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追求:易中天文集 第二卷·美学论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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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追求:易中天文集 第二卷·美学论著集-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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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性情之数(8)
看来才气确实远较学习重要。因为只有才与气,尤其是气,才称得上是“自然之恒资”。“气”完全是先天禀赋,“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①。不过,“气”仅有刚柔之别,无论或刚或柔,都能产生审美效应;“才”却有高下俊庸之别,直接关系到创作的成败。所以“气”宜“养”而“才”须“练”。“养气”(“玄神宜宝,素气资养”)在于保持创作精神之旺盛,“练才”则是为了提高心理素质,强化心理功能。所以刘勰说:“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体性》)。所谓“因性以练才”,也就是根据自己的“自然恒资”即先天气质来进行智能的训练;而所谓“摹体以定习”,也就是选择正确的“体式”来加强艺术修养。刘勰并不因才气已由先天决定就轻视后天的学习。恰恰相反,正因为学习是一种后天修养,才格外必须谨慎,一旦“器成彩定”,便“难可翻移”。因此“童子雕琢,必先雅制”(《体性》),即从儿童时代起,就应该进行艺术教育,而且应该用高尚、典雅、正统的艺术品来进行教育。因为,“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定势》),如果“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情采》),势必染上“采滥勿真”(《情采》)、“言贵浮诡”(《序志》)等等许多不良习气;而“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事类》),如果“模经为式”,便不但有利于“励德树声”,而且有利于“建言修辞”(《宗经》),因此应该以所谓“经典”来作为儿童艺术教育的启蒙读物。显然,刘勰的艺术教育思想包括了三个内容,一是这种教育必须从儿童时代开始;二是这种早期教育必须格外谨慎;三是在这种教育中,既要“模经为式”,又要“因性练才”,亦即在运用儒家经典进行正统教育的前提下因才施教,量才育人。
  “因性以练才”的艺术教育心理学,和“因内而符外”的文学创作心理学,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即“适分胸臆”而不“牵课才外”的“自然之道”。前者是艺术修养中的自然法则,后者是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态度。因此,“率志”也就不是轻率、草率。《指瑕》篇说:“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事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又说:“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可见其慎重了。同样的,“率志”也不是主观任意性或非规范性。刘勰固然看到了艺术样式层出不穷,审美形态千变万化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艺术现象,因此提出“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通变》)的观点,并多次讲到:“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章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圣》);“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风骨》);“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明诗》);“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物色》);“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通变》)……但是,这里的“无方之数”、“莫见定准”、“思无定位”、“思无定检”,不是否认审美形式和艺术创作的规律性(毋宁说,艺术样式和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倒正是美的规律之一),仅仅只是强调它们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程式、范式,所以它决不是无视艺术规律的“穿凿取新”,“逐奇而失正”(《定势》)。形式的多样性并不等于任意性,它必然要受到审美规律的制约;而且,也只有掌握了美的规律,才能由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
  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盾,两难得而俱售也。(《定势》)
  因此,刘勰认为,要“晓会通”,要“善于适要”(《物色》),要“执术驭篇”,反对“弃术任心”(《总术》)。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诸如“要”、“术”、“揆”、“法”、“式”、“数”、“体”、“规”、“规矩”、“矩式”、“符契”、“名理”、“文理”、“文则”、“文律”、“纲纪”一类的文字俯拾皆是,正说明刘勰非常重视创作的规律和法则,因而“率志”也就绝非是任意性和非规范性。
  “率志”既非轻率、草率,又非弃术、任心,那么它的含意是什么?我们认为,就是文学创作的直接性,即指作家按照自己的情感、个性、感受、直觉,直接去进行创作。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得好:
  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觉悟纷杂。……各任怀抱,共为权衡。
  我们认为,萧子显这段话与刘勰的思想,是颇为接近的。所谓“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便正是“吐纳英华,莫非情性”的“五情发而为辞章”;所谓“气韵天成”,便正是“自然之势”、“自然之趣”(《定势》)和“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求也”(《隐秀》);而所谓“各任怀抱,共为权衡”,便正是“率志”。因此所谓“率志”,也就是直接把自己的“情性”表现于作品而自然形成“气韵”与“情趣”。作家的艺术修养应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他的理性认识、生活积累、艺术技巧、审美能力,都已转化为他心理结构的有机构成,并能以一种必然性呈现于他面前,再借助他的手直接地表现出来。所谓“大手笔”,即是如此。
  这也就是“委和”。“委和”作为创作的直接性,正是“大手笔”所达到的高度从容、自然的艺术境界。由于他们天赋极高,才华横溢,后天的艺术修养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其创作也就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王国,往往文思泉涌,水到渠成,意得志满,率尔造极,名篇秀句,思合自逢,而这时他们创作的作品,也就必然是合于“自然之道”,有着极高审美品位的杰作——“雅丽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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