会采取相反的做法。新郎会在手绢上系上结，用来避孕。如果事情真如那样简单就好了。
尽管避孕开始流行起来，但仍然有很多家庭不知道避孕的可行性而且担心由于缩小家庭规模带来的不良后果。所以，怀孕仍然折磨着许多妇女，使她们疲弱不堪。幸运的是，随着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健康问题，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关注产妇的健康问题。公元18世纪以前，妇女们几乎完全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和准备分娩，而那些无穷无尽的老妇人的迷信说法对减轻妇女的恐惧毫无用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位爱丁堡的助产学教授，在公元1781年的时候出版了他的《论助产学》。
他的建议和今日给怀孕妇女们的建议有所不同。他认为：
妇女们应该过有节制的生活，不能乱吃有损胃口的食物；应该多呼吸新鲜的空气；她们的工作氛围要欢快愉悦；她们的锻炼要适度并且要适合她们的身体状况；尤其在（怀孕）开始的几个月，当卵细胞还未完全附着在子宫上时，她们应该避免拥挤等会引起不适感的场合。
在精神方面，随着宗教改革，人们对产妇的看法也有所进步。新教认为在上帝的眼中产妇并非是不干净的，这稍微减轻了她们的恐惧，但她们仍被教导当她们感到腹中孩子第一次胎动的时候应该为自己的原罪感到忏悔。道德主义者争论这个时刻应该教育妇女感到羞耻，因为从（胎动）那一刻起她们的孩子就继承了亚当的原罪。一些人认为在孕期40天到50天的时候，灵魂已经诞生了，也有些人认为受精的时候身体和灵魂已经融合到一起了。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始，科学逐渐取代了迷信。医疗护理开始加快发展，通向安全生育的大门正在一点点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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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1）
过去曾经存在两种助产士，一种是经验丰富的城市助产士，另一种是没有受过训练甚至不识字的乡村接生婆。正规的助产士在执业之前要做一段时间的学徒。经验丰富的助产士要比医生更了解女性的生育过程以及女性生理构造，她们乐意把自己的知识传给其他助产士。
大多数传统的“奶奶级”的接生婆只能提供支持，不是助产士，她们只是医生和有经验助产士的廉价替代品。乡村接生婆并不把她们的工作看成是职业，也并不了解女性生理构造。她们大多数仅仅是兼职，在试验和错误中胡乱解决问题。
随着医疗行业体系的逐步建立，人们越来越关注助产士了，对她们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众所周知，一些助产士急于加快生产速度，将手伸进产妇的荫道，用力拉拽胎儿，有些接生婆用手指将羊水捅破，如果出现产后大出血或子宫倒转，有些接生婆就用力拉脐带。
器械在分娩过程中得到广泛使用的同时，男性助产士也日益受到欢迎，他们对于“奶奶级”接生婆的批评进一步改变了女性在助产中独担其责的角色。在公元1742年，菲尔丁·乌尔德先生，爱尔兰产科领域第一位重要的老师，出版了他的《论助产士》，其中包括了详细而精确的产科研究。他第一个提倡在难产时施行外阴切开术，同时也第一个介绍了难产时减除痛苦的方法。
公元18世纪，最受关注的男性助产士是威廉姆·斯迈利，他是苏格兰人，曾在格拉斯哥和巴黎受过培训。培训之后，他定居在伦敦，在那里，他在派尔麦尔街附近开了一个学校。他打广告说教授助产学课程，学费为5先令。威廉姆·斯迈利后来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英国助产学的权威。他在伦敦的学校教授过好几百个学生并参加了1000多次助产手术。尽管他提倡助产时如有必要可以使用产钳，但他本人在1000余次手术中只使用了十次钳子。斯迈利不仅掌握高超的技术水平，而且还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他为贫困的妇女提供免费的帮助。他认为高超的助产技能来自于学习；而不能影响产妇的分娩。在他从业的年代，围绕生育的禁忌仍根深蒂固，男助产士为了保住产妇的贞节必须在被单下面从事助产工作。
