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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生活，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马塞诸塞州有一个市长一边望着2000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一边念叨：“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于是，抗税运动发生了，有人违法开采公司私有的煤层，有人未经主人许可就在别人的空地上种菜。在俄克拉荷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圣保罗市，成群的人闯进食品杂货店和肉类市场，把货架上的东西一抢而光。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随处可见。
绝望开始演变为暴力。底特律的救济事业停顿了，随之而来的是分散而无目的的*行为；林肯市有4000人占领了州议会大楼，西雅图市有5000人占据了10层楼的市政府大厦；5000名忍无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师闯进了市区的银行。曼彻斯特写道：晒得黑黝黝的农民甚至手拿干草杈和霰弹枪干了起来。艾奥瓦州的农民在一个叫做雷诺的农民协会前任主席的领导下，把通往苏城那十条公路全部封锁了，用钉上长钉子的电线杆和圆木横在路心。过路卡车所载运的牛奶，不是被倒进沟里，就是拿到市内免费分送。如果警察护送队来了，同情暴动的电话接线员在一小时前就向农民通风报信。警官们纷纷被解除武装，手枪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里。这意味着人们在用武力来进行反抗了。美国农场局联合会在1933年1月发出12个月内会爆发“农村革命”的警告。在面对普遍骚乱的时候，“工商界有些巨头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还在别墅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们称为“重新定义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老福特也在腰带上别上了手枪。
由社会矛盾导致的是激进的社会思潮和与激进思潮相联系的激进甚至暴力的行动。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曼彻斯特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在纽约，35000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有一位42岁名叫布登兹的激进分子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者联盟的成员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加德纳提出警告说，眼前已经有发生“暴烈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危险。一位俄克拉荷马州人在国会作证时说，一个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对他说：“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个像俄国那样的革命。”他问这位牧场主打算怎么干，牧场主回答说：“我们会得到400支机关枪……还有火炮、炮车、弹药、步枪，一支大军需要的东西，我们都快有了。如果美国有足够的人敢像我们这样干，我们就要向东进军，把东部各州和西部切断。”
七 最重要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11）
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势力在明显抬头。1932年9月，美国退伍军人团通过一项决议，宣称“现在所用的政治手段已不能迅速有效地对付经济危机了”。一个后备役军官的秘密组织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新总统办事无能，他们就动手。得过诺贝尔奖金、拥有34个名誉学位、当了30年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巴特勒博士对学生们说：极权主义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比民选制度培养出来的更聪明，更坚强，更勇敢”。堪萨斯州州长兰登声称：“宁可让*者用铁腕统治，也不能让国家瘫痪下来。”一个共和党参议员甚至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会需要一个墨索里尼的话，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朗格则在用实际行动建立*统治，取消州议会选举，州法院取消对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宪法保证。法西斯主义无疑成为当时美国一个现实的选项。当时就曾经有人说，罗斯福当时如果想搞*，易如反掌。“罗斯福初任总统的百日之中，国会自觉自愿授予总统的权力是何等庞大，何等空前，何等的凌驾一切啊。就是德国国会给希特勒的权力，也不过如此。”不但当时的美国人民，就是作为反对党的共和党，也几乎心甘情愿地打算将等同于*者的大权奉送给罗斯福。
然而，罗斯福新政制止了美国社会动荡和滑向法西斯主义的可能，保住了它的*与自由。曼彻斯特写道：假如罗斯福果真是又一个胡佛，美国势必步拉美七国的后尘，政府将为大萧条的难民所推翻。在胡佛时期，他曾经试图以强硬的方式处理这些社会矛盾，但结果并不奏效，还曾经酿成臭名昭著的“补偿金屠杀”。*能够解决的是对政权的威胁，而不是导致威胁产生的危机本身。
在严重的危机和激化的社会矛盾面前，罗斯福和罗斯福新政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一个强有力的新政治家上台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也有人会说，罗斯福政府实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收到了效果。但问题是，所有这些法西斯主义都能提供，甚至会用更吸引人的方式提供。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使当时的美国避开了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回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美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也许不是一篇短文能够胜任的，但寻找罗斯福新政期间那些能制止法西斯主义的直接措施是可能的。事实上，在大萧条中美国没有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与其说是出于必然（这种必然性人们也经常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样的题目下进行讨论，如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巴特），不如说是选择的结果。
而这种选择最重要的含义是对社会中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缓解。在大萧条中受到冲击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焦虑和不满也散布在整个社会。但不同阶层具体的感受及形成的倾向和主张又各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是在社会的两端，即大资本和社会的底层。大资本需要秩序以免使自己成为社会冲突的靶子，底层则在生存面临威胁的时候需要一个提供饭碗的人，哪怕这个人是一个恶魔。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理解罗斯福新政期间的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政策取向：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意味深长的是，胡佛时期偏向大资本的政策最后导致的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满，而罗斯福倾向穷人的新政却为各阶层的焦虑提供了不同的出口，就连被抑制的对象大资本也因经济的稳定和复苏而燃起了新的希望。复苏的经济为大资本带来的利益显然加倍地补偿了对大资本的抑制，而穷人则在新政中获得了以制度保障的生活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关系新的均衡的形成，社会矛盾的逐步缓解，政权基础的稳固，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变革是一种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骨子里对自由的热爱，使人们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没有丧失最后的清醒，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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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1）
