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影响的两三家杂志之一。何氏推动的这个运动，很快有了结果。1915年6月，美国的社会贤达在费城独立厅召开“强制和平同盟会”成立大会，由于何氏的关系，美国前总统塔夫脱出任该同盟会主席。可以指出的是，该同盟会直接就是“国际联盟”的前身。经由何氏和塔夫脱的宣扬，时任总统的威尔逊深受影响，在他的大力奔走下，前联合国性质的“国联”终告成立。富于戏剧意味的是，“国联”本是美国的产儿，它的诞生得益于美国，更得益于威尔逊，但，由于国会通不过，美国最终未能加入，威尔逊也抱憾而终。因此，失去母体的国联最终未能发挥以武力强制战争爆发的作用。1930年代，“九一八”事变发生，胡适反对正面和日本抗衡，转而把希望放在国联身上，谁知失去美国的国联只是躯壳，指望不上。当然，这又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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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从“不争”到“积极和平主义”（2）
1916年初，胡适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把安、杜二氏思想表述出来。那是美国的一个国际友谊性的组织举办了一次全美大学校际之间的论文比赛，主题就是国际和平。题目有四，胡适选择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力量吗？”征文期间，胡适的中国公学老师老师马君武正在此地。胡适早晚相陪，不得闲暇，每天作文，都得在夜半客散人尽之时。几次想放弃不写，但他“既以作始，不欲弃置之”。稿子完成寄出，几个月后，传来消息，居然得了头奖，奖金一百美金，而且论文由该会出版同时被翻译为葡萄牙、西班牙等几种欧洲语言。年轻的胡适大喜过望，却也没忘表白“此文受安吉尔与杜威两先生的影响最大”。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为使武力得以占上风，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调整，将其引向某个共同的目标”，“强制推行国际间的法律和和平”。
虽然从“消极和平主义”走向“积极和平主义”，但胡适依然对前者持一种尊重。这从两件短事可以看出。一战爆发，英国决定参战，英国哲学家罗素反对国家参战。罗素也是个极端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反对用武力反侵略。胡适在日记中曾经记载过他的言论，谓：“反抗敌国的侵略将使这种侵略变成一种灾难，它使敌国产生忧虑，从而认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是正义的”。因此罗素认为“在文明国家中，不争主义似乎不仅是久远的宗教理想，而且是实践智慧的源泉”。 他在一次###上作文演说，反对国家强迫征兵，鼓吹良心自由。遂被英法庭判他违反“祖国防卫法”，不但罚金，而且被剑桥大学除名。胡适闻之，心中大忿，一声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他的朋友赵元任同声相应，来信与胡适论及此事，亦云“有哪种疯狂不能由战争产生！……一种罪行消逝，另一种罪行又来了。”
后来，美国也决定介入战争，国内推行“选择的征兵制”，其实也是一种强迫征兵。胡适有朋友持消极和平主义，力主“非攻”，并做出以身试法的决定，哪怕拘囚坐牢，也决不应征。胡适一边劝朋友勿与政府作对，一边并将其赞为“良心的非攻者”（亦即今日之“反战者”）。此刻胡适的态度是“吾今日所主张已全脱消极的平和主义，吾惟赞成国际的联合，以为平和之后援，故不反对美国之加入，亦不反对中国之加入也。然吾对于此种‘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爱敬之心，初无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从国际组合的一方面观此邦之加入战团耳。”
