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里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一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味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1946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屯阝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43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1947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有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的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入口香浓，直透脏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传，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方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骨都骨都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
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薰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第二十二章 或人日记抄】………
李广田
正当大家高高兴兴忙于准备过节的时候，万里外飞来了一封家书，弟弟说：母亲去世了！
我感到一片茫然，不知从何说起，也不知从何想起。
母亲是八十几岁的人了，辛辛苦苦过了一世，幸而活到了解放后的今天，过了些比较称心的日子。但是，年岁是不饶人的，担心着的事情，还是这样突然地降临了。
我努力唤起我对于故乡和童年的回忆，希望母亲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再度显现。可是，我想起来的是什么呢？别的事情都有些模糊，独有下面的情节使我永难忘怀，而且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我就感到难言的痛苦。
我的家庭是中农成分，自从我记事之日起，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如此。不过，在解放以前，由于反动统治的压迫剥削，所谓中农，也已经破落不堪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套完好的大车，但后来却变成了一辆破破烂烂的车子，行不得了。家里曾经养过一牛一马（那是恰好可以驶那辆大车的），后来却只剩了一头老黄牛，也瘦得只余一个骨头架子。我还记得从前房子是比较整齐的，过了些年，我从远方回家一看，有几间房子已经塌了房顶，几间勉强支持着的老屋，屋顶上也长满了荒草，好像蓬首垢面的老人。总之，家里已是一片衰败景象。当然，虽说败落，却也还没有落到朝不保夕的地步。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自己能够劳动的人，他们从年轻时候起，一天到晚，都是在自己的田地里劳动，年纪大了，也还是照样劳动。我的弟弟也是一个好庄稼人，他那么诚朴勤俭，那样喜欢劳动，很像我父亲的当年。就这样，一年到头，总还是可以糊口的，只不过有时候听到父亲长吁短叹，说道，“看起来，日子是越过越难过了！”幼小者，当然是无知无识，对于家里的生计，是不会挂在心上的，自己心里所想的，倒是一些非常美妙的事物。然而，不妙的事物，却不断发生着。我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对母亲的态度，是多么可怕呀！他经常骂母亲，母亲不敢回答，只是暗自叹息，有时藏在自己屋里啜注。有一次，我刚从外面回家，忽然听到父亲大声詈骂，却不见人影。循声寻去，才发现父亲把母亲关在屋里，一面斥骂，一面不知用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母亲身上抽打。我害怕极了，父亲用力抽打的声音，比打在我自己身上还更痛楚，若是打我自己，我会咬住牙根一句话也不说的。我听见母亲哀哀啼哭的声音，我的心快要痛裂了。我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我的心里已经被恨的感情充满了。我恨，我恨的是谁呢？难道是恨我自己的父亲？不，我分辨不清楚。我总认为父亲是个好人，他从来不欺侮人，他受了外人的欺侮也从来不想报复，我怎么能恨这样的人呢！但是，他又为什么这样打我的母亲？母亲犯了什么不得了的过错？我真是想不通。我用力推那屋门，关门得紧紧的，一点也推不动。失望之余，我这才哇地哭了出来。
以后，隔不多久，就会有这类的事情发生。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痛苦，我想问，又不知道应该问谁。
终于，我算是弄明白了，是当我到邻家去找一个小伙伴时，听人家告诉我的。人家说：我外婆家本来很穷，现在越穷得难以度日了（这是我知道的，我父亲总不让我到外婆家去）。我的外婆又经常卧病不起，我那个“拙于谋生”的舅舅，无可如何，就只好向我母亲求援。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舅舅就来家里取点米面或干粮回去，我那母亲也偶尔拿些东西去外婆家帮顾帮顾。就是这样，不料终于被父亲觉察了。父亲虽然这样凶暴地对待母亲，母亲却还是不顾死活地帮顾自己的老母亲和亲兄弟。
我的同情心自然是在母亲一边的，我很想帮助母亲，但是无可如何，母亲也从来不让我知道这些事，她却是假装无事似的，依旧对我那么慈爱。我只是暗暗地抱怨自己的父亲，他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难道他不知道外婆家里经常断炊吗？我想问问父亲，却又十分害怕。我是知道父亲的脾气的。我从人家后园移了月季花来载在自己窗前，父亲看见了，一怒而把我的月季花拔掉，而且用力把月季花丢到房顶上。我为了报复他，当他不在的时候，用尽了力气，把父亲幼年时种在水缸旁的枸杞拔断了。这一下，可惹下了滔天大祸，如不是母亲护着真不知会落个什么下场。现在由于母亲受到这样的委屈，我更害怕父亲了。以后，我渐渐长大，我就离开了家乡。我在外边常常想起家里这些可怕的争吵，殴打的声音、啜泣的声音，还常常在我耳朵里发出回响。虽然我也渐渐地懂得了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我对于我那辛苦一世的父亲也还是感到不易理解。
我的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去世的，我没有看见他最后的颜色。现在，我的母亲又去世了，我还是没有来得及回去。接到弟弟来信，稍稍沉静之后，我所想起来的只是这件事，可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多么深痛的伤痕。
如果死而有知，我想母亲一定会告诉父亲说：“过去的事情，你大概不会忘怀，那时候你只责怪我，那是因为你不懂事。我活到了新社会，我就懂得了很多新道理，过去那类事也不会有了。孩子们，乡亲们，现在都过得很好，因而，也让我们老年人一同高兴吧。”
以上，是某某同志的日记的一章。得到他的同意，我一字不易地照抄在这里，日记里所说的那个父亲确是一个好人，正如那个母亲是一个好人一样，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两个老好人，就这样互相折磨了多少年。那个早死的父亲，他自己不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后死的母亲就似乎知道了一点。日记的作者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也只记下了这一现象，或者说，他在这段充满了感情的日记里用简单的笔触画出了这一形象，而这又不只是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的形象，而是在旧社会里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之所以珍视这段日记，其原因正在于此，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加以分析，作为我正在从事的“社会意识发展史”研究的一个生动的实例。
………【第二十三章 一段疯话】………
傅斯年
有一天晚上，从前门回住所，心上好不高兴。半路上遇到一辆汽车，对着我跑来了；把它那怪物一般的眼睛射到我身上，我的眼睛顿时不中用了。我不能不躲它呀，一躲就躲到沟里去了。爬起来，眼看那东西飞开，没奈它何。
这一怒非同小可，回到寓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凡坐汽车的人都该枪毙的！”同寓的人大笑不止，问我缘故。我说：坐汽车的人大约分四类。第一类是武人。这是不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