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 第853部分

　　　　此事和关卓凡今后大有关联，所以先插一段左宗棠如何“英雄欺人”。

　　　　左宗棠督师入闽，剿汪海洋、李世贤，用的法子不是“围剿”，不是“兜剿”，而是“压剿”——从北、西、东三个方面压迫汪、李，逼他们南窜。

　　　　南边是哪儿？

　　　　广东。

　　　　左宗棠的这手极其阴损。

　　　　左宗棠的目的不是早日剿灭发匪——“左骡子”眼里，汪海洋、李世贤釜底游魂，早晚是盘中之餐。并不急于竞功于一时。他的真实用意，是“驱寇入粤”。然后，他的“督办浙闽军务钦差大臣”的头衔，就可以换成“督办浙闽粤军务钦差大臣”了。

　　　　然后，他的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伸进广东。

　　　　踩入广东的地界，是为了赶走广东巡抚郭嵩焘，然后叫自己的亲信、浙江藩台蒋益沣取而代之。

　　　　左宗棠对郭嵩焘的心结何以如此难释，谁也说不清楚。恐怕左、郭这对“儿女亲家”自己，也未必能百分百说得清楚。

　　　　抢郭嵩焘粤抚的位子，一为修怨，二为开辟饷源，为今后的“西征”做准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粤抚的位子，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易筹码”。

　　　　一切都在左宗棠算中，汪海洋、李世贤果然被逼入广东，他的“浙闽军务钦差大臣”的头衔，果然换成了“督办浙闽粤军务钦差大臣”。

　　　　然后左宗棠就开始对广东各种指责。

　　　　左宗棠在“陈明广东兵事饷事”一折中，疾声厉色：

　　　　“广东一省兵事实不足观，而饷事亦不可问。军兴既久，各省兵事或由弱转强，粤则昔悍而今驽矣！各省饷事或由馈而渐裕，粤则昔饶而今竭矣！”

　　　　说广东“兵事实不足观”，是事实。但自洪杨乱起，广东被祸甚少，稍能打的都调出省去跟发匪见仗了，广东自个怎么能够保持强悍的军力？换了其余任何省份，处在广东这个局面，也大致如此的。

　　　　说广东的饷事“昔饶而今竭”，就是左宗棠睁眼说瞎话了。广东“饷事亦不可问”，其实是他“左骡子”问不得，人家曾国藩可是大把大把地从广东藩库中搬银子呢。

　　　　总是左宗棠、郭嵩焘两个死活不对付就是了。

　　　　这几句话，攻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广东一省，自然把责任最大的两个，一个两广总督瑞麟，一个广东巡抚郭嵩焘，都扫在里面。

　　　　这是左宗棠故意的。他的算盘是，吓唬吓唬朝廷：如果在郭嵩焘的事情上不如我的意，我可就要攻瑞麟了。瑞麟有多少把柄，嘿嘿，我是晓得的；不晓得的是，你们舍不舍得瑞麟？

　　　　攻郭的同时，保蒋。

　　　　左宗棠在奏折里说道：“兵饷兼筹，任大责重，非明干开济之才，不能胜任。浙江布政使蒋益沣，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

　　　　这话说的！

　　　　谁不知道左宗棠目高于顶，一向以诸葛孔明自命？居然称蒋益沣“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此话之重，真是无以复加了。

　　　　朝廷没办法，只好下旨：“着浙江布政使蒋益沣，驰赴广东办理军务，兼筹粮饷。”

　　　　虽然表面上“准予所请”，但对左宗棠的真正的目的却装做听不懂。因为蒋益沣不论资历还是能力，都实在难当巡抚广东这类超级大省之任。

　　　　“左骡子”终于发飙了。

　　　　左宗棠抓住楚军将领高连升赴任广东提督一事，对广东督抚大加挞伐。

　　　　就像关卓凡打平捻匪，把山东、安徽的“提督事”抓了过来一样，左宗棠打掉汪海洋、李世贤后，把广东的“提督事”也抓了过来。

　　　　一般说来，提督到任，只带本标亲兵即可，但左宗棠说“大乱方平，民心未定，粤省安插降卒，搜诛土匪，善后之事方多，正当留扎劲兵，以资镇压”，嘱高连升带本部兵马赴任。

　　　　广东大起忙头，仗打完了，广东却“永久性”地多出五千客军，不论财政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很大的压力。

