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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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的骗局-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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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俱乐部吧,孩子。”他说着拍拍我的背。
  “要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给我打电话。”穆尔上尉说。
  他把我介绍给路易斯·罗梅罗—达利“钦定”传记作者之一,还有安东尼·里巴斯—加泰隆电影制片人,他正在为一部有关达利生平和爱情的传记片做前期准备工作,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达利。我心想,演员的选择真是乱点鸳鸯谱。夏洛蒂·兰普林饰演加拉这个角色同样不合适。电影没有拍成。但我倒是如饥似渴地从罗梅罗和里巴斯那里了解了不少达利的事情。我对他了解得越多,我谈买卖就越有技巧。我不放过任何一点零星的信息。
  我去西班牙领取我从穆尔上尉那里买下的素描作品。这些随手乱画的东西都签了名,美观地镶在镜框里。这些签名跟哈蒙印刷品底下的签名一点都不同。
  由于我打算从巴塞罗那的艺术商那里买到更多的达利原作,我随身带上屠夫藏在中国花瓶里的那些钱,将它们锁在一家西班牙银行的保险库里。两个月以后,我便记不起这是谁的钱了。我需要再找一个保险库来藏匿我日益增长的钱财。
  我第一次去巴塞罗那时不会讲西班牙语。我需要一个翻译,于是我问旅馆的接待员是否能帮我找一个能流利地讲法语、英语和德语中的一种,当然还要会讲西班牙语(他们称之为卡斯提语)的人。就这样我跟阿娜见了面。她开了一辆金丝雀黄、很破旧的老式福特“菲斯塔”车来到了旅馆,衣着鲜亮、正式,俨然是重大会议或研讨会的女主持。她走下车时,手里紧抓着一本折角的平装书。她有着小巧玲珑的身材、橄榄油色的皮肤和栗色的眼睛。
  “斯坦·劳-劳-劳里斯……?”她用极小的声音问。
  我点头。我微笑。
  “你好吗?”她用德语说。我们握手。
  “你不说法语吗?”我问。
  “当然会啊。”
  “那么说法语吧。”
  “悉听尊便。你不喜欢德语吗?”
  “我不喜欢希特勒。”
  她把书竖着握在手里,但我还是看到了书名。马尔科姆·劳里的小说《在火山下》。封面画的是墨西哥小店里一个烂醉的男人,颓然倒在桌子上。我心想,《在火山下》,有意思。
  阿娜作了自我介绍。她说她是加泰隆人。她能流利地说法语、德语,当然还有她的母语加泰隆语和西班牙语。她英语也说得不错。她在菲格拉斯住了好几年,这个边境小城以达利的出生地闻名。菲格拉斯也是达利博物馆的所在地。她的家人跟达利家族留在那里的人友好相处。一个名叫拉蒙·瓜迪奥拉的当地律师处理阿娜的房地产收益。瓜迪奥拉也是菲格拉斯的前市长和城里达利博物馆的第一位馆长。
  “我是艺术品商人,”我说,“我正到处买卖达利的作品。我专做达利作品的生意。我了解很多这个人的事情,可就是不知道他的成长背景。我想弄懂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他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要你领我去看看。” 。 想看书来

达利的骗局 二(8)
“你去过菲格拉斯吗?”
  “没去过。”
  “卡达奎斯呢?”
  “也没有。”
  “里加港呢?”
  “没有。”
  “阿姆珀丹乡间呢?”
