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破坏。这样的行为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并不稀奇。公元391年，罗马皇帝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也同样下令将“异教”寺庙摧毁，包括亚历山大艺术博物馆和收藏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大部分书籍的萨拉皮雍（Serapeum）神庙。由于缺乏古玛雅人知道什么和信仰什么的直接证据，偏见和误解不断加深。直到今天，玛雅人不懂科学这样根深蒂固的偏见在西方宗教界和科学界都依然广泛存在，这阻碍了对于玛雅文化本身的全面评估。
有人认为迪·兰达也部分地弥补了玛雅文明，因为他记录和保存了玛雅历的日期和象形文字。强烈的好奇心一度战胜了他的厌恶，他从不同知情人口中收集了很多信息，试图解释玛雅历的日名（day…signs），他认为这些日名是玛雅字母体系的拼音字母。尽管迪·兰达远没有成功，但他的《尤卡坦风物志》（Relación de las Cosas de Yucatán）保存了玛雅文字和语言的一些重要方面。300年后，法国学者布赫布尔发现并出版了此书。依靠这本至关重要的书，早期的玛雅学者得以开始重构曾经失去的知识，如玛雅历的循环方式，神秘的象形文字体系等。
16世纪，一场神学争论在圣芳济会中风行——玛雅人有灵魂吗？为什么我们努力把基督教信仰传递给没有灵魂、令人憎恶无比的异教徒？动物可以进入天堂吗？这些是16世纪中期典型的争论，表现了盛行的观点和官方教会政策的形成过程。今天，尽管土著人可以拥有精神信仰，人们对他们的偏见还是根深蒂固。走出19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偏见之深潭的一种方式就是把玛雅人看成高尚的原始人。查尔斯·达尔文既是个进化论者，看到赤身*的原始人感到厌恶；又是个坚定的奴隶制度废止论者。达尔文自相矛盾的立场解释了他著名著作《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中对于土著人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是温和善良、热爱和平的部落；另一方面，他们赤身*、令人恶心、难以理解。无论如何，对土著人浪漫化的描绘吸引着欧洲人的想象力，并与人们的负面态度相抗衡，但是“野蛮的”异类和“文明的”民族这条明确的界限一直都存在，因为在人们眼中，玛雅人不是同类，而是引人观察思考的事物。
拉坎东雨林的低地上，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 River）向西流去，把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分割开来。在这里，未被征服的最后一部分玛雅人繁衍至21世纪。就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研究了拉坎东族古老的信仰、梦想和仪式。他们依然会前往野草丛生的博南帕克（Bonampak），祭拜他们早已仙逝的祖先，他们会在“上帝之罐”（仪式用的陶瓷器皿）中焚香。但是拉坎东族的生命之轮已进入了垂垂暮年，深受近亲繁殖之害，他们的人口数量已经不足一百。尽管人们都知道这个固执的群体拒绝遵循欧洲人的习俗，但其最近一代却最终做出了很大让步。他们现在只在帕伦克遗址或是圣·克里斯托瓦尔·迪·拉斯·卡萨斯（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的那波伦研究中心（NaBolon study center）和博物馆出现时才穿上他们标志性的、随风飘拂的白色外套。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他们是丛林中的幽灵、奇怪的森林居住者，他们以猴子为食，用木棉包围营地，并不断迁徙。
1882年，一次奇特的会面标志着他们丛林式田园生活的终结，探险家阿尔弗雷德·莫斯莱（Alfred Maudslay）在去往亚克锡兰的路上发现了典型的“异类”——拉坎东族玛雅人。坐船沿乌苏马辛塔河顺流而下，导游让他把船拉上岸。他们走的路上不断有美洲虎的头骨出现。最后他们来到一块空地，那里有三间小屋，一个拉坎东女人出来迎接他们。莫斯莱写道：
她一点都不害怕；她非常愉快地微笑着，极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邀请我们进屋，告诉我们，所有的男人都出去收可可了……这个女人的脸部特征跟帕伦克人和蒙契人（Menche）非常相似：宽前额，鹰钩鼻，厚嘴唇。她令人愉快，也很健谈……
人们普遍认为拉坎东人是凶狠的丛林野人，但是莫斯莱的经历并不能为这样的偏见提供证据。