就这两事而言，胡适对朋友抱以理解的态度，很公允；但在前者，就显得偏颇。可以赞赏罗素，他为坚持真理而宁可付出代价。但，如果罗素是对的，并不能反证英国为错。英法庭是在执法，惩罚也是象征性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罪恶；况就法本身而言，亦非为不正当，参战在当时是势所必须。只是这两种价值碰撞在一起，悲剧就发生了。胡适的态度（包括赵元任）则有点简单化和情绪化。
二十一 舌战富山接三（1）
胡适对日本初无好感，这从乘船赴美路过日本时的观感可以看出。对日本的注意，是在一战爆发之后，事关远东，日本便频频进入胡适的视野。
1914年8月间，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尚未参战，其首相就开始放风，日本如果联合英国攻德，德人必失青岛。于是留美国人纷纷猜测，青岛将落谁手。胡适的看法是，日本有可能把青岛归还中国，但会向中国索要尝金。人多指胡适为梦想。谁知第二天，当地报纸发表日政府致德国的“哀的美敦书”，要求德国把胶州湾租界地全境交给日本，“以为他日交还中国之计”。日本人自己这么说了，胡适当然很高兴，他特地写了篇“还我青岛，日非无利”的短文，追述自己的理由。在胡适看来，他日世界之竞争，当在黄白两种之间。黄种人只有日本能自立；但日本是孤立的，很难持久。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却是它的屏蔽，没有这道藩篱，是日人心中之患，所以，今天的政治家如日本首相则有亲华倾向。归还不是没有可能。另外，日本素有侵略野心，早为世界所侧目，中美两国人尤其怀疑。日本果欲消除中国疑忌和世界嫉妒之心，就要拿出真正的行动来，而不是在那里说空话。再者，青岛一地，本非日本。日人得之，适足以招忌英国，为其势力均衡打破也。但日本也不甘心把此地让与英法，毕竟英法势力大而日本力量薄。所以，把青岛还归中国，对日本自身利益来说并不吃亏。胡适对时局是善于分析的，更多时候，眼光挺准。即以此事论，胡适还是算准了。自它提出二十一条后，中日两国持续交涉，同时也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最终退让，暂时放弃了对青岛的租借要求。所以，虽然最后结果远未出来，胡适先行自信：“吾所见如此，此吾政治上之乐观也，吾何恤人之笑吾痴妄也？”
此后，胡适密切关注远东战况和后来的两国交涉情形，什么时候日德宣战，什么时候日人攻陷青岛，中日如何交涉，交涉中又有什么波折，胡适在所关心，日记也多有所记。至于经常为国事而夜不能寐，或寐中还梦其读报，更无论在中日开战上，胡适力排众议，不惜作孤掌之鸣，以上都有勾勒，于此不赘。另外可以看到的是，也正是在这段期间，胡适对日本刮目相看。1915年1月24日，胡适从纽约返归绮色佳，在车上读到《纽约时报》上一个日本博士的文章，声称日本即使占有青岛，也和中国无关，因为这不是中国领土而是德国的。胡适气为之塞，愤而出声：“在今日强权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确论，世衰之为日久矣，我所谓拔本探原之计，岂得以哉！岂得以哉！” 叹息过后，“车中忽起一念如下：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数胜而骄，又贪中国之土地利权。日本知我内情最熟，知我无力与抗。日本欲乘此欧洲大战之时收渔人之利。日本欲行门罗主义于亚东。总之，日本志在中国，中国存亡系于其手。日本者，完全欧化之国也，其信强权主义甚笃。何则？” 胡适这样问自己。行程中，胡适一念之下就想研究日本，他为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吾不可不知日本之语言文字，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书言说为期。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尤不屑讲求沟通两国诚意之道，皆大误也。”（同上）自以为不误的胡适一边念叨着“吾终往矣”，一边随车到了绮色佳。
既然发愿要研究以前自己看不上的日本，胡适说做就做。他把这层意思告诉朋友任叔永，并托他在日本的朋友购书。任的朋友邓胥功助办此事，几个月后，邓从太平洋那边寄来了胡适所要的书，内中附了一封信，云：“日本文化一无足道：以综而言，则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则男盗女娼”，并自注“此二语自谓得日人真相，盖阅历之言”。胡适读后，暗自叹息：“嗟乎！此言而果代表留日学界也，则中日之交恶，与夫吾国外交之昏暗也，不亦宜乎？”
