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办法，却是唐朝的“府兵制”。它让唐朝的军队拥有极强的战斗力，可危害性也是致命的。军人们有自己的收入，根本不用政府养，于是藩镇林立，大家都是土皇帝！
新政就要铺开，问题还要先讲。还有些别的事没有交代清楚，因为每当看到这里时，我的脑子里总会冒出一个问号。
如果范仲淹等人说的都是真话，那么宋仁宗时代，还能被称为中国五千年封建社会里“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时代吗？难道都是乱讲的？
这是个问题，涉及到了阶级。其本质就像这本书开篇时所写的那句话一样，“快乐就像金钱，世上只有那么多，你多得了，必有别人少得。”
对某些人来说，这时是“最美好、最富足、最文明、最自由”的。相应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最不美好、最不富足、最不文明、最不自由”的！
后一种人，是武官，是农民，小手工业者，奴隶，像奴隶一样的佃农等等等等。前一种人，是文官，是大商人。
我们必须得先知道富的有多富，牛的有多牛，才会清楚穷的有多穷，怒的有多怒，范仲淹等人的所谓新政，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暂且认为所有条款都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说富裕，先说文官。这要找出一个合适的个案来，他不仅要说明宋朝的文官有多幸福，更要能衬托出大商人们有多嚣张。这样一些极品例子，就都被排除在外了。比如寇准、吕蒙正、宋祁、晏殊等大佬，他们的圈子还是太窄，并且事迹也太人所周知了，总拿他们说事，让人烦得慌。
我举出的这个人叫石延年，字曼卿，官并不太大，光禄大理寺丞、太子中允，做的实事很多，包括在河北、河东、陕西练了几十万民兵，防备西夏和辽国。他出名的地方，在于他的诗词非常美，画也很高雅，但这些都不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最为世人所传颂的，是酒量。
宋朝官员喝酒享乐，花样真是太多了。寇准包起大幕，喝到烛泪流满地，跘人跟头，一场酒局下来，赏给舞女们的钱，是普通人家几年的积蓄；吕蒙正寒酸了些，他喜欢独饮，只是下酒菜特殊了些，他喜欢鸡舌。
吕府后巷里天天遍地鸡毛，鸡尸成片宋祁、晏殊两人很风雅，富得不露痕迹，没几个人看过他们喝酒的样子。石曼卿则不同，他的喝法在人类史上也不多见。
披头散法，赤脚戴枷喝，叫囚饮；爬大树上蹲在树杈上喝，叫巢饮；全身脱光光，跳进一大捆稻草里，在里面躲好了，伸出头来喝，喝完了再把头缩回去，叫鳖饮。各种动物喝法都玩腻了之后，他也能像神仙那样飘逸潇洒。
某次，他和另一位酒坛大将刘潜去酒店，脱落痕迹，举杯即干，喝了一整天。天晚后，两人站起，一揖相别，终局没交谈一句话。第二天，开封全城轰动，该酒店昨日有二仙对饮。
这样他喝酒的名声就传出去了，常在河边走，终究要湿鞋，一个非常特殊的酒局在等着他。
事情最先从住宅说起。这就要先说说宋朝的城市规划特点，它和以前所有的朝代都不一样。从前，先秦时代开始，中国的城市特点，就两个字。
封闭。
以伟大的唐朝为例，长安、洛阳这两大最著名的大都会，其实就是两座超大型的集中营。它们由最外围的高大坚实的城墙围起，最里面又是更加坚固且豪华的围墙——皇宫。在外城与皇宫之间的，就是100多个居民区，叫“坊”。外加两三个商业区，叫“市”。
坊与坊之间，有若干条横直交织的大街，看着可以通行，但是有严格的限制。首先，坊和市都要由围墙隔断，各自成为独立的分离体。在唯一可以走动的大街上，道旁没有任何商店，也没有普通的民居，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有资格临街开门。
很苛刻吗？不，这已经非常进步了。在汉朝，想临街开门，您至少得是万户侯。至于买东西，您可得趁早，尤其是腿脚得快些。市，每个商业区都只营业小半天，黄昏就是命令，全城居民必须立即回家，好孩子早早上床睡觉。
