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关键因素（2）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两个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员”与“削边式裁员”。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发生的是“削底式裁员”还是“削边式裁员”，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削底式裁员”是指，被裁减的是底层的一线工人或下层职员。而“削边式裁员”则是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高管和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在一般的想象中，人们可能会觉得金融危机中的裁员或失业会以削底式的方式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更可能是以削边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多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2008年底的一则报道题目就是《美国银行裁员之刀伸向高管》。报道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Corp。）不久前裁减了约20位高层主管，其中包括首席执行官肯尼斯·刘易斯（Kenneth Lewis）的一些长期拥护者。2008年11月，汇丰银行宣布裁减亚太区500名员工，被裁减的员工分布于多个部门，亦涉及中、高层人员，包括月薪逾10万港元的经理级别的人员。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56％的企业高层预期来年裁员，47％的员工忧虑失业，25％的人开始翻阅招聘广告或更新自己的履历表，为可能面对的失业做准备（《美国裁员潮蔓延各行业，56％美企高层预期来年裁员》，//chinanewscn/cj/gjcj/news/2008/10…19/1417084shtml）。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危机时期千万不要要求提薪，因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整个企业整个企业地倒闭，在整个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边式裁员”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逐级踢下效应”的形成。即一个位置较高的专业人员的失业，会导致逐级地向下顶替，当然这种顶替往往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特别是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这意味着一个上层的就业岗位的失去，可能会导致若干个岗位上人员的更替。换言之，在这样的失业中，由失业造成的工作的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稳定性的预期会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一个，可能会有十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一百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甚至形成大范围扩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就业，至少使失业问题不至于过分恶化。在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的系列性应对措施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一般地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8％，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家3％~5％，欧美等发达国家0％，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的日本，轻度负增长不算衰退。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障在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措施。
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因此，8％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有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类似地，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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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会矛盾会增加，但不太可能导致大的社会动荡（1）
经济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或激化，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现象。因此，在历史上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中，总会伴随不同程度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甚至社会动荡。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大量财富的消失、大面积的失业、生活的日益艰难、越来越绝望的情绪，使得当时美国乃至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起来，社会开始成为一个火药桶。其中很有名的就是美国退伍军人的抗议活动及由此引起的震荡。1932年，大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退伍军人，为了获得退伍补偿金和工作机会，集聚在华盛顿，举行持续了长达两个月之久的抗议活动。虽然组织严明有序，不让激进分子参加，但依然遭到了胡佛命令的、麦克阿瑟亲自指挥、巴顿为先锋的军队的*。因为他们认为退伍军人的抗议有可能引起社会*。武力*导致两名退伍军人死亡、数十人受伤。1933年3月退伍军人又陆续返回华盛顿。到了5月份，已有3000人住在为他们而设立的帐篷里。但这时候罗斯福总统已经就职，新政杠杆展开，他下令陆军将功补过，在华盛顿外围的一处旧军营里设立住所，让老兵住进去。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还向老兵们嘘寒问暖，共唱圣歌。1934年6月，老兵拿到了第一笔战争奖金。抗议事件总算和平解决。
2001年底，阿根廷由于债务问题出现了一场金融危机，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最终演变成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2001年12月19日，阿根廷爆发了10年来最大规模的*，政府被迫宣布*，经济部长及总统相继辞职，随后两周内连换5任总统。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虽然危机原发地的美国大体太平无事，但欧洲却爆发了多次较为严重的社会冲突。2008年10月，希腊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数百万工人举行全国大*，抗议政府的经济政策。*使希腊的交通和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国家陷入瘫痪。同年12月，希腊发生大规模骚乱。骚乱除了在希腊全国蔓延，而且随着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安情绪还波及欧洲其他国家，欧洲有年轻人甚至喊出了“欧洲革命”的口号。元旦前夜，在受金融危机首波冲击最严重的冰岛，数百名示威者闯进总理召开的每年例行的常务会议的会场，同警察发生殴斗，造成一名警员受伤，并对总理进行追打，向全国电视直播的会议被迫中断。有媒体分析希腊*的原因时认为，骚乱的发生与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当国家经济每年保持3％~4％的增长率，社会弊端尚可粉饰掩盖，但当时至今日经济恶化，所有问题便像火山爆发”，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足以点燃街头火炬”（//militarychina/zh_cn/critical3/27/20090113/15280897html。）。
危机中社会矛盾的增加甚至激化，无疑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但同时也有可能产生另一个倾向，即对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产生夸大性误判。在这种情况下，对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行准确把握，并理性地处理此类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危机的转化，特别是失业的大面积发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趋势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同时要看到，就总体而言，这次金融危机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国际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
六 社会矛盾会增加，但不太可能导致大的社会动荡（2）
这当中首先一个值得重视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其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方式，不仅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有很大不同，即使与1997年金融风暴时候比也有明显区别。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各国政府基本是各自为战，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有的国家甚至以邻为壑。1997年金融风暴发生时，冷战刚刚结束，各国政府协调性程度很低。而这一次则是各国政府联手，国际社会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国政府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国际合作。加之有1997年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教训，各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效的。尽管有时候政府的干预对于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功效有限，但对于缓解危机严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就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经远非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那个时代能比。那时候，生活水平一降低就会威胁到基本生存，而现在即使是经济危机发生了，对人们生存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网络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有了质的区别。就此来看，金融危机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在内，即这次金融危机来源于外部，这种认识会提高人们对危机中一些问题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的警惕性明显增强，有人断言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但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做具体的分析。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有可能引起社会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股市或房地产崩盘造成的大规模财富消失；二是由于企业破产倒闭或裁员引发的失业下岗，导致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三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社会动荡。但这些因素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其实际的结果还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初，有经济学家就认为，若股市崩盘将引起一次大规模社会危机。还有学者不断提醒，如果中国房价急剧下跌，会引发社会大动荡。然而一年多的事实证明，在A股市场发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发掉20多万亿元（当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银）的情况下，并没有引起导致社会动荡的事件，甚至连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没有发生。失业问题对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影响要更为直接，前一段时间在珠三角地区由此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不久前《财经》杂志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合作进行的百位经济学家调查显示，90％的经济学家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失业人数增加”（《2008年中国经济学家年终调查》，《财经》杂志2009年第2期）。但尽管如此，还需要看到如下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这次失业涉及的最主要群体是农民工；第二，大部分农民工失业后仍然有地可种；第三，失业后返乡的农民工是高度分散的，其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当然，这不是说农民工失业问题不值得重视，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直接引起大规模社会动荡，而更多在于引发农民增收的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农村经济社会危机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关调控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出现复苏的时候，如果这时通货膨胀发生，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可能会更为严重。各国政府在刺激经济时的大量投入，过分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到时候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都有可能加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国企改制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下岗浪潮中，社会动荡之所以没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比较低迷，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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