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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传令全军停止，通知主将来亲自观看。任福来了，他也觉得奇怪，但扔在一边继续前进更不妥。那么打开吧，一瞬间之后，几百只鸽子腾空而起，响亮的鸽哨声响遍山谷。中计了！宋军每个人都想到，这是军鸽，几百只鸽哨足以相比战鼓，传递消息。
那一天，飞越的翅膀越飞越高，鸽哨声渐渐升入高空，变得辽远悠扬。地面上大群的西夏军队涌了出来，一眼望不到边，那是西夏皇帝李元昊亲自带队的人马，又是十多万人，又是上次三川口之战的格局，两万余宋兵在本土境内面对近10倍的敌人。
中计的一瞬间，不知任福想到了什么。是明白之前追杀的敌军是诱饵，他恃勇前进，其实是自陷死地？还是说，能想到更深一层，为什么这么庞大的敌军一直运动到镇戎军与渭州之间的六盘山附近，进入宋朝泾原路腹地了，还一点都不知情？！
不可能有答案，前锋桑怿已经率军冲了上去，那是在尽量争取时间，让他能布置军队，结阵自保。哪还有时间想东想西？战场在瞬间沸腾，桑怿的前锋部队显得那么孤单，就像用一只木盆来阻挡汹涌而来的洪水，西夏人淹没了他们，继续冲向了后面的任福部队。
激战开始，从最初时宋军就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他们甚至连列阵的时间都没有（福阵未成列），就遭受冲击。任福的形势比一年前的刘平还要恶劣，一马平川的山谷地，中间没有任何阻碍，连那条作为缓冲地的冰河都没有。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自冲锋，连他的儿子任怀亮在战斗中落马都无暇顾及。
就算这样，也只是在拖延着最后覆灭的时间。从上午辰时到正午的午时，两个时辰4个小时之后，宋军终于崩溃。任福在败军中想到了唯一的一个解救办法，他命令桑怿和自己的儿子带队冲向一座高山，据险而守，希望能多挺一阵，或许会有转机。
但是匆忙之间，他忘了一件事，西夏人是比他先到的战场！如果是埋伏，那么仅仅只有对面的伏兵吗？宋军冲向高山，突然间在山头上树起了西夏人的军旗，向左指，左边的伏兵起，向右指，右边的伏兵起，居高临下，向爬到半山腰的宋军压了下来
任福在山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桑怿坠崖而死，大批的士兵更是死伤无数。败局已定，这时一个叫刘进的亲信小校对他说，将军，你快单独逃走吧（劝福自免），或许还来得及。任福百感交集，逃，还要单独逃，在这样的生死场上，怎能是一个“人”的选择？
“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这是任福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他挺身决斗，身中十箭，面受两伤，最后一枪从他的左颊刺入，咽喉刺断而死。
第三十三章 胜败能论，只是枭雄
任福所部全军覆没，战斗却更转激烈，5里之外的姚家川成为新的焦点。朱观、武英部行军到这里，几乎与任福同时被西夏人伏击。
但他们比较幸运，先是意外地得到了增援，渭州都监赵律奉韩琦的急令率领2200名骑兵从南方腹地处赶来，正赶上战斗打响。另一方面，李元昊在围攻任福，尽最大力量尽快地吞掉宋军的主将，没来得及顾他们。
这时不同了，西夏人大军合围，再没有半点侥幸的机会！战斗从任福覆灭的午时开始，直到午后3点到5点的申时，又两个多时辰过去，先是武英重伤，再是东边阵地的步兵崩溃，宋军的阵地终于松散了最后的时刻到来，一个战士、一个宋朝人的本质在这时显露。
军队里有一位文官名叫耿傅，本职是庆州的通判，这时任任福军中的参军。危急中，武英把他拉到身边，劝他立即逃跑。但耿傅沉默，不回答。武英急了，对他说——英乃武人，兵败当死。君文吏，无军责，奈何与英俱死？
话说完，武英立即后悔，耿傅是位文官，但更是一位勇士。他仍然没有说话，反而挺身向前，指挥士卒继续抵抗。可西夏兵潮水一样涌来，转眼间他死在了乱军丛中。