拉坎东人仅仅是中美洲文明之树上的一片叶子。事实上，在征服之后，对于新世界印第安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留存下的阿芝特克帝国人身上得到的。正如卡洛斯·富安蒂斯（Carlos Fuentes）所说：“墨西哥人是阿芝特克帝国的后裔，而阿根廷人起源于船舰。”血脉融合和近亲结婚使阿芝特克成为现代墨西哥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今天，很多拉丁美洲人和奇卡诺人都自豪地承认他们是阿芝特克人的后裔。很多美洲人（指所有南北美洲的非专业学者）过去理所当然地排斥“异类”，现在依然如此，而现代墨西哥人俨然成了异类。
阿芝特克领地（1）
在远离玛雅中心地带的墨西哥中部，另一位神父伯纳狄诺·迪·萨哈冈（Bernardino de Sahagún）通过和当地知情者交流，记录下了蒙特苏马后裔的信仰。当地传统中一些深刻的东西应该被保留下来，怀着善意的西班牙人一直抱着这样的想法。迪·兰达收集并保存了很多关于当地历法和传统的文件，在16世纪，他写下了《古历神礼说》（The Book of the Gods and Rites of the Ancient Calendar），但是跟往常一样，这本著作遭到了禁止，被束之高阁，大约三百年后才得以出版。
17世纪后期，卡洛斯·迪·锡古恩萨辎·贡戈拉（Don Carlos de Sigüenza y Góngora）从一场烧毁城市的大火中抢救出了很多文件。他研究了阿芝特克人的传统，称“墨西哥征服”之前的印第安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锡古恩萨辎仔细研究了阿芝特克人留下的象形文字手稿，发现他们历法的循环周期是52年，今天被称为历法循环（Calendar Round）。这种历法融合了当地两种计日方法，一种周期为260天，另一种是周期约为365天的太阳年（solar year）。
通过对于文件和象形文字手稿的研究，锡古恩萨辎还计算出了“墨西哥征服”前历代墨西哥年表。阿芝特克皇室后裔费尔南多·迪·阿尔瓦·伊克特利切特尔（Fernando de Alva Ixtlilxochitl）的著作即为该年表的主要依据。在锡古恩萨辎及其以后的年代，伊克特利切特尔家族依然是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名义上的地主。特奥蒂瓦坎是墨西哥中部的一个大城市，公元150—750年，早期那瓦特人居住在此，发展繁荣。曾经居住在这里的神秘民族是谁？他们什么时候建立了这座城市？那个时候，这类问题的答案还不明朗，但是很快就有了新的突破。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以及死亡之街的雄伟和魅力。
意大利环球旅行家吉梅利·卡内里（Gemelli Careri）于1697年到达了亚加布尔科（Acapulco），在那里他见到了锡古恩萨辎的发现。锡古恩萨辎的成就激励鼓舞着这位旅行家，他踏上古老的小道进入中部高原探访特奥蒂瓦坎遗迹。卡内里骑着骡子，向着北方的墨西哥城出发，沿途他注意到当地人的卑劣。到达墨西哥城之后，声名赫赫的胡安·迪·阿尔瓦·伊克特利切特尔（Juan de Alva Ixtlilxochitl）之孙佩德罗·迪·阿尔瓦（Pedro de Alva）带他参观了特奥蒂瓦坎遗迹，他看到了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上方顶着巨大的石像。特奥蒂瓦坎引人瞩目的金字塔和悠长的死亡之街一定让卡内里大开眼界。即使对于像他这样见多识广的环球旅行家，该遗迹的规模之大依然使他震惊不已，可以与他在吉萨高原（Giza Plateau）看到的一较高下。
卡内里长达六卷的皇皇巨著《环球游记》（Voyage Around the World）于1719年在意大利出版。这部作品很快就被浓缩并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外界了解墨西哥最早也是最优秀的著作，此书取得了巨大成功。卡内里灵活地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启发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写下了《80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但是，很多人都不能相信卡内里所描述的新世界在被征服前的文明，人们激烈批判他是个骗子。18世纪苏格兰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拒绝将卡内里的发现收入他极不严谨的《美洲史》（History of America）（1777）。相反，他坚称：“古老的美洲并没有居住过在文明进程中作出相当贡献的民族。”墨西哥人和秘鲁人不足以“和那些可以称得上‘文明’这个字眼的民族相提并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芝特克领地（2）