  “没有啊。”
  “卡达奎斯的渔村和里加港是达利的化身,”阿娜说,“阿姆珀丹的风景是许多达利绘画作品的背景。从巴塞罗那去那里开车需要两个到两个半小时。”
  我想起在艺术图书和博物馆藏品目录上见过的达利作品的一些标题:《阿姆珀丹风景中一张立体脸的幽灵》《阿姆珀丹姑娘》《阿姆珀丹附近的风景》《寻求一无所有的阿姆珀丹药剂师》。这些绘画作品性感、怪诞,寓意似乎颇具危险性。
  “我们去这些地方吧。”我说。
  “我按小时收费,”阿娜说。“路上花费另加。”
  没问题的,才五分钟我就爱上了她。
  坐进她的福特“菲斯塔”车,我们从巴塞罗那开车前往希罗纳和菲格拉斯,探索荒凉且美丽的阿姆珀丹乡间。从希罗纳和菲格拉斯往东走,进入西班牙的东北部,我们得穿越辽阔的开放空间,天空显得很高远,四周环绕着柔和、葱绿的山丘。山丘上盛开着鲜艳的罂粟花。风景里到处散布着迷人的庄园和石头建筑,还有质朴的农舍、农庄,一律都是粉色的石瓦交错的屋顶;方塔堡垒似的矗立。我们爬上海岸线边的礁石。我坐在起伏的石脊上,探身下去想从水里捞起一个贝壳送给阿娜。一只寄居蟹挥动橘红色的螯把我的手指赶开。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是极美丽的地中海景色。男孩们往海里扔着卵石。坐在礁石上,我可以想象达利就在这片海滩上。在他画于1934年的《性吸引的幽灵》中,画家把自己画成身穿水手服的男孩,就站在我此时待着的地方。男孩抬头看一个巨大可怕、残缺不全的躯体。远处一块形状特别的岩石又在《伟大的自慰者》中被借用了轮廓,这幅画作于 1929年,是离经叛道的作品。我忽然领悟到:达利在他的形成期只不过是个风景画家。阿娜解释说这些岩石是一个位于南山和北山之间的古火山喷涌岩浆流淌到这里的遗迹。炽热的岩浆河停滞下来时形成了复杂的层次,岩浆在海岸沿线爆裂、侵蚀和曝晒,从滚烫石头上冒出的巨大气泡使岩浆破裂和形成洞孔。
  “这就是你带上那本书的原因?”我问。
  她笑了。“不,不,那只是一个巧合。”
  “我可不相信什么巧合。”
  我把阿娜带到布拉瓦海岸的一家华丽的餐厅。它在跨越连绵起伏的罗萨斯山峦的一条崎岖小路的尽头。埃尔布利餐厅开在一片私人海滩上,可以看到引人入胜的海景。如今全世界的美食评论家都认为 “埃尔布利”是餐饮界最好也是最昂贵的餐馆,同时每个有责任感的厨师都认为费兰·阿德里亚作为厨房里的天才是烹饪界最有影响和最具才华的人。付账不会有任何问题。我钱包里的信用卡够花了,可以管我一辈子用的。
  那家餐馆没什么顾客。我手边只有一把叉子和一把汤匙,在埃尔布利是不用刀子的。我们点了菜单上所有的27道美食:番茄和海藻冻、棉花糖帕尔马干酪、马提尼酒浸干冻蛋卷、样子像沙丁鱼眼睛的鱼肉银珠、清汤炸肉丸、海带包鸡爪,还有盛在飞碟那么大盘子里的含土豆沫的牡蛎精。说心里话,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花了6个小时来吃这顿大餐,什么干冻食物呀鱼肉银珠呀土豆沫呀吃得越多,我们感到肚子里越饿。

达利的骗局 二(9)
“你喜欢这里的食物吗?”我问阿娜。
  “挺与众不同的。”她说。
  “我讨厌这里的食物。”
  “这厨师不是一个厨师,”阿娜说,“他是个艺术家。”
  “一个药剂师。”我说。
  “吃过这些食物,我可以为一片‘番茄吐司’献身了。”阿娜说。
  “那是什么东西?”
  “烤面包片涂上番茄酱,再加上橄榄油和盐来调味。一道简单的加泰隆美食。”
  我颇不情愿地付了账,然后我们驱车去了罗萨斯山里离得最近的酒吧,我们从柜台上抓起一块用锡箔纸包着的奶酪三明治,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阿娜?”我说,“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吧。”
  “旅馆接待员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
  我将手指放到她的唇间,弯下身子吻了她。
  黄昏时分,我们吃着彩虹般多彩的冰淇淋,观看地中海的日落。当阿娜将头靠在我肩膀上时,我努力想让自己显得潇洒一些。在海湾中央,一个三角形状的礁岛活像犀牛角从海里冒出。云彩犹如有破洞的窗帘挂在蓝天上。这一切似乎都是从一幅达利的画中复制出来的。我心想,这就是达利童年和青春期看到的风景,这是他成长并变成超现实主义疯狂天才的地方,它位于西班牙的东北地带,有着宜人的夏季和严酷、寒冷的冬季。
  一架小型双翼飞机绕着山地转圈,沿着海岸线飞行,机尾拖着一条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来到达利世界!”