当天好水川没有生还者，姚家川最后只逃出了朱观和1000多个士兵。他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段当地土民遗留的残垣，以墙为根基，四面放箭，才支持到另一支援军的到来。那是泾原路军方最高人物，泾原部署、安抚副使兼秦凤路军马总管王仲宝亲自率军赴援，才得以生还。
这时战场薄暮，天色将晚，西夏人渐渐退去，纵目所见，宋军尸横遍野，短短一天之间宋军泾原路帅司中的名将们损失殆尽，任福、桑怿、武英、赵律、耿傅、訾斌、李简、王庆、李禹亨、刘钧等200余名将校无一生还，士兵阵亡过万，比前一战三川口时还要惨烈可这还不包括王珪和他的4500名士兵。
好水川之战，英烈无数，最忠勇顽强的人是王珪。他和主战场里的所有人都不同，因为他本不必战死在这里。
他是羊牧隆城的守将，5里之外的好水川发生激战，他立即带兵杀了出来。但赶到时西夏人阵势已成，铁桶般把任福所部围在当中。王珪只能隐约地看到宋军的将旗没倒，他疯狂冲击，要杀进去把任福救出来。但人山人海，4千多人面对10万之众，要怎样才能杀进重围？
几次冲击，没有效果，王珪的部下们有的胆怯了，犹豫着不敢前进。王珪立即把他们军前斩首，以激励士气。但悲哀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勇气。终究是血肉之躯，绝大部分的士兵仍然没有斗志。王珪默默地跳下了马。
当年的那些士兵们或许都松了口气吧，王将军终于也放弃战斗了。却看见他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向东方跪了下去——“臣非负国，力不能也，独有死报耳！”
王珪上马再战，冲进了西夏军中。他独自击杀数百人，手中的铁鞭被打得弯曲，手掌破裂，鲜血满手，但仍然死战不退。战马被射倒了三匹，换马再战，无论如何都决不逃跑。他最后的结局和郭遵一样，死于乱箭，致命的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
王珪死了，于宋朝而言，无论将士们怎样英勇，敌军怎样众多，好水川之战毕竟是完败。但看过程，再看看结果，就知道李元昊也是惨胜。王仲宝赶到战场后，他立即退兵，再不接战。而且直接返回西夏，途中攻击刘蟠堡，只是一座军寨，就让他当时的战力成色暴露无遗。
他打不下来，而且再不敢围攻，就此撤回了本国。就算当天的好水川、姚家川战场上，都留下了此战西夏人的狼狈。在失去战场控制权的情况下，王仲宝都收集到了近600个西夏首级，战马100余匹。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李元昊同样很疼。
战斗结束，另一个人的表演却刚开始，汉奸张元。这个在宋朝落第的秀才大喜若狂，在回西夏的途中，在界边的一座寺庙里留下了这样一首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落款是“大夏国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万千同胞的鲜血，终于成就了他千古不灭的骂名。对他，我只有一句话，我替你妈难受，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畜生！
硝烟散尽，余事却未了。为什么会兵败，怎么会全军覆灭，这要有个说法。韩琦在镇戎军驻地第一时间引咎自责，上书朝廷，把败军之罪都揽在自己身上。
但陕西一把手夏竦派人去打扫战场，在任福的身上搜到了韩琦当初亲手写的军令，责任明确了，是任福违规，擅自行动，与韩琦无关。可他作为战区统帅，终究罪责难逃，处罚下来了，他被降一官、知秦州，掳夺他的泾原路主管官职。
韩琦长叹一声，只好卸职去地方上任。但他不知道，前面有一幕让他终生难堪的场景在等着他，那比好水川兵败还要耻辱。他快走到渭州的时候，突然有几千名百姓涌了出来，他们披麻戴孝，举着灵幡，抛撒纸钱，攀住韩琦的马头痛哭，高喊他的名字——韩相公，我儿随你出征，现在你回来了，我的儿子在哪里？
他们都是好水川战死的将士遗属。
韩琦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难道真的是错了吗？这一战到底该不该打？历代史书给出的答案是韩琦自不量力，好大喜功，直到面临这时的惨状，才知道懊悔。尤其是每当写到这里时，都不会忘了把范仲淹的一句话调出来对应。