　　　　于是瑞麟咨文左宗棠，表示高连升俺们是欢迎的，至于高部嘛，就别来了。

　　　　可叫我捉到痛脚了！

　　　　左宗棠立即上书，言辞激烈：

　　　　“臣扪心自问，所以为广东谋者，不为不至，而广东顾难之！”

　　　　“伏思海疆之患，起于广东，中原盗贼之患，亦起于广东，当此军务甫竣之际，有筹兵筹饷之者，应如何惩前毖后，以图自强？若仍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明于小计，暗于大谋，恐未足舒朝廷南顾之忧也。”

　　　　什么“以庸暗为宽厚，以诿卸为能事”，基本上等于指着瑞麟的鼻子在骂，就差点名道姓了。

　　　　左宗棠的意思非常明白：再装傻，我就打瑞麟了。

　　　　朝廷确实不能再装聋作哑了。

　　　　左宗棠“督办浙闽粤军务”，虽然比不得关卓凡“督办五省军务”时明诏将五省督抚都直接派做了下属，但毕竟也是钦差大臣一枚，若果左宗棠真的骡子脾气发作，对瑞麟指名严参，朝廷无论如何要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他的意见，不给瑞麟处分是不可以的。

　　　　但瑞麟又是不能动的。一个是他和圣母皇太后的渊源；一个是他几乎是总督中硕果仅存的旗人；一个是粤海关向来是内务府的重要财源，有一个听话的“自己人”在两广总督的位子上，很多事都比较好办。

　　　　于是终于遂了左宗棠的愿，内阁明发谕旨，“着郭嵩焘来京，以蒋益沣为广东巡抚”。

　　　　*（未完待续。。）
第四十一章　最佳投资目的地
　　　　关卓凡眼中，左宗棠这一番“英雄欺人”，算是政治斗争的经典之作。而且，除了郭嵩焘一个人倒霉，其他几方，露面的，没露面的，皆大欢喜。

　　　　朝廷是受了左宗棠的挟制，才不得不去郭。但有趣的是，两宫也好，中枢也罢，对左宗棠却没有生出真正的意见。

　　　　一来，是因为西征已经定了左宗棠，现在正是朝廷借重他的时候；二来，是因为朝廷上下都明白，左宗棠脾气虽然大，但却不“结党”。

　　　　左宗棠人缘儿不好。慈禧就对关卓凡说过“没有人愿意和‘左骡子’搭伙计”——这是事实。左宗棠到哪里都爱压人一头，搞得谁都讨厌他。但正因为如此，也没有什么有力的人物“党附”他，所以就比较让朝廷“放心”。

　　　　反倒是被左宗棠赶走的郭嵩焘，是曾国藩一脉。向“湘系”收权，是朝廷不宣之于外的既定章程。难得左宗棠肯出这个头，不然，以郭嵩焘的声望和绩效，动他可不容易。

　　　　所以，朝廷迁就左宗棠，其实也是“顺水推舟”。

　　　　三来，这本来就是一笔交易。

　　　　左宗棠并没有指望蒋益沣在粤抚的位子上呆多久，将来得成所欲之后，蒋益沣就是一枚弃子，放在那里都无所谓。

　　　　对蒋益沣来说，就算以后终究坐不住粤抚这个位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本来就是天上掉馅饼。履历上有了“抚粤”这一笔，假以时日，重新爬到一省长官的位子。并不如何为难。

　　　　左宗棠想要拿到西征的差使。希望关卓凡不但不和他争。反过来还给他支持，自知不可能单靠一份一万银子的礼物，加上拍几句人家姨太太的马屁，就能达成交易。

　　　　通过胡雪岩这个中间人，关卓凡和左宗棠在广东这块地盘上达成了默契。左宗棠先“过一手”，关卓凡再来“接盘”。

　　　　关卓凡向两宫皇太后举荐左宗棠的时候，郭嵩焘尚未去职。左宗棠觉得关卓凡的事情办得实在光棍漂亮，心中颇为感念。于是加紧“倒郭”。朝中有人好办事，看看火候差不多了，“上面”便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依了左宗棠。