  阿姆珀丹汽车旅馆已很陈旧,它位于菲格拉斯的郊外。一个四壁全白的房间、全白的床单,只有一盏夜间用的灯,床头桌上放着一部西班牙文的《圣经》,外加阿娜的那本平装小说《在火山下》。
  “阿娜,你真是妙不可言。”我结结巴巴地说。
  “别忘了我是西班牙人。我们的血液里充满了爱。”
  整整两天两夜阿娜和我都待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第三天,我从床上掉了下来。阿娜打开了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播放路易士·莱奇的情歌《我爱你》,不过是用加泰隆语演唱的。旧日时光和逝去的岁月又回来了。我不会说加泰隆语,但我懂得歌里的每个词。
  “等我们的儿子出生时,我们要给他取名‘路易士’。”我轻声说。
  阿娜微笑了。
  一个做客房服务的姑娘给我们端来供两人用的“香槟早餐”。不是法国的香槟,而是“卡瓦”,实际上是西班牙风味的香槟。早餐里有面包卷和一碗香草蛋奶馅,以及番茄吐司、加奶甜咖啡,还有新鲜水果:切成片的菠萝、颗粒很大的葡萄、形状和颜色都像血滴的野生森林草莓。草莓浸泡在新榨的橘汁之中。
  那姑娘离开之前朝四周看看。“你们知道……”她刚开口说又停顿了一下,“达利和加拉春季从纽约回来,在去卡达奎斯的途中经常在这个房间留宿。”
  阿娜举起酒杯。“敬达利。”她说。
  “敬加拉。”我回应道。
  “敬我们的儿子。”我们一起说。
  “你喜欢这本书?”我问。
  “哪本书?”
  “《在火山下》。”
  “哦,那本书呀。我不知道,我还没读呢。不是我的书。一个朋友忘在我车里了。我想把它归还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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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的骗局 三(1)
除了在菲格拉斯有个家之外,阿娜在比利牛斯山斜坡上的阿古拉纳山村里还拥有一座房屋,那里靠近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城市拉琼奎拉和法国边界,菲格拉斯以北15公里左右。她说我们要去那儿,她想给我看点东西。我们开车去阿古拉纳。我突然感觉不知身在何处了。村庄里没有电和自来水,只喝井水,那里没有商店。除了外观粗陋的罗马风格教堂里的蜡烛和彩绘玻璃窗,村庄里就没有什么色彩了。原本丰富的形状在这里简化成了大块实体、切割得很难看的条和块,还有尖角状,这里的一切—石板瓦灰色房屋和卵石铺的街道,都是黑白灰这样单调的颜色。我们来到了中世纪。
  从地图上看,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离得最近的村庄是塞瑞特,那是毕加索开创立体主义①的地方。塞瑞特不仅是立体主义的诞生地,还以出产浆果闻名—这个村庄自造浆果啤酒、浆果红酒、浆果馅饼、浆果糖,甚至还有浆果汉堡包,同样出名的还有香气扑鼻的卡维隆甜瓜。但在阿古拉纳不产这种甜瓜,也没有浆果。这个村庄气氛阴沉,呈立体主义风格,而且破烂不堪,活像表面粗糙的拼贴画。在当地名叫“合作社”的咖啡馆里,村民们喝着酸红酒和搀了甜白兰地的浓咖啡(被称为“卡拉切诺”),玩着台式足球。那根原来用于操纵守门员的杆已不知去向。饱经风霜的木制足球运动员有的漆成白色,有的漆成蓝红两色,表明对阵的是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两家俱乐部。
  阿娜在一条僻静、肮脏的街道边停了车,来到一座简朴的房屋前。她上前去敲那扇粗糙的、没上油漆的木门。我可以听见院子里地狱般的喧闹声,饲养的猪发出尖叫,几只公鸡暴躁地啼叫。到处是势不可挡的粪肥的恶臭。我捏住鼻孔,感觉就像《教父》第三集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唐米歇尔·考莱恩第一次拜访他祖先居住的西西里村庄。在那一时刻,我惯常的生活离得不能再远了。门半开着,我们进到里面。一个头戴扁平黑帽子的老头衣服齐整地躺在非常陈旧的床上,呼噜打得如同柴油机发动一般。他的脸挺像一个面具。母鸡在床垫上到处踩踏,想找下蛋的理想地点。床的下面,兔子睡在稻草窝里。房间没铺设地面,只有堆积的黑土。我们走进去的那一瞬间,老头从床上跳起来,拨弄一下壁炉里的火。然后他将几只橘子切成两半,扔进咝咝作响的平底锅里,再加入满满几勺粗制食糖。
  “你们不介意我做些家制柑橘酱抹在吐司上吧?”他问道,在一根木棍上串起几块陈面包。
  阿娜介绍那老头名叫乔瑟普。她告诉我他有70岁了。
  他的模样像是有二百岁。
  等乔瑟普吃完了早餐,我们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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