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三强同志的回忆里，1955年1月15日是他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人，另外，还特别邀请了两个人，这就是原子能学者钱三强和地质学家李四光。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李四光拿出一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我国在前一年的上半年，才第一次在广西发现了铀矿资源。中央领导一个一个地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威力感到新奇。钱三强讲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随后将自己制造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刻发出嘎嘎的响声，引得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甚浓，还亲自试了试，问这问那，十分活跃。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神情悠然地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你们看怎么样？”他以征询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然后又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会议上，毛泽东还以哲学家的深邃目光望着钱三强问：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
“是这样。”钱三强回答。
“那质子和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感到有些为难，只好照实地说：
“这个问题正在探索中。根据现在研究的成果，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
毛泽东略加思考，然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钱三强很赞服这位大哲学家的预言。因为就在同年晚些时候，美国科学家塞格勒、恰勃林等，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用具有六十二亿电子伏能量质子轰击钢靶，首先发现反质子；同时，发现一种不带电、自旋相反的中子，即反中子。
大德篇（9）
会后，毛泽东以三桌普通的六样饭菜来款待客人。他满怀信心地举起酒杯站起来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这就是中国“两弹”腾空的起点。
这一工作，总的是由周恩来总理领导，具体重担却落在聂荣臻元帅的肩上。聂荣臻1919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是抱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去的，回来时却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了解到，不首先改造这个社会，“实业救国”不过是梦想而已。现在条件不同了，新中国成立了。尽管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活，但他并未忘情于科学事业。因此，当中央向他征求意见的时候，他主动选择了这项工作。
万事开头难。研究原子能的科学尤难，开始的时候，高级研究人员仅有十人左右，说到设备，连一台小型的加速器都没有。这等于外科医生没有手术刀，工人没有车床，农民没有锄头一样。
幸而我们已经拥有几位原子核科学的著名学者，如吴有训、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王淦昌等人。后来又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如赵忠尧、郭挺章、邓稼先、金星南、肖健等，满怀爱国热望，冲破重重阻拦，先后回国。聂荣臻对这些科学家的回国特别高兴，一有机会就同他们亲切交谈，把他们视为国宝。当原子科学家们在孕育原子弹蓝图的时候，研究导弹的要求不久也提出来了。正是这个时候，1955年10月，著名的火箭科学家钱学森也战胜种种困难，漂洋过海从美国归来。他们的到来，使人们对“两弹”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信心。但显然光有他们的力量还是大大不够的。聂荣臻不得不向全国各个单位发出呼吁，请他们支援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终于经过千方百计的搜罗，才渐渐组成了一支科学技术队伍。
但是要探求原子弹的奥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就是美国、苏联和英国。核技术是他们的最高机密，是他们称霸的资本，他们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苏联，是否可以给我们某些帮助呢？若能这样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走得稍许快一点。当聂荣臻这样想着的时候，毛泽东也早已这样想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的盛典。10月3日与我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曾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有什么要求？”既然对方这样好意相问，毛泽东也就当即表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顿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稍停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搞那个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他还带有开导的意味说，“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够还很难说。”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如果中国实在想办这件事，可以帮助中国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问题很明显，即使朋友，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但是聂荣臻似乎很不甘心。1956年10月以后，聂荣臻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看出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他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对周恩来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点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周恩来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1957年7月，聂荣臻找到苏联当时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听了聂荣臻提出的希望，立刻表示本人同意，待向苏联政府请示后给予答复。7月20日，即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说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由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谈判。9月间，中央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前往莫斯科。双方经过三十五天的谈判，达成协议，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由于是在10月15日签订的，也被称为“十月十五日协定”。依据协定，尽管苏联提供的只是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实物样品，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大德篇（10）
应该说，在1957年和1958年间，协定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前面提到的赫鲁晓夫提出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我国设立长波电台等侵犯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双方的关系恶化了。加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苏联就在执行上述协定方面越来越后退。至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我方，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从而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
这自然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但也不封锁自己。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
至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加上我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困难越发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1961年7月的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两种意见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当前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应当放慢速度。还有人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武器，不搞原子弹、导弹。争论的温度在不断升高。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搞“两弹”的信心动摇了。聂荣臻觉得问题严重了，他是不同意“下马”这种意见的。他在发言中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批准的方针，不能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他明确表示“我的意思还是要进”。另外，他解释说，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必须两条腿走路。这二者上不去的关键都是新型原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武器的研制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另一方面是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他同时说明，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三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中远程地地导弹也正在设计中。原子弹方面，专业技术干部已经有好几千人。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尤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突破。因此，只要坚持攻关，措施得当，再有三五年或者长一些时间，突破是完全可能的。聂荣臻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大家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轻率“下马”，不仅功亏一篑，且将受到不应有的很大损失。会后，聂荣臻把“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说：“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还说过，“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陈毅老总也特别向聂荣臻表示说：“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会后，就集中力量解决攻关问题。在攻关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宣布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使研制工作的领导有了进一步加强，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有人讥讽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让他们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赫鲁晓夫撤走全部专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整个科研战线上的人们，从上到下，反而激发起了千百倍的热情。钱三强在文章中曾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中国原子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钱三强同志的话，足以代表当年知识分子的心情。攻关的战斗打响了。科学家们、科研战线有关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都有夜夜不熄的灯光。为了解决科学技术人员营养不足的问题，聂老总向全军发动募捐，要求他们给以支援，并亲自过问分发的东西是否到了这些同志的手中。这些都给了知识分子们以特别的感动，使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总之，千万人的茹苦含辛没有虚掷，终于换来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