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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银行，是企业家的助手和工具，调剂企业家彼此的资金，并不打算面向大众。这并不难理解，同样的一百万元，也许一个大股东就可以拿出来，而如果想从普通大众那里一元两元地凑齐这一百万，自然繁琐麻烦。所以，那时的钱庄、银行对小额储蓄都没什么兴趣，即使接纳一些，也不付利息。换句话说，那时的银行基本上都是投资银行，而不是储蓄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愿意开办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自然引人侧目。当时的金融界对此一般都不看好，认为这种辛辛苦苦的生意没什么意思，不是发展的正道。更有人认为，陈光甫只不过是在“做秀”，于是，有人便打算戏弄一下这家小银行。
这日，一个人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柜台上放下一百块银元，对银行员工说：“听说贵行的账户可以一元起存，那么请给我开一百个存折，每个一元。”
银行员工一听，顿时气上心来。这明明是故意刁难。员工忍住火气，对来人说：“先生，请您稍等。”然后就转身奔向后面，去找总经理陈光甫。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2）
听了员工的话，陈光甫立刻意识到，这肯定是同行的故意刁难。员工气呼呼地说：“干脆把他轰出去算了！”陈光甫急忙说：“那可不行。你就给他办一百个存折。不但要办，还要服务周到，态度热情。”
员工先是一怔，很快明白了陈光甫的用意。他回到柜台，热情有礼、不厌其烦地为来人填写登记，办理了一百个一元的存折。来人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一时无言以对，拿上一百个存折，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经过这件事，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名声大噪。上海普通民众真正相信了这家银行对小额储蓄的欢迎态度，纷纷把钱存到这家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就此快速发展起来，并在1930年代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而陈光甫，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金融家。
陈光甫的这种经营方针，固然有其“服务大众”的理念作为支撑，但能够行之有效，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也是因为开辟了银行经营的新思路。陈光甫认为，一般银行那种主要依赖大投资的筹资办法，看起来省时省力，却有着相当的风险。一旦大股东因为某种原因撤资，银行就会立刻陷入资金困境，甚至会因此倒闭。而广泛吸收小额存款，看起来费时费力，但因为资金来源众多，反倒稳定安全。而且，由于没有大股东的制约，银行的经营者的自主权更大，可以有效地控制银行。
当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银行都应该变成储蓄银行。投资银行还是应该成为银行的大多数。
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一百个存折的故事展示了一种银行经营的新模式，而对于当代人来说，这个故事则提供了更多的启示。
现代社会中，储蓄银行是影响最大的银行。甚至许多人认为，银行就是储蓄银行。对于储蓄银行来说，资金安全最为重要。储蓄银行涉及千百万中小储户，一旦出现资金问题，很有可能直接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加强政府监管、限制银行业开放，以防范金融风险的就成为主流观念。可是如这个故事所说，储蓄银行实际上是一种较新的银行经营模式。并不是银行经营的唯一模式。那些依靠少数股东筹资的投资银行同样是银行经营的重要模式。这种银行对资金安全的要求并不高，即使出现经营问题，也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只会损害少数投资人的利益。
但是，因为金融业的封闭和垄断，这种银行在目前的中国同样不能出现，这就给工商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现在，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都面临着资金不足、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这种局面不但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使得企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信用问题，比如三角债。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另一个问题是服务水平低下。大型银行对小储户的歧视性政策层出不穷。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基层网点的大量合并取消，普通民众往往干脆失去了得到金融服务的机会。许多人把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上。他们很可能会失望。
对于全球性、全国性大银行来说，中小储户确实不是经营的重点。这些大银行的比较优势不在这里。大银行耗费巨资建立的全球性、全国性网络，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用于为区域性的中小储户提供服务。那些对大范围、大数额、多样化的资金流动有需求的大客户才是合适的服务对象。那么，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由谁来提供？只能是由地区性的中小银行来提供。这就涉及金融业的对内开放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设一元起存的小额储蓄时，上海已经拥有大量银行。但汇丰银行这样的大银行不可能开办这项业务。对于汇丰银行来说，完全没有必要放着利润丰厚的进出口信贷业务不做，而去辛辛苦苦地为存取几元、几十元钱的小储户服务。
中国的现状是，一方面，主要的银行都是全国范围的大银行，他们的比较优势在于大中型的信贷业务。另一方面，金融业又实行垄断经营，于是，这些银行不得不同时承担中小储户的金融服务。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其他资源都耗费在千儿八百的存进取出的细小业务上。这些银行自然不太情愿做这些事，但迫于政府的监管又不能不做，于是，增加收费、服务水平低下也就成为很自然的结果。强行要求五星级饭店开办社区早点，当然不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那实际上是资源的浪费，同时还会造成供给不足。
合理的局面是让那些小本经营者去开办社区早点，给大家提供几毛钱一根的油条。假如金融业实现全面的对内对外开放，就会有新一代的陈光甫涌现，无微不至地给中小储户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并且价格低廉。同时，那些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在地区性的中小银行那里得到满足。几千几万的贷款，所创造的利润，对于大银行来说，可能连一级级的审批程序所需的办公费用都不能弥补，而对于熟悉当地情况的地区性小银行来说，可能正是赢利的主要产品。
中国现存的银行太大、太重要，以至于人们认为所有的银行都是这样。于是，任何涉及银行的变革都十分严重。事情本来不必如此沉重的。银行的作用是加速资金的流转，使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点，对于尚处于不发达状态、资金不足的中国尤其重要。这样重要的事情，不应该仅仅是由少数人以有限的方式来做，而是应该由所有愿意做这件事的人以尽可能丰富的方式来做，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很少有人同情行政垄断，但人们往往只是看到垄断者造成的有形损失，其实，行政垄断的最大危害恰恰是无形的。由于封闭了市场，更丰富、更优异的产品和服务没有机会出现。发展的可能性被消除了。这种损失其实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