　　　　对郭嵩焘，关卓凡是抱有歉意的，但他想起这么几句话，“于亲有亏，于义无悖；于私有惭，于公无愧”。

　　　　前两句可以放到左宗棠身上，后两句可以放到自己身上。

　　　　郭嵩焘。就当你为时代做点牺牲、受点委屈吧。

　　　　还有，我会请你再次出山的。

　　　　话题回到上海。

　　　　电报“形势一片大好”。邮政的势头也相当喜人。

　　　　其实，“江苏驿邮所”就挂在上海电报总局的下面。松江、苏州、太仓、常州、镇江五府之间的陆路邮路，镇江和上海之间的水路邮路，经过一两个月的“试运营”，很快便运作顺畅。

　　　　开始的时候，驿邮所只派送电报和收发信件，到了后来，“邮包”也可以交寄了。

　　　　普通民众对邮政的热情远远超过了电报，潜在的庞大市场需求爆发式地释放出来，驿邮所的邮件的交寄量，不断“刷新”主事的杨仕全和邵德生最乐观的估计。

　　　　一年没到，从开支上来说，“江苏驿邮所”已经过了盈亏平衡点，而且“增长曲线”高高翘头，眼见必是一门能赚大钱的生意了。

　　　　知道邮政会成功，但成功来得如此之快，还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大伙儿仔细分析，得出一个结论：驿邮所的成功，除了“政府专营”之外，和邮马、邮车、邮船都挂轩军中军的旗子大有关系。

　　　　这面旗子，既是安全保证，也是信心保证。保护邮路畅通，也叫老百姓放心交寄。这笔“无形资产”，不知道要不要算进成本里面？

　　　　松、苏、太、常、镇五府的新式邮政，引起了曾国藩的很大兴趣。已经说好，过了年，就开通苏北两江总督直辖的江宁、淮安、扬州、徐州、海州厅等地邮路，还是由江苏驿邮所操办，还是挂轩军的旗子。

　　　　这样，江苏一省的邮路就全通了。

　　　　江苏驿邮所的客户也包括洋人。法国人皮埃尔办的“客邮”，交寄量已经大减，这位江苏驿邮所的前顾问，正在和杨仕全商量，看看两家的线路能不能够合并到一起，其实就是希望江苏驿邮所“收购”他的“客邮”。

　　　　看在皮埃尔做过江苏驿邮所的顾问的份上，不好教会学生饿死老师，赵景贤请过关卓凡的示后，对杨仕全说，价格合理的话，可以谈一谈的。

　　　　接下来是“财经口”了。

　　　　新铸的“苏洋”一面世，便在市面上迅速流通开来。

　　　　人们对这种精致、闪亮、“料足”的银元爱不释手。开始的时候，颇有人想囤积居奇的。刘郇膏的臬司衙门盯得很紧，狠抓了几个典型，以儆效尤。待“苏洋”源源不绝地上市，流通便完全正常了。

　　　　“苏洋”很快便“走出江苏”，北至北京，南至广州，都能见到“苏洋”的身影。

　　　　开始的时候，刨去铸造成本和发行“苏洋”的银行、钱庄的佣金，估计有六、七厘的升水。但实际上，苏洋的价格折成银价一路走高，一年下来，升水已接近一成。

　　　　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供不应求”四字。

　　　　老百姓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质量的本国货币，“苏洋”的受欢迎的程度迅速超过了银块和铜钱。作为一种“地方货币”，“苏洋”却事实上开始流通于全国，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庞大的市场需求，“苏洋”的供应量自然是不足的。

　　　　这种局面，短期内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洋的身价还会愈走愈高。

　　　　“铸币税”真是一样美妙的东西。

　　　　杨坊的上海关，月入关银已经过了百万，且还在不断增长中，而一年前这个数字还是五十万；来年即同治四年，也即1865年的关银，笃定超过一千五百万两。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有清一代，之前国家岁入的最高峰出现在乾隆朝，大约四千五百万两。则单是上海关一处的收入，便等同于整个国赋的三分之一了！

　　　　上海关年过千万是意料中事，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江苏、上海的长毛平得最早，因此恢复得也就最快。中国社会经济特有的“大乱之后强力反弹”的“功能”，在苏、沪一带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个，原时空上海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位置和发展走向，本时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上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龙头，对内、对外，都成为一块巨大的“吸金磁铁”，资金、人才源源流入。

　　　　第三个，关卓凡的推动，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