这样的生活，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了。冷漠。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而商业，更谈不到发展。精神和物质都被一道道高墙所禁锢，这才能体现出那些“五陵少年”们的倜傥，只有这么一伙人，是疯疯癫癫，玩得尽兴的。
宋朝不是这样，她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开放，最自由的时代。她是之前的汉、唐、五代等没法比似的，更是之后的元、明、清所没能达到的。我们随便举出个例子，就以开封城里御街北段，自州桥向北，直到皇城宣德门这段路为例，就会知道宋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这段路上衙门林立，有超级大衙门，比如枢密院、秘书省、门下省，也有次一等的，如太常寺、都进奏院、都亭驿，再向前还有神圣无比的景灵东宫、景灵西宫，这是皇家的家庙，里面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神位。就在这样的地方，百姓们就见缝插针地开着各种店铺，每天从早到晚，从晚到半夜，不停地迎来送往，吆喝叫卖，就是这么的闹。
但是官府不赶跑店铺，店铺不避让高官，双方和平共处，就是个和谐。更不用说离他们不远的附近街区，就有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那里随时都保持着至少2000名学生，朗朗的读书声简直就是大合唱。更绝的是，太学的附近，就是个红灯区，他们的大合唱里总是会掺进去些莺歌燕语，打情骂俏，生动活泼。
石延年的事就是这么发生的，他身为朝廷大官，可是邻居没法挑选，甚至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也。话说他那时住在蔡河下曲，旁边是座大宅院，高墙大门，看着那叫个森严，里边天天传出来钟鸣鼎食之声，轻歌曼舞之乐。
石大人听得心里很痒。
但是不敢随便登门，就算经常喝醉了，也没敢借着酒胆放肆。因为对方的架子真是超大，每天几十个锦衣奴仆出出进进，那派头在当时就是阶层的象征。直到有一天，好奇心终于要害死猫了，他拦住一个锦衣奴仆问，“你家主人何许人呢？”
回答：“敝主人姓李，方20岁，无兄弟，家里侍妾曳罗绮者数十人。”
竟然如此奢华！敢情外边几十个男仆，里面还有更多的佳丽石延年把N多的问号都扔开，不顾身份，向一个下人提出了要求。“我想见见你们主人。”
那个仆人微笑了，“敝家郎君素来不结交士大夫。不过，他喜欢饮酒。早就听说石大人海量，郎君似乎也有意见您，请大人稍候听信。”
不多一会儿，仆人回来，有请您过府饮宴。
石延年很高兴，为了郑重，第一次登门嘛，他全套冠带打扮，虽然不是官服，已经靴帽俱全。终于进了这座大宅，里边厅堂高大，设施豪华，石延年更是不敢大意。他坐等了好一会儿，主人才出来。却见这位姓李的20岁青年没戴帽子，只系了块头巾，腰间是一条勒帛，脚下是一双拖鞋。见面之后，更没有行礼作揖那一套，拱了拱手，就把他带到了另一间馆舍里。
这间馆舍丝帷锦帐重重叠叠，不见其深处怎样，陈设珠光宝气，极尽纷华富丽。两人坐了好一会儿，像是要石延年熟悉环境，放松心情。之后，才有两位俏丽佳人走了进来，看装扮，她们是侍女，手上也托着些什么，可不是酒菜。不是要喝酒吗？石延年开始奇怪，喝遍开封全城，还没见过这样待客的场面。
走近之后，石延年才看清她们手上托着两个小木盘，上面码放着许多块红色象牙牌，牌上有字，那些字他都非常熟。
宋朝当时知名的美酒，以及汴梁城里的经典美味。侍女提示，他可以各选5种。
片刻之后，香气袭来，10多位歌妓侍妾托着果品酒菜，丝竹乐器进来了，可是没有桌子，她们就站在主客之间。歌声响起，笙管鸣奏，罗绮丛中，香艳袭人，这些美女向石延年缓缓走近，他不知道是要做什么，难道宴席就是这样开始了？
的确开始了，这在当时叫“软盘酒”。不用桌椅摆设，侍女们轻移款步，游行于主客之间，纤手奉送，难道还不如无知的木头？当天石延年就在这样的温香软玉丛中饮酒，侍女们忽聚忽散，共有5次，他饮酒举杯5次。之后侍女们鱼贯而出，主人也翩然而去。
酒宴竟然结束了。
