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规律实际上清晰可见。计划经济退，政府机构减。市场经济越发达，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越强。随着这个过程的继续进行，中国政府早晚要回归到符合现代政治要求的体制上去，即以国防、外交、法治为核心、辅以有限的社会福利、调节功能。过去那种政府直接经营、与民争利、到处显身的做法理应尽快改变。也只有完成了这种改变，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
限价从来都是自欺欺人
牛肉拉面是兰州著名的特色食品，享有全国声誉。2007年6月26日，兰州市物价局联合四部门，推出牛肉拉面限价令：“普通级大碗牛肉面不得超过元，小碗和大碗的差价为每碗元。”这个新闻和兰州牛肉拉面一样，也具有了全国影响。许多媒体纷纷发表评论。
近日，兰州市物价局异想天开地决定对牛肉面进行限价。面对舆论的一片哗然，有关官员只是一再重复：牛肉面对于兰州人非常重要。但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非常重要的商品就要限价呢？
我很怀疑这些官员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价格是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信号。既然是信号，当然越真实越好。限价等于是在制造虚假的信息，无异于骗人。难道说，越重要的事情就越要故意欺骗吗？对这种奇怪的逻辑，我唯有叹息而已。
其实，限价的荒唐还不仅仅在于故意扭曲信息。任何限价措施，在欺骗他人的同时也一定是在自欺。官员们以为自己能够控制价格，但实际上他们能够控制的比他们想要控制的少得多。舆论对于牛肉面限价的批评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即使你能控制价格，但难道你能同样地控制份量和质量吗？
在这里，我们且看另一个著名的限价例子：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美国政府对汽油的限价。
1973年，*国家发动石油攻势。石油价格一下子上涨了许多倍。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此前，尼克松根据1970年的《经济稳定法》已经宣布冻结汽油价格。兰州市物价局的官员一定会赞同尼克松。汽油可比牛肉面重要多了。石油大亨也肯定比牛肉面店主更像互相勾结、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坏蛋。
但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汽油限价导致的实际结果是令人尴尬的。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可以从这个问题开始：消费者到加油站是想购买什么？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去买汽油了。且慢，实际答案可不是这么简洁明快。消费者到加油站并不仅仅是去购买一种可燃液体，他们必定还要同时购买许多附属于汽油的有价值的属性，比如，是随到随买，还是需要排队等候；是全天24小时营业，还是只有白天营业；加油时是否提供其他服务，清洗风挡玻璃、添加润滑油什么的；购买的是质量有保证的汽油，还是质量不那么好的汽油；等等。 。。
当代中国（7）
政府的限价令显然不可能这样包罗万象、面面俱到。限价令仅仅规定，汽油价格不得超过1971年5月的水平——大约平均每加仑35美分，但不同的加油站由于服务档次不同可有一些差异。扩大限价令的管制范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将使政府监管的工作量增加到无穷大的程度。像任何管制措施一样，限价令也必然是简单和可操作的。全面保障消费者的福利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市场管制的目标。
于是，虽然汽油的名义价格被固定在1971年5月的水平，但汽油其他有价值的属性并不受控制。这些属性就不可避免地按照市场供求关系进行了调整。许多消费者非常看重的属性从市场中消失了。消费者原来购买这些属性的花费，现在都被用来弥补限价造成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
如果价格可以自由变化，加油站一般不会出现严重排队现象。如果出现排队，就意味着加油站老板可以借机提价。消费者虽然多花了钱，但实际上等于是购买了“随到随买”这种他需要的服务。限价令之下，不可以提价的规定等于实际上取缔了“随到随买”这种服务的供应。大家只好都排队，谁也没办法随到随买。于是，1973年以后的美国，加油站前长长的队伍就成为一个到处可见的景观。
一位作者这样描写那排队的场面：“加油站前，长龙一般的队伍，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场的每一个美国公民望穿秋水，心急如焚，只为了获得一个机会，一个加油的机会。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终于轮到Jack了，可惜等到的却是一个售油完毕的牌子。他无奈地摇摇头，眼神中充满了失望。他知道，今天是没有机会再加到油了。”
那时，能不能加上汽油，成为无数美国人的心病。“请允许我发动我的汽车”是报纸的头条标题。看来，很多人希望能购买到那种名为“随到随买”的服务，但政府阻止他们进行这种交易。
限价令宣布前，市场中既有自助式的加油站——油价较便宜，也有提供全套服务的加油站——自然油价较贵。既有只在白天营业的加油站，也有全天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限价令一出，自助式加油站纷纷消失。他们的价格本已很低，现在既然不能提价，自然坚持不住。而提供全套服务的加油站虽然也不能改变价格，但他们可以取消所有服务，以降低成本。同样，那些原来24小时营业的加油站很快就只在白天营业了。任何削减服务的手段都等于抬高了事实价格。政府可以控制名义价格，但绝不可能同时控制所有相关的因素。而所有那些政府无法控制的因素，都一定会被老板用来去提高事实上的汽油价格，一直达到市场出清价格为止。
虽然一些有价值的服务消失了，但同时另一些服务却大幅增加了。比如加油站可以把润滑油和汽油搭配在一起销售。那些愿意在加油时一起添加高价润滑油的车主可以不必排队。汽油遵守政府定价，润滑油则大幅涨价，涨价的幅度一般是恰好可以弥补汽油限价造成的亏空。对此，经济学家巴泽尔讽刺地说道：“汽车在这一时期得到的润滑保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当然，车主们都知道，周到细致保养汽车的办法并不是仅有频繁更换润滑油这一种办法，多*修也是一个好办法。结果，限价令之下，汽车好像更容易出故障了。汽车被更经常地送去维修。其实并不是因为限价令造成了更多的事故和故障，而是因为每次维修以后，维修站都会把油箱加满。当然，这部分油价是计入维修费一起结算的，而政府并没有规定维修费不能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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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怪现象也层出不穷。比如，大油箱越来越多——加到油的机会难得，每一次都要尽量利用；而高级汽油越来越少——又不能提价，炼油厂费那个劲干什么。
