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防止将一般的社会矛盾与威胁稳定的政治社会危机混为一谈。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社会动荡的讨论虽然有很多，但对社会动荡却缺乏明确而具体的界定。人们所说的社会动荡指的是什么，往往非常含糊不清。是指有组织的*？有一定规模的*和示威？还是指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或造反或非法暴力？我认为，正是由于将不同类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混为一谈，才出现了将不稳定因素估计过重的现象。
为了明确起见，我们在这里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划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小规模的常规性的社会抗议。这主要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诸如*和小规模的*示威等社会抗拒形式。这种社会抗议的特征，是发生在既有的体制框架之内，规模一般较小，而且一般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目标，其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很小。当然也要看到，我们现有的体制缺少处理频发的小规模常规性社会抗拒的安排，但这是我们的制度缺陷，不能成为将其夸大为不稳定因素的理由。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将其与社会动荡相联系，地方政府也往往要求将这类社会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二是局部性的社会抗议。这里所说的局部性有两层含义。第一，社会抗议的目标是单方面的；第二，这种社会抗议只是发生在某个局部的地区，如一个或几个城市。与前一种社会抗议相比，这种社会抗议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某种组织性因素的出现。同时，其影响也远较前者为大。更重要的是，目前的体制似乎完全没有处理此类社会抗议的安排。一般地说，这样的社会抗议事件也不一定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目标，但由于目前的体制似乎完全没有处理此类社会抗议的安排，因而政府对此类事件的敏感，往往高于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和敏感性。三是全社会规模的社会抗拒。这种社会抗拒事件是跨地区性的。这种社会抗议不仅会产生很强的组织因素，而且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其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秩序的冲击也最大。
人们一般所说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涵盖了上述几种不同的社会矛盾或社会冲突类型。这是在分析社会动荡的时候必须注意的。然而我们注意到，目前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危机所进行的分析，很少注意到社会抗议的不同类型，甚至也不明确说明社会动荡的确切含义。这就往往容易将小规模的、正常的社会冲突，特别是利益冲突夸大为不稳定因素。
坚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南方周末：坦率地说，所谓改革进展迟缓的问题，主要是指政治体制改革进展迟缓，对这个人们都感到棘手的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孙立平：在我们的社会中，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显得越来越迫切了，这是许多人共同的感觉。因为现在许多事情就卡在这儿。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利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化制约，*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是从改革本身看，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样变形。在改革论争中，我就曾经讲过这个问题，结果是许多出发点良好的改革最后变为财富掠夺的战争，在这样的情形不断重复之后，改革的共识在破裂，改革的动力在丧失。
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件复杂而又困难的事情。对这样的改革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慎重不等于不改革。在目前这样相对有利的时机下，稳妥而坚决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要选对突破口。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选择至少要考虑这样几点。第一点，不敏感。第二点，上下有动力。第三点，有潜力。
从这样一个角度考虑，我觉得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2007年底到2008年初，我连续写了六七篇关于暗箱操作的文章。有人说，你怎么和暗箱操作干起来了，其实就是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考虑有关系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规范权力。暗箱操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暗箱操作是现在我们政治行政体制的“癌症”。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词汇，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了我们体制当中的很多弊端。对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对政府有效性的损害，对老百姓利益的侵犯，我们仔细去分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和暗箱操作相联系的。
在现实生活中，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权力相当普遍的非正式运作方式。比如国企改革是暗箱操作，干部提拔是暗箱操作，征地拆迁是暗箱操作，司法行政是暗箱操作，招生录用是暗箱操作，甚至转移支付是暗箱操作，公共资源的使用与管理是暗箱操作。不久前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前几年的国企改革，还有许多*大案要案，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暗箱操作。所谓暗箱操作，就是对权力的不公开行使。原来这个问题还简单一点。进入到利益时代事情就不一样了。在当今的情况下，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将解决暗箱操作问题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好处在于上下都有动力。从上边来看，无数个下级机构，每个人都在那儿捣鼓暗箱操作，政府不可能政令畅通。上下有动力，合到一块有合力。而且，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2006年底，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理念是“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机关如果拒绝公开信息，公民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可以想象，政务的公开，信息的透明化，将会从根本上压缩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间。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试点工作在一些地方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也在制定种种措施。比如，从2005年开始，河北省以省商务厅、省国土资源厅、邯郸市政府为试点，大力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改革，依法清理行政权力项目，公开政务运作流程。在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中，一个人们以前闻所未闻的名词是“清理权力”，甚至公布市长权力清单，公开政务运行环节。一些地方已经在搞公示制度。比如武汉，一个机构上边来了人，吃多少、喝多少，有一套手续，费用要有一个清单，贴在局里的大厅里，贴七天。七天之后，内部互联网上挂着。当然这当中会有很多漏洞，但这无疑展示了我们未来体制建设的方向。
但是，在解决暗箱操作的问题上，在政务公开、信息透明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没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真正的政务公开和信息透明是不可能的。应当说，建立一种正常的言论和舆论生态，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举例来说，*问题是我们社会面对的一个严峻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也处理了一些大案要案。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有哪些大案要案是我们的媒体揭露出来的？相反，都是结案之后才开始在媒体上加以披露。如果有点蛛丝马迹媒体就能穷追不舍，一些大案要案可能就没有发生的机会，一些*分子也就不会走到后来的地步。这说明我们的舆论生态是不健全的，结果是我们社会的肌体缺少一种不可缺少的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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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体制改革推动市场经济
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南方周末：前面也已经讲到了，近些年来您一直强调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会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孙立平：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对于导致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些不同的因素会共同加剧着社会的不平等？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其实，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无例外地存在这个因素。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因此，要防止贫富分化的进一步加剧，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最基础的问题是形成能够协调利益关系的机制，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博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制度化的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等。也就是说，要建立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而这当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利益表达。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就无从谈起。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做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一位工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油田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当职工对于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企业重大提案有话要说而不得不走向上访道路的时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总是视之为洪水猛兽。他们对相关人员进行24小时严密监控，所有公交车一律停发；所有单位保安人员全体出动，日夜值班把守工厂大门；所有公安干警天不亮就紧急出动把守各个通向厂、局机关办公楼的要道路口，不叫漏过一个相关人员。如果哪个单位因为措施不力，出现了上访者，该单位分管领导就地被免职（而在平时，免去任何一位领导干部都是非常困难的，干部一般都是只上不下，除非退休和发生意外情况），以此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对于职工稳定工作的充分重视。因此，每有职工意欲上访的风声，各级领导干部始终是如临大敌，诚惶诚恐。上访人员则往往要甘冒诸如减薪、下岗，直至开除厂籍的处罚威胁。除此之外，企业单位还对上访职工亲属实行类似“株连制”的连带责任攻势，以此动员亲属力量化解上访行动。
本来，职工上访是一种正当的公民权利行为，可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而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并不鲜见。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之所以成为一个敏感的概念，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往往将不同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集合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而现实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往往是具体的，如农民的征地问题，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上，体现的是具体利益关系，表达的是具体利益要求。如果利益表达的渠道畅通，解决利益矛盾的措施有效，这些冲突一般都不会上升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且，我们通过对一些利益表达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中的参与者自己也往往很自觉地努力将利益要求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十七大报告中肯定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权。这样的表达权，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才能建立起来。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实际上是构建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建立在利益主体分化基础上的博弈经济，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良性博弈。在这样的体制中，利益表达是博弈的基础。当然，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也是一个迫切的任务，因为如果这个过程过于滞后，利益关系的失衡将会越来越难以控制。
用秩序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