石延年好长时间没返过劲来，与这位翩翩少年相比，自己算是什么呢？所谓海量，所谓囚饮、巢饮、鳖饮，都不过是怪癖之饮、牛饮！只供解渴，哪来的雅致？尤其是想起，以前和众酒友所自豪的，不是喝多少酒，而是喝多少天酒，真是惭愧，惭愧！
由此萌发出爱慕亲近的感觉，他事后郑重写帖，派人送去，要与李郎君结交。却不料人家闭门不纳，根本就不再来往。石延年很受伤，对这人百思不解，多方查问，才知道对方的身份。
不是权贵子弟，而是富商大贾，一心一意做生意的人，根本就没把读书、当官、光宗耀祖，挣国家工资那套事放在眼里。宋朝的有钱人就是这么的牛。至于要说，他们为什么这么牛，难道在古代经商，就不用与权贵阶级打好关系吗？
要知道在清朝时，经商的不世天才胡学岩也要挣到个红顶商人的身份，才能让自己的银行商行风行全国。那么在宋朝为什么就这么的反常呢？这个事以后再说，因为在范仲淹新政的时代，并没有对商业、商人的限制在里面。
现在提到这些，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即范仲淹的新政，还是彻底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全是用于改善宋朝当时的政府职能，就算触犯了官场上的一些利益，也非常的轻微。他没法像30年之后的那场真正改革性质的变法中，那位天地神明祖宗皇命都不在乎的人，所达到的激烈对抗程度。
顺便说一下，那个人就在此时的一年前，考中了进士，名次蛮高的，是一甲第4名。现在正在南方的一个小地方当个芝麻小官，教携诸弟，奉养母亲，日子过得很清苦。
他叫王安石。
综上所述，范仲淹的出发点很好，方法很柔和，皇帝的决心也很大，一个月之后，新政就开始在全国实行。这个形势是多么的喜人啊，那么请问，为什么就出了岔子呢？
问题就出在新政推行的头一条，“择官长”上。
首先，这是个历史原因。宋朝地方上的最大行政级别是“路”，官职叫转运使，名义是可以管钱、管粮、管军队。这就很要命，因为跟唐朝的节度使差不多了，所以赵匡胤和赵普玩了个小花样，就是让后代子孙一片哀号的“冗官”。
他们给官职来了个叠床架屋，官上加官，把转运使的权力暗地里分散了，最起码没有了监督管理权，这份权力派给了一个叫“按察使”的官。于是就造成了转动使名义上最大，可没人怕的现象。
范仲淹提议，让转运使和按察使合而为一，把下属各部门、各官吏的工作情况全面向中央汇报，这样看谁敢不服，敢不用心工作？
命令一下，人心振奋。不过最振奋的人不是各路的转运使大哥，而是开封城里的当时最有名的大才子欧阳修。这时他升官了，是知谏院的院长，掌握了宋朝二分之一的弹劾权。而掌握这份权力的过程，就是他毕生引以为傲的业绩。
给宋朝官场洗澡。
吕夷简死后，他和蔡襄、余靖等君子们同心协力，把吕夷简例年来安插进两府、两制、御史台、知谏院的同党们都赶下了台。20多年的污垢一下子都洗白，怎一个爽字了得！
结果他爱干净就成了习性。庆历三年的九月份仁宗皇帝开天章问策，十月“择官长”开始实行，十一月时他就接连上书。两封信，一个是弹劾两制官，也就是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说“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还得继续清洗。
一个是瞄准了由两制官推荐的御史台，掌管着宋朝另外二分之一弹劾权的同级部门，“近年台官，无一人可称者。”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不是当时，而是好多年！
第十二章 开山之作
很多年之后，这两封奏章被认为是庆历年间最伟大的疯子欧阳修的开山之作，是他成为顶级君子，又同时把新政玩死的证据之一。
要真正理解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尤其重要的是，他怎么就敢这样做。需要重新回顾一下宋朝当时的政府名单。
宰相：章得象、晏殊；
枢密使：杜衍；
参知政事：贾昌朝、范仲淹；
枢密副使：韩琦、富弼；
权三司使：王尧臣。
这份名单里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都是自己人；晏殊是富弼的老丈人；章得象认为新党很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