也许牛肉面店主可以在这里得到启示。涨价的办法其实很多。比如，虽然牛肉面不可以涨价，但可以搭配销售高价凉拌菜。或者提供上门送货的服务，同时收取送货费。与这些积极手段相比，偷工减料的办法未免就有些消极了。我尤其劝那些已经享有市场声誉的牛肉面馆，要优先考虑积极的应对手段，而尽量不要使用影响声誉的消极手段。不值得为限价令这种注定不能持久的玩意儿赔上自己来之不易的市场声誉。况且，积极手段是那么多。
那些主张限价令的人没有意识到，不仅是汽油，任何商品或者服务都是多属性的。消费者看起来只是购买了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其实，他购买的必定是围绕这种商品或者服务的属性集合。同样一瓶啤酒，在街边的小店购买只要两三块钱，而在高级夜总会可能就会贵上几十上百倍。原因就在于后者包含了许多其他属性。因此，限价令注定是自欺欺人的。欺人在于，限价令造成了虚假的价格信号，搅乱了市场自发调节的过程。供应和需求都得不到准确的信息，不知道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少，更不知道增加和减少的数量。而自欺在于，颁布限价令的官员自以为控制了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可实际上他们所控制的仅仅是名义价格罢了。他们怎么可能去控制那数量和搭配种类上可能都是无穷多的属性集合呢？
欺人的结果是阻碍了市场扩大供给和减少需求的过程，使得供应紧张的局面长期存在。而自欺的结果则是造成了各种扭曲和资源浪费。消费者本来需要的服务不复存在，而消费者不那么需要的东西却在市场上盛行。大家的状况都变得更糟。
虽然后来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但石油危机后的整个1970年代，美国都在实行石油和汽油的价格限制。当然，同时还有一大堆其他形形色色的控制经济的法律、政策。那就是一个政府到处插手的年代。
1981年1月20日，新任总统里根的就职典礼在华盛顿举行。在仪式上，里根做了就职演讲，表明他要以解除对经济的种种管制为己任。
就职典礼结束之后，里根和其他贵宾前往国会大厦共赴午宴。在去宴会的途中，里根走进总统办公室，签署了一项法令：关于解除对石油和汽油价格控制的法令。那是他作为总统行使职权的第一件事。
面对政府管制，怎样化腐朽为神奇
一些中国商人，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面对层出不穷的政府管制，他们从不公开对抗，他们能用种种外柔内刚的手段，把这些政府管制化解于无形，为企业发展争取到足够的空间。但必须认识到，企业家的这种能力虽然令人叹为观止，但总归是有限的。如果政府管制无止境地增加，总有一天，企业家的活力会被彻底压制和扼杀。
1984年，在浙江某乡镇，一家电子元件厂成立了。这是一家乡镇企业。二十多年以后，这个当年小小的乡镇企业已经发展成为庞大的上市股份公司，总资产超过20亿元，拥有员工超过3000人，是中国电子行业百强企业之一。
从时间上来看，这家公司的发展可以说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进行的。今天，这家公司基本已经可以像一家正常商业公司那样经营管理了，但是，能够到达这一步并不简单。看似正常普通的状态实际上是在克服了很多政府管制以后才获得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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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本身正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正常的市场中，并无所谓乡镇企业、城市企业、农村企业等等的区分。企业就是企业。一帮人聚在一起，组成一个意在盈利的组织，履行一些法定登记手续，这就是一个企业。中国的乡镇企业实际上是指那些身份为农民的人在大中城市以外所创办的企业。这种特征当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意义，仅仅是某些特定法律法规，比如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的产物。
根据成立注册时的登记资料，浙江这家电子元件厂的主办者是当地镇政府下辖的一家工业公司。了解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不能根据这种纸面上的信息来判断企业真正的所有者。在那个时代，私营企业还属于违禁之物，许多实际上是私人创办的企业不得不去寻找一个名义上的主办者，并把自己的企业定性为集体企业。
这家电子元件厂也不例外。虽然它完全由私人创办，但不得不以集体企业的面目出现。注册资金80多万元，来自于企业创办者从银行借来的贷款，镇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投资，但镇政府拥有这家企业的所有权。当然，创办企业的那个人拥有经营权。
这种集体企业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1993年。这期间，这家企业实际上处于所有权不清楚的状态。但是，法律规定是一回事，实际权利分配又是另一回事。由于企业创办者在企业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关键作用，他的法律身份虽然仅仅是一个经理，但他实际上和企业所有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也正像真正的老板那样对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法律上的所有人——镇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干涉企业的内部事务。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企业在这期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到了1993年，国内出现了一些新形势。这时，浙江等地的私营经济已经渐成气候，在当地的经济总量中占了重要的比例，有的地区甚至超过了90％。虽然这些私营经济打着各种各样的掩盖性的名义，但他们毕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有经济。于是，出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麻烦。一些地方政府因此承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
为了摆脱政治压力，大家纷纷去找解决的办法。有人翻宪法，发现合作经济也是公有经济的一种。好，应对办法有了，那就是把事实上的私营经济称为股份制合作经济，并将其划入公有经济的范围。这就为私营经济找到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保护伞，这方面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这个方法看来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