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是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3．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
大会指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上层建筑的一次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既无经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循，只能遵循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科学地设计改革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4．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大会强调，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消除具体制度上存在的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度里，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
中共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这表明，中共领导人已经充分估计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中共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迈入了一个新时期。
这一阶段，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方面进行的主要工作有：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迈出了基层民主实践的一大步；1988年，“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关键”的政府机构改革启动，并开始起草《国家公务员条例》，同时开始进行党政分开的尝试；1989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使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开始形成。在这一时期，我国在加强人大立法权与监督权、改进选举制度、建立社会协商与对话机制等多方面都有所建树。
这一时期，在中共中央的带领下，全国掀起了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当时学术界、宣传理论界探讨、研究、宣传的最热点问题。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文章、研究报告、宣传辅导材料如隆冬的雪花一般，铺天盖地飞来，全国人民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的热情是人们始料未及的。
第三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调整期，时间大约是从1989下半年到1996年。
一九八八年﹐由于多年积累的因素，国内物价开始出现大面积、高速度、大幅度上涨。后来人们在对这一时期进行总结的时候认为，当时的领导层对这一情况的严重性显然估计不足，因为就在这同时，政府还准备加快物价改革步伐﹐并开始公开宣传物价改革，宣传放开物价。这些引起了人們的恐慌，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国内发生了挤兑和抢购风潮，并且愈演愈烈。挤兑和抢购，造成了储蓄的大幅度下降、物价更快地上涨，人民币大幅贬值，政府不得不多发票子。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而引发。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带来损害，造成人心不稳、社会不稳和政治不稳，再加上不断有“官倒”等腐败现象曝光，人民的不满变为激愤。在诸如此类的诸多原因的促成下，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中国社会陷入建国以来仅次于“特殊时期”时期的混乱状态。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1989年的国际局势。这一年，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动荡，在后来的两、三年时间中，这些国家执政多年的共产党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地下台，实行了多年的以共产党一党执政和计划经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制度也相继崩溃，有些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国家解体！更令人困惑的是，在不同的国家发生的这一切，居然时间上如此一致、行动上如此整齐、结果上如此相似！在如此短的时间中，世界两霸中的一霸、曾经是那样威风八面、不可一世、令人望而生畏的伟大的苏联国家，一眨眼就四分五裂、灰飞烟灭了；刚刚还如此气势雄壮、队伍整齐、所向披靡的社会主义阵营，转瞬间即土崩瓦解、踪影全无。人们一觉醒来后惊奇地发现，社会主义的世界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碎的瓦砾。冷战的历史在这悲壮的喧嚣中结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几乎是在所有人都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说来到就来到了！世事真是难测啊！国际形势所发生的如此剧烈的变化，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已经发生的情况使许多人毫不怀疑事件的多米诺效应，很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事情很快也会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共与苏共、中国与苏联如出一辙，苏共与苏联尚且如此下场，一直步其后尘的中共与中国自然难逃此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仅仅基于表面现象而完全没有接触到事情的实质的看法完全错了，其实欧洲发生的事情欧洲以外并没有发生。当然此是后话，在当时，不言而喻，苏联东欧发生的剧变确实使中国共产党受到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样的局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快速而又果断的反应：首先是把“稳定压倒一切”确立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标，并在维护国内稳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硬而又有效的措施；其次是对经济领域进行治理、整顿，以消除经济方面的混乱现象；第三，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重新考虑和部署，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方式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共领导人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一时期可以算作政治体制改革的事件和具体工作主要有：1990年，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强调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并决定不再设中央顾问委员会；1993年召开的八届人大，批准了国务院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开始了第三次大的机构改革；1993年4月，国务院通过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年12月中共中央举办第一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讲座；1995年5月颁布施行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通知》等。
第四阶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苏和在既注重实效又考虑现实可行性的指导思想下继续深化的时期，时间是1997年至今。
1992年邓老南巡讲话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方面又掀起了一次新的高潮。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带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方面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观逐步褪去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在随着时代发生改变，这一切都不断地对政治体制提出新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沉闷局面亟待打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急需有新的突破。在时代潮流的压力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政治体制改革重新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议题。1997年邓老逝世，中国的改革是否还要进行并怎样进行，中共第三代领导必须对此问题作出回答。1997年5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代表第三代领导对改革作出了公开的表态。江总书记指出，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深入下去，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和其它方面的体制改革也要坚持深入下去。同年9月，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跨世纪纲领提了出来。十五大报告还提出，要加快立法速度，提高立法质量，力争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尊重和保护人权，推进司法改革，实行公开办事制度等。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3月，政府机构改革再次启动。与前几次不同，这次机构改革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搞好村级的直接选举。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部重要法律，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这里，政治体制改革的着重点从民主转向了法制，具体的改革工作所涉及的层面也回避开了上层以及中层而专指向基层。这其中的匠心与苦衷不言自明。
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被包括进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中。这之后，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就显得有些落伍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论虽然还若隐若现，但由于它已经不再时髦，也给人带来不了多少实惠，人们其实对它已不再有什麼兴趣了。
令人欣慰的是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又明确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十七大差不多是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所有思想作了一个汇总，这显然与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一致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要以“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十七大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六个方面的任务：（一）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四）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五）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六）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六个方面还是宏观层面的规划，每一方面都将会具体化为一系列方针与措施，这些方针与措施虽然还没有出台，不过人们还是有了一些理由来产生这样的期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并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资料：改革三十年回首2
中国领导人以及国内学术界、理论界曾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与探讨，所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准备方面应该说是比较成熟和充分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进展并不算快，但还是在保持国家政治秩序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稳步前进，取得的成绩是扎实而牢靠的。
这里需要先说明的是，在当代中国，人们实际上是把“改革”这一概念与“发展”这一概念相等同的，改革不仅是发展的唯一途径，而且改革就是发展。因此，我们谈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实际上也就是在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就。
要认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成就，首先应该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对此项改革目标、任务和内容的规定。
1986年9月，邓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1＇同年11月，邓老设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本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12＇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