1915年的五月上旬过去，最令胡适感到紧张的日子也过去了，中日交涉告一段落。“日人似稍憬然觉悟侵略政策之非计矣，故有最后之让步”，这个让步就是退还青岛。但，中日两国交涉的最后结果依然是不平等的，它令胡适“未尝不痛心切齿”。此时的胡适经过水的洗礼，已经放弃了消极的和平主义。紧接着，六月份到来，在这个初夏时节，欧美和平主义人士会集美国纽约州的绮色佳，召开第一次国际政策讨论会。会上，放弃“不争”哲学的胡适和来自日本的一位和平人士发生了一次有关中日问题的争论。
二十一 舌战富山接三（2）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的安吉尔，更有胡适熟悉的讷博士、墨茨博士等，其中有二十多个是极端的和平主义者。会议从六月十五日开始，胡适在会上致欢迎词。会议约为两个星期，除了白天的大会，胡适每天都要邀请两、三人到自己的寓处茶叙。在胡适看来，此种会后之会，彼此交谈甚欢而无所顾忌，其所得益远胜在那严肃讲坛上的演说。在胡适所邀约的人中，有一位来自日本，也是此次大会唯一的日本人。而东方人一共也就三个，除了那个日本人外，另外两个就是胡适和四川人杨国屏。
这位日本人叫富山接三，他是日本和平主义运动协会的书记，而会长乃是日相大隈。既然是在中日关系的紧要关头，既然与会就这两三个中国和日本人，因此，他们两人的对谈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从胡适日记看，他前此似乎还没有过与日本人的接触。胡适的日记是这样记载：“吾与日人富山君谈竟日，论中日关系。……此君与吾言颇直质。”那么，这两个并不能代表各自国家却又俨然为其代表的人都谈了些什么？问题当然紧紧围绕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对谈开始，富山看起来是占了上风，或者说先发制人。他在解释日本为什么提出二十一条时，原因递次是：“（一）日本期望中国之强，（二）日本期望中国之能协助之，（三）中国数十年来久令日本失望，（四）致令日本在远东成孤立之势，（五）故有今日之要求，（六）日本对支政策之目的在于自保。”这理由，听起来就像当年鲁迅对自己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然你们自己不行，干脆就让我们来吧。这好像是为了抵抗欧美白种人的列强，好像是为了大东亚的共荣与安全。它也正应了一些亲日美国人的看法，中国人缺乏共和能力，不如让与日本人管理。在这一连串的攻势面前，胡适并未给予有效的回答。
问题到了下一轮，即中日将来关系将如何。又是这位富山君抢答。他提出了三点：“（一）中国需信任日本。（二）日本需协助中国。（三）中日间之恶感情宜渐次消除。”这时胡适才接上茬：“此次之交涉，适得与此三者绝对的反对之结果”。富山说，这正因为中国不信任日本，才有如此强项的要求。如果中日交欢，也就没有二十一条这回事了。胡适回道：这二十一条之政策，可谓南辕北辙，我正要责备日本政府出此下策。转而，胡适又问富山：足下以为将来中日交欢之道又如何？富山的回答是：“（一）教育。中人宜研究日本文明政策之趋向。中人不可不知日本文字（这正是胡适前此给自己布置的任务，笔者注）。（二）交际。（三）实业上的联合。（四）开诚之讨论。”富山君滔滔不绝，一二三四。在此当口，胡适紧插一句，“四者之外，尚有第五法，尤不可不知。”轮到惊讶的富山反问了：此道为何？胡适先一语道破：“日本须改其侵略政策是已”。前不久，胡适在美东某城做过一次讲演，言及中日关系，论云：中日两国的和平须得两国之间地位上的平等。此意转述而来，富山不以为然。认为日本不能坐待欧美之侵略。胡适单刀直入：以国防为借口，可谓梦呓之言，“今日日本决无受他国攻击之理。英为日同盟，美无西侵之志，德势已孤，独有俄耳。俄今日无东顾之余力。此次战争结束后，俄力竭必矣，安敢东顾与十年前强敌争乎？故吾断言：‘日人以自保为词，乃遁词耳。’”言迄，“富山虽不默认，无以应也”。 这时，有客人进来，两人的争论便告中止。
观其论战，前后两段。前半段，富山先声夺人，胡适隐忍不发。国势如此，遂使对方气壮，胡适只有待机发难。机会在胡适的不断问题中出现，论战遂进入后半截。一个插入，打乱对方阵脚，便把局势扳到自己这边来。然后抓住对方借口，层层进逼，使其破绽开花。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