18世纪中期，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科尼利厄斯·迪·保（Cornelius de Pauw）在他的著作《美洲民族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ericains）（1769）中写道，墨西哥国王们所谓的宫殿其实不过是个小屋。他批评了卡内里和锡古恩萨辎，质疑他们俩对于所发现精密历法的报告。该历法有一些复杂精细的周期，计算出了很多世纪以后的天文循环。他完全不相信这样的现象，也没有深入研究，就断定这种天文观察“和那些极其无知的人们相矛盾”，他们的“语言都不足以数到十”。这样的偏见深深植入中美洲当地人的流行观点中，即使在今天，我们在很多电影，如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启示录》（Apocalypto）中，依然能发现这种观点的根深蒂固。2006年历史频道的节目《2012：解密过去，玛雅末日预言》也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牺牲和暴力主义的情节上，并且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古玛雅人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
这些观念被认为是常识，是彻头彻尾的真相，或者是有益的怀疑主义。几百年来，迪·保的这些思想在很多场合以不同的形式被不断重复，阻止人们深入了解美洲土著人的天赋。人们很难觉察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因为：“它常常遗漏关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历史的关键性事实。事实上，颇受尊敬的学者和权威人士的观点常常让人更难以发现问题。正如一种发生在低层次的传染病，它在不知不觉中就慢慢传染给人们，从小学生慢慢扩散到大学生。”以下事情是美洲印第安人一直都依靠自己的智慧从事的：冶金术、脑部手术、作物育种、药物治疗、数学、天文学、大型建筑、艺术、音乐和诗歌。偏见的核心就是不允许玛雅人和其他美洲土著群体同样拥有归功于西方文明的智力和文化。这个问题表现在学术上。在过去25年间，随着对2012这个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我经常听到这种观点的回音，这是掩盖在冷静理智之下信息不足的偏见。
整个18世纪，对于淹没于政治*的墨西哥文化遗产，很少有探险家和作家发表评论。但是在1790年，一次潜在的突破到来了，仅凭它的规模和重要性就足以产生影响。人们在墨西哥城地下发现了阿芝特克历法石（Aztec Calendar Stone），也称太阳石或者鹰碗（Sunstone or Eagle Bowl），人们把它拖上来，该石得以重见天日。历法石体积巨大，又处于墨西哥城中心位置，因此它可能是阿芝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重要象征，250年前，科尔特斯摧毁了该象征。18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21年才赢得独立。墨西哥作者安东尼奥·迪·里昂·伽马（Antonio de Len y Gama）分析了太阳石的象征意义，通过相当严谨的研究，结合他深刻的洞察力，认为这是古玛雅的日历体系。更重要的是，这是证明玛雅人天赋和聪明才智的有力证据，而之前人们甚至认为玛雅历是无稽之谈。古人清楚地察觉到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的循环，并且制定出了一套精密的日历体系来追踪这些动向。
在1821年独立革命结束之前，去往新西班牙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混乱动荡的环境中，到处都是暴力革命，外国人会遭到怀疑。1822年，墨西哥独立之后，一个叫做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的英格兰人经由维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墨西哥湾沿岸港口进入了墨西哥。这次旅行很短，但是卓有成效。1825年，布洛克回到伦敦之后，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做《墨西哥半年见闻》（Six Months’ Residence and Tr*els in Mexico）。布洛克成为墨西哥有意思的新阶段的成员之一。19世纪20年代期间，雪莱（Shelley）、济慈（Keats）的浪漫诗歌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墨西哥遗迹的传奇魅力让人难以抵挡。墨西哥独立为该地区进入稳定的新时代提供了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