斯迈利将这些有意义的条款记录在他公元1752年出版的《论产科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书中还包括对骨盆因佝偻病引起变形的详细图解，以及测量骨盆大小的简单方法。他认为婴儿的大小与母亲的骨盆有关，这一点在分娩中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骨盆破坏严重，那么产妇就很难顺利分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婴儿卡在产道中，采用剖腹产是比较安全的方法。
巴黎麦特尼特医院的让·路易·博德洛克教授也认为骨盆的大小非常重要。他发明一种能从外部量骨盆大小的方法，这为很多妇女减轻了痛苦。在这项发明之前，常规的测量方法是将测量仪插入荫道，这通常会引起极度的不适。这项新的技术不仅没有痛苦，而且保持了妇女的贞节。
公元18世纪中叶，人们意识到生育过程中使用工具可以改进手术的效果，特别是产钳的使用。威廉姆·斯迈利总是为产钳滥用带来的后果而忧心忡忡。他的伟大成就之一是完善了助产器具。他的产钳是用木头或钢制成的，外面包了层皮革。他一直坚持只有在婴儿的脑袋进入盆腔后才可以使用产钳。通过将仔细测量盆骨的措施与产钳的使用相结合能减少对孕妇及婴儿的损伤。斯迈利是第一个意识到婴儿头部转动在分娩中的重要性的人，也是第一个用产钳帮助分娩的人，更是第一个救活已经窒息的婴儿的医生，他当时使用的方法是通过银制导管向婴儿的肺里充气。
塞莫里的法国同行安德烈也很喜欢用手术工具来助产，尤其是用产钳。同时，他也注意到医生埃德蒙德·查普曼、威廉姆·吉法德和本杰明·皮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他们都致力于改良手术器具的原始设计。本杰明·皮尤在他公元1754年发表的《助产专论》中坚信妇女不应该躺着生产。他深信应该使用重力帮助分娩，而且拥护在阵痛时用站着、跪着或坐着的姿势分娩。在14年的助产生涯中他从未被迫切开婴儿的头颅（穿颅术），他的所有病人全都顺利分娩。
助产士（2）
其他的一些男助产士们却担心这种直立的姿势会影响分娩，如公元18世纪杰出的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就认为它将引起会阴破裂及一系列可能会导致产妇死亡的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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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医院及训练医生
直到公元18世纪孕妇还是在家里接受护理。医院的开设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医疗的不发达。公元18世纪的法国以最大的培训中心“迪奥旅馆”医院继续引导着欧洲的潮流。这些医学院不但培训医生，更为医学提供了科学基地，使其不再是空中楼阁。妇女却依旧被排斥在医学门外，因为医生是享有很高声誉的行业（尽管治疗还不是很有效），女性是无法担任这样的职务的。当时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加深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加之多数人都缺乏知识，所以很少有人提出异议。
随着医疗的正式化，为了进一步改善孕妇的医疗状况，人们开设了更多的妇产医院。不幸的是那里却是最容易感染败血病的地方。病毒在蔓延着，孕妇所忍受的痛苦是惊人的。巴黎“迪奥旅馆”医院的医生研究了上千的阵痛中的妇女，发现腹膜炎是由病毒感染腹部引起的。这种痛苦严重到使孕妇忍受不了任何轻微的压力。患这种病的妇女即使康复了，也会留下心脏和肾脏上的后遗症。
直到公元18世纪末医生们才开始明白引起产后败血病和热伤风的原因，到很多年以后才有了一些治疗措施，更长时间以后才有了有效的治疗。
公元1772年欧洲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在各大医院开始蔓延，夺走无数妇女的生命。据统计，其中20％是刚分娩的妇女。同年，助产士查尔斯·怀特发表了关于妇女产后护理的书。他表示卫生条件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