协和医院的诞生和成长
教育和医疗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短板，拖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后腿。回顾协和医院的发展历程，也许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这两个重要领域快速发展的方式。这两个领域，相比工商业，更加依赖知识和信誉。那么，怎样才能快速积累知识和信誉呢？
从成立到今天，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一直是中国最有声望的医疗和医学教育机构。不过，令人感到有些尴尬的是，老协和人却更愿意“白头宫女说当年”，回忆协和过去的历史。看来，他们更愿意为之自豪的是协和的历史，而不是协和的现在。确实，协和有着辉煌的历史，其地位要超过现在。
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力衰弱，人民贫困，但竟然能产生出协和这样堪称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一流的医疗机构，这足以令人啧啧称奇。在外部条件优越得多的今天，人们却并没有能够创造出可以和当年的协和比肩的成就。这不能不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心目中的历史。也许，那个看上去国弱民穷的时代，其实却包含有今天难以企及的社会条件。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4）
近代以来，一批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除了努力传播宗教信仰以外，还在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用力尤多，成绩斐然。到了20世纪，西方人已经在中国成功地兴办起了一批初具规模的新式医疗和教育机构，其中就包括协和医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医学堂由英美的几个教会创办。协和是英文Union的译名。
庚子事变是世纪之交的一件大事。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惨痛遭遇，中西关系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批有见识的西方人认识到，应该在中国普及现代知识和新式教育，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因此，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人兴起了一股到中国兴办教育机构的热潮。这其中就包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积极贡献。
洛克菲勒的名字世人皆知，已经成为财富的代名词。洛克菲勒也是世界最有影响的慈善家之一。从老洛克菲勒开始，这个家族为多种社会事业大力捐款。洛克菲勒在中国也有很多捐资。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中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花费最多的国家。
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是促使老洛克菲勒把财富投向慈善事业的关键人物。在他的建议下，老洛克菲勒决定不再仅仅做一个赚钱的资本家，而是拿出大笔的钱来资助各项社会慈善事业。幸运的是，盖茨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20世纪初，他特意向老洛克菲勒建议，在中国投资兴建一所综合性的大学，推动中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洛克菲勒很重视这个建议，为此，他先后三次派出考察团来到中国。1909年，“东方教育考察团”来到中国。考察团里有两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医生。在考察中，他们看到了在中国发展医学教育的迫切性，建议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洛克菲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并进一步限定范围，初步把在中国的投资范围确定为医学。
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专门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决定在中国投资发展医学教育。1914年，洛克菲勒派出第二个考察团，重点考察中国的医学教育现状。这个考察团走访了中国十几个城市和几十家医院，写成了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这份报告，至今仍是西方人写成的中国医学教育的宝贵史料。报告强调了在中国兴建高水平医学教育机构的重要性，并为未来的医学机构确定了许多具体方针。
这个报告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为未来的协和医院确定了方向，那就是协和医院将是一个高标准、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机构。考察团认为这样做效果更好。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适当降低标准，但增加培养人数，这样可以尽快满足中国社会对医生的需求。在这两种备选方案中，前者被最终采纳。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决策非常关键，正是这个关键决策确立了协和医院在中国医学界的领导地位。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出资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同年，第三个考察团来到中国。这一次，考察团的任务是要确定医学院的具体办学方法。
这次的考察团包括了美国医学界的一些名人。他们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医学院管理办法，为协和医学院制定了很高的起点：全部英文教学，入学标准按照美国优秀医学院的标准，开设预科，学生先进行两年基础学科的学习，为教师提供世界水准的丰厚工资和福利保障。总之，协和的创办者们将一整套美国的价值观、科技文明、管理模式移植到了中国。 。。
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5）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当时美国医学教育的情况。实际上，到19世纪后期，美国虽然已经是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医学院教育水准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医学院教育在德国。德国教育家洪堡在柏林大学倡导的教学和学术自由，教学、学术、研究三者统一等观念，对德国的大学影响深远。在这种现代教育观念的推动下，德国大学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欧洲其他国家，在学术研究和教育管理水平上都位居世界前列。同时期的美国医学教育则相对比较落后。德国成为全世界年轻人向往的医学殿堂。
有志于改革本国医学教育的美国医学家们开始大力学习德国的经验。1870年到1914年，先后有1500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