延州城里的范仲淹说——此情此景，再难置胜负于度外！
可真是圣人有先见之明，宋代300余年第一人真了不起。但事情要分开看，谁对谁错，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只能是韩琦是范仲淹的因，范仲淹是韩琦的果。从整个历史走向来看，这两人的做法截然不同，但又相辅相成。
哪儿来的谁高谁低、谁对谁错？
这是后话，单就这时拦路招魂事件来说，韩琦完全没有被这样侮辱的罪责。
从公论上，好水川之战是败了，但败得壮烈又有意义。在当时，宋仁宗就只有抚恤追悼，绝对没有处罚。从任福、王珪、武英、赵律等统军大将，到李禹亨、杨玉等下级军官，死难殉国者无不厚葬丰赏，级别都到了武胜节度使、侍中这样的最高等级。
在后来的史书中，更是评价极高。蒙古人是识英雄重英雄的，他们在修宋史时这样评价——“好水之败，诸将力战以死。噫，趋利以违节度，固失计矣；然秉义不屈，庶几烈士者哉！”他们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国尽忠，纵然打了败仗，可无损于烈士的英名。正如不能以胜败论英雄。
胜败能论的，只是枭雄！
于私人方面，以王珪为例，面对死亡，他逃避了吗？还有那些当场战死的无名士兵们，这些人中有多少是贪生怕死，死时诅咒韩琦和主战将军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尤其在一些妇女、老人的心里，始终都留存着一个非常龌龊恶心的念头——战争可耻，当兵可耻，死于战场更是耻上之耻。那么谁去保家卫国呢？
自有别的不长进人家的儿孙们！
在这些人的心中，至少在拦住韩琦马头的这些军烈家属的心中，当兵只是职业，养家糊口的办法而已。所以他的孩子只能活、不能死。他们总是看不清，在人世间，有一些职业是绝对不能只当作工作来做的。比如，军人、医生、教师、警察、监狱、政府职员，这是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的关键部门，那与开饭店的有本质上的区别！
可恨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仍然还是这样的价值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去搜寻，几乎处处得见。
所以完全可以给韩琦这时的遭遇下一个结论，他不必要惭愧，那些军属是丑陋的，他们让自己战死沙场的亲人的荣誉受损，让他们的死失去了价值——既然他们认为那是错的！
尤其是宋朝三百余年间，只有这么一例，其他战争中伤亡将士的家属们，从来没有这样当面恶心人的。要去祭奠，哪里不行，非得到韩琦的面前？
至于范仲淹的那句话，是另有隐情的。
韩琦在泾原路奋力厮杀的时候，范仲淹也在同时做着努力，只是办法和意向截然相反。开战之前，李元昊曾经故伎重施，又玩诈降诈和的那套老把戏。
他派人到宋朝的鄜延路、泾原路分别请和，提议我们不打了，现在直接谈谈条件和可能性。韩琦一眼就识破了这个无耻的老花样，连帅司都没让对方进，直接踢出泾原路。范仲淹就不一样，他也知道可能性不大，但尽礼接待来使。
虽然这个使者本身就很尴尬，是宋朝的降将高延德。面对叛徒，范仲淹热烈欢迎，对他带来的和平意向非常感兴趣，并且亲笔回了一封信给李元昊。信里强调，你知道怎样才能立国吗？是“以仁获之”；知道怎样才能国祚绵长吗？是“以仁守之”。
我们大宋皇帝一直都对你报有厚望，知道你是受了小人的挑拨，最终会迷途知返的。作为我本人，现在劝你重新接受宋朝的爵位和赏赐，这才是你的光明前途。
最后派宋军的一位将军韩周陪着高延德回西夏，要面见李元昊本人，把和平结果敲定。但非常可惜，韩周一去一回，共用了40多天，在西夏被接待的最高规格，只是见到了西夏高官野利仁荣，至于李元昊，他正在好水川忙着养鸽子呢。
韩周回来，带了一封超长的“国书”，共有26页之多。至于其内容，宋史中没有记载，范仲淹的列传中没有记载，只有4个字的形容词——“书辞益慢”。比以前的谩书更加难堪，战胜之后的李元昊趾高气扬，根本就不当范仲淹是回事。
尤其是所谓的和平，这种提议在侵略成性的人眼中，只是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