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商人在巴黎2、3、11区和犹太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甚至已经开始一步步地把犹太人挤出原来的领地。
对中国人而言，温州这个词几乎意味着一种奇迹。历史上温州从来就没有辉煌过，在海上丝绸之路开拓得最成功的年代，它南边的泉州成为最大的贸易港口。然后在明清时期，温州也远未如长江沿岸的各港口那样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虽然温州也沿海而建，但却并没有突出的建港条件，并且作为港口腹地也不够广阔。因为其背后的大山阻隔了货物的运输。
虽然温州并没有任何突出的地理或资源优势，但却以自己的敢闯敢干，创造出了让中国人为之惊讶的经济奇迹。如今，大家一提到温州人就会联想到富人、有钱、做生意等词汇。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就靠自己出产的“八大王”，以及满中国到处遍布的小商小贩创造出了一个“温州现象”，乃至于成为经济界人士为之深入研究、探讨的主题。而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关注到的，还有众多温州人开始在悄悄走出国门，移居到国外，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取得了让当地人为之震惊的成功。
温州人移民欧洲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参战，并在各地招募了大约14万劳工赴法国支援协约国军队。根据与英法政府签署的合同，这些劳工每天报酬为5法郎。当时温州一带百姓生活贫困，因此青年人纷纷应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劳工中大多数乘船回国，也有部分幸存的温州人选择了留在法国。
许多年过去后，这些中的一些人依靠自己的吃苦能干发了财。他们发达的消息传回老家后，吸引更多的温州青年来到法国谋生。许多温州青年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另一些则依靠另一拿手手艺——皮件制作，经过漫长的路程辗转到达法国。他们最初一般都在火车站附近落脚，一开始靠出卖劳力，或从小商小贩做起，走街串巷卖一些杂货、日用品。后来有了一定资本，就开始了开服装店、餐馆等行当。
由于数十年来各自谋生，温州人虽部分集中在巴黎第3区的几条批发街，却“大隐于市”，法国社会几乎没感觉到这个移民团体的存在。
温州人来欧洲真正的移民潮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由于有前面那些移民先驱的基础，部分温州人首先吃上了螃蟹，用各种方式来到了法国。
巴黎：欧洲温州人的大本营（2）
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温州人在法国亲戚的帮助下以探亲移民的身份合法地进入法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偷渡现象，而且当时中国对出国审批控制很严，因此移居法国的温州人数量还很有限。
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温州地区移民海外的人数剧增，也创造了偷渡集团的“繁荣”商机。这个时期到达欧洲的温州人绝大多数都是偷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春光博士曾组织课题组，对在巴黎的温州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成果论文《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合模式》引起较大反响。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曾重点访谈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后到法国，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来的，占。
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与当时的西欧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欧洲的生活条件要远远高于中国国内。很多温州人偷渡到了欧洲，打工赚钱，然后有很多人开始把他们的收入寄回国内，这让他在国内的亲属还有相熟的人都知道了——原来在欧洲一个月能收入数千元钱。这对于当时的国人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成功人士的传奇被频频传回家乡，流传并放大，而偷渡的危险与创业的艰辛总被有意无意地淡化。这刺激了一批又一批年轻人的出国淘金梦，于是温州人出国的高峰到来了。以温州的七都镇为例，镇上现有人口不到9 000人，在海外却有1．3万人，其中在法国就有3 000人。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出国挣钱，能够养家糊口，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一代的温州移民非常艰苦。首先出国就要花掉10万元左右，钱都是亲戚凑的。第二，他们是没有回头路的，既然选择了出来，就不能回头，家里的老小都期盼着他们。第三，要忍受数年的无身份日子。时刻面对着恐惧，面对着警察。“自己能否继续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国内的中国人根本不会遇到的。
据王春光课题组的研究论文，由于最初的移民大多都是偷渡来的，大部分人的身份都不合法。没有居留权，开不了银行账户，找不到正式工作，而且随时都有被警察逮捕的危险。这就使温州人只能当黑工，给当地人打工，干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而且过着无身份的日子。许多人的工作就是整天猫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分日夜地做衣服，还有一些则是给比较早在法国扎根的中餐馆做菜。
那时候温州人的工作内容都是差不多的，不是做厨师就是做衣服。而对于工时和工钱没有任何谈判能力——在法国，雇用偷渡者属于违法，老板冒险收留已是幸运，如果你觉得辛苦就滚蛋，想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多得是。
巴黎有唐人街，通常这是最初到达的中国人唯一的去处，在那里他们是安全的，周围的社区会提供保护、窝身之地、一日三餐，还包括应付警察和移民局的官员。哪怕你一点不懂法语也照样可以生存，但是一旦离开唐人街，所有的一切都会消逝。因此很多人一步都不敢离开唐人街。因此一些人形容：“我们不是来到法国，而是一群温州人被空投到巴黎。”很多人盼望法国能再度大赦，这样他们就会以正式移民的身份进入法国社会。