上海社保案的被查处，是中国社会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在上海原有的100亿元社保基金中，有32亿元被监管官员挪用，私自拆借给私营企业用于高速公路等行业的投资和收购。拔出萝卜带出泥，随着社保案的浮出水面，包括原上海市委书记*在内的一批领导干部和企业家受到刑事、党纪政纪处分。
上海社保案对社会的震动，不仅仅在于涉及的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也不仅仅在于这几十亿元是老百姓的保命钱，甚至也不仅仅在于涉案官员地位之高。上海社保案最让人关注之处是这样一个大案发生在上海，而上海历来被看做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治理基础最好、管理也最为规范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当一些*大案被查处的消息频繁从各地传来的时候，上海仿佛成为一块净土；在权钱勾结成为一种远非个别的现象时，上海仿佛成为唯一的例外。而上海社保案的发生，使得人们有机会来重新审视这当中过去一直处于被掩盖状态的问题。
在国企改革讨论中，曾有人将国有企业形象地比喻为不吃即化的冰棍。实际上，这种不吃即化的逻辑已经不仅仅存在于国有企业，在其他已经积聚起来的公共资源中，这种逻辑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社保基金就是一例。社保基金有两大特点：一是数额大，年年积累下来的资金总量甚巨。截至2005年底，中国各项社保基金规模已超过18万亿元。二是社保资金的积累和支付不同步，时间跨度往往长达几十年。这两个特点不仅使得近年来违法违规使用、滥用社保基金甚至使之流入私人腰包的案件不断发生，而且使得这些违规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据不完全统计，1998~2005年，全国仅清理回收被挤占挪用的基金就高达160多亿元，至于没有被清理回收的，没有被发现的，究竟还有多少，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数字。但从几件有关的大案来看，社保基金被挪用甚至被鲸吞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2004年3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一起涉案数额巨大的社保基金挪用诈骗案，几名被告人共挪用社保基金7659万元，金融诈骗涉案金额近18亿元；2002年9月，因诈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2000万元，原海南达龙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龙泉润被判处死刑；2006年5月，河北省电力公司社保中心原基金管理员秦援非挪用3817万元社保基金炒股票，被廊坊市中级法院以挪用公款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6年上半年，又有一批此类案件被曝光，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上海社保案。
仔细审视上海社保案，其中至少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重视。第一，缺乏监督，内部运作。从上海社保案来看，上百亿资金的保管和使用，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掌握足够的有关信息，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至于与之关系密切的一般公众更是连知情的可能也没有。正因为如此，数十亿的资金可以被秘密拆借，并以此搭建起权钱交易的桥梁。第二，暗箱操作与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相结合。这里的暗箱操作，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而是在被挪用的资金与资金最终使用之间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连接这些链条的就是现代资本市场中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正如有论者指出的，这整个链条中涉及官员、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等众多方面，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第三，严密控制信息的败露。在2006年年初，曾有经济学家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他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但在2006年1月，当他准备通过媒体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时，媒体即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从而这个案件又被包裹起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上）（2）
上述三个因素构成了上海社保案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暗箱操作。实际上，不仅上海社保案如此，只要考察一下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几乎都少不了权力使用的暗箱操作这个因素。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波及多方面的经济社会生活，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许多弊端的一个病根，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癌。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词，可以找到近百万个有关词条。尽管其中有些词条与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无关，但也可以大体看出暗箱操作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广度和深度。暗箱操作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非规则化使用，而公共权力之所以会出现非规则化使用，驱动力往往是私利，而条件则在于我们的权力模式。
暗箱操作问题在近些年间的凸显，源于转型时期公共资源权属改变及使用中的巨大利益。从最近几年时间看，国企产权改革、房地产领域中的土地批租等，都是暗箱操作现象存在最为广泛和突出的领域。
房地产是我国社会中隐含权力行使秘诀最丰富、能够展现权钱交换关系最典型的领域之一。据有关机构测算，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而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每亩3567万元，也就是说，协议出让土地与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收入相差2~3倍。据估计，1998年后每年仅土地协议转让与招标拍卖挂牌转让土地价差一项，国库每年损失逾千亿元。正因为存在如此巨大的利益关系，房地产中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几乎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