初来法国，几乎每个人必不可免的一项事情就是做黑工，赚取一点微薄的工钱，除养活自己之外，余下的还有部分可以存下来。通常做黑工每天都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有两种基本的工作可选。做衣服，一般都是从早上8点左右开始，然后一直做到晚上23点甚至到凌晨4点才收工。每天如此，基本没有休息日，而且这样的工作似乎从没有尽头。就在唐人街中国人区狭窄的小工厂作坊里，很多人做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几年。这是个非常艰苦并且枯燥的工作，但是，温州人从不抱怨什么。当然这样也好，由于没有时间游玩、娱乐，所以，也基本没有什么花钱的事情。这样虽然做黑工的工资很微薄，但还是能积少成多储蓄下来，如果有十几年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类似的工作还有到中餐馆里当厨师。每天面对着冰冷的厨房墙壁炒菜，工钱是没多少的，当警察来的时候还必须得随时躲避。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多数温州人都坚持了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在家乡他们的亲人正期盼着他们衣锦还乡。
对于偷渡者而言，获得居留权的可行渠道有两个： 一是只要还没被警察逮捕，就等待大赦机会。法国最近几次大赦时间分别是1981年、1992年、1997年和2007年；二是与一个法国人或有居留权的人结婚。再就是想办法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陆续有近300名中国人加入了外籍军团。
位于巴黎3区的市长街、庙街一带车水马龙，一直是一条传统的商业旺地，也是最早中国人打拼下的地盘，后来便成为温州人在巴黎最早的聚集地之一。在更早的时候，在这里做生意的主要还是犹太人。但是很快，扎下根来的温州人便在这里展露出了头角。如今，在庙街上已经聚集了众多温州人经营的首饰、皮具、服装、旅游纪念品等批发零售商店。成立最早的华人社团“华侨华人会”也坐落在这里。
最初温州人在3区所从事的主要是百货批发业。那个时候这里有很多从国内进货，在3区小街批发的玩具和打火机之类的小物件。由于店少，竞争还不是特别得激烈，利润还相当不错，可以说是批发百货的风水宝地。于是，很快的，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开始涌入，并把这里占领。然后从这里出发，温州人又开始占领巴黎的其他的街区，如11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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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区的辉煌
除了3区之外，温州人在巴黎的辉煌还与巴黎的11区有很大的关系。与3区情况相似，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巴黎11区伏尔泰街早期只有几家成衣批发店，都是犹太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设的（但是后来他们看到周围全部是中国人，就慢慢退了出来）。
由于3区温州人的商圈逐渐被占满，因此，很多人开始寻找新的开拓地。一部分温州人看好了11区的伏尔泰街等街区。先是有温州人租了当地的几个店铺，然后，其他人便迅速地跟进，也纷纷跑到附近找能够空出来的店铺，然后就改过来，专做成衣批发店，当地的店铺租金、转让费等也迅速上涨。很多温州人是提着装满现金的皮箱来的，看到合适的铺面，就走进去，跟老板商量，能否高价转让其店铺，其中不少店铺是法国人开的面包店、药房、肉铺、乳酪店等。在伏尔泰街也逐渐占满之后，一些温州人就又跑到附近的Sédaine、帕蒙提耶和Popincourt等街道。很多法国的传统商家老板都乐得转让，因为店铺的转让费让他们兴奋无比，比他们辛苦工作10年所赚得的钱都要多。这些钱足够他们舒舒服服地下半辈子过上好日子。就这样，在几年间，这一带三四条街，几乎全部都由温州人开起了成衣批发店。根据巴黎第11区区政府估计约有五六百家，由此形成了“华人服装一条街”。
偷渡进入法国的人最盼望的就是大赦了，这样，人们就可以转为合法的法国公民，那么就不必偷偷摸摸地打黑工，而最为温州人看重的是从此可以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开工厂了。
1992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曾有过一次大赦。通过这次大赦，一部分温州人最先拿到了居留的身份。于是一部分在工作中积累了一定资本的温州人立即尝试自己做生意。当然，主要还是传统的两个行当，一个是餐馆，一个是开制衣工厂。而开起了制衣工厂就需要销售渠道，然后成衣批发零售店也就慢慢成为另一个投资方向。
这次大赦极大地激发了温州人对法国的向往。有了成功的榜样，温州人也越来越多地来到了法国。这些后来的温州偷渡客，又为刚刚脱离早先的地位、开起餐馆和制衣工厂的温州老板找到了现成的劳动力。而为了招募给自己打工的人员，很多开制衣工厂的老板还主动召集自己家乡的亲属、乡亲偷渡法国。基本上每个老板都有十几个黑工为自己打工。
在早期，开制衣工厂是很赚钱的。那个时候竞争不激烈，11区原先也有一些衣服批发店，但都是由当地法国人或犹太人经营。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些工厂老板因为总是有大量起早贪黑、做牛做马苦干的老乡为其辛勤干活，因此其产品成本要比那些当地人经营的低得多，这样，他们出货的价格可以非常低，因此，产品非常畅销。这些制衣工厂老板的资金也就迅速地积累起来。从而发生了前文所叙述的那一幕，温州人开始大量花费现金买下11区的衣服批发店，向更高的社会地位迈进了。
于是在温州人群体里就形成了一个链条。地位最低、也最辛苦的是那些初到法国，不得不打黑工的制衣工厂的工人，他们付出的辛劳最多，但是得到的报酬却最低。较早进入法国，并取得居留权的温州人就比较幸运，他们遇到了一段蓬勃的发展期。
整个过程基本是这样的： 在11街的成衣批发商越来越多，于是又需要更多的制衣工厂。因此，制衣工厂就必须要请很多的工人。那个时候，温州人的偷渡也如火如荼，到达法国都很容易找到做衣服的工作，于是工人越来越多，制衣工厂也越来越多，很多人都赚了大把的钱，于是更多的人从工厂老板进一步当起了批发店老板。然后，商店再次增加，又推动着更多的成衣工厂出现。生意火爆，所有人都不能闲着，几乎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着。到处都有工厂在做衣服。而巴黎11区的衣服批发也随之名声大噪，欧洲各地的人都会来巴黎来提货，甚至一些美国的客户也会慕名来到巴黎进货。
不过，这样的繁荣景象最终还是停滞了下来。最初的生意好做是因为，无论衣工厂还是批发商，最初都是在和其他国家的人竞争。靠着更加吃苦耐劳和勤奋的温州人，总是能迅速地将那些竞争者打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温州商人的加入，竞争就直接在这些温州商人之间展开了。
开头的几年里，因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