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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后，胡适读英国作家威尔斯的政治小说《新马基雅维里》，并作了大段摘抄，该小说给胡适的助益是“增益吾之英伦政界之知识不少”。从胡适的抄录看，倒是对半年前的他大谈梦想和理想的一种解构，尽管胡适自己好像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关于这一段文字的翻译是：
牧师、学派、谋士、领袖总是在不经意中犯下想当然的错误，设想他们
可以设计出人类全部之目标与未来，清晰明确，一劳永逸——或者，至
少可以完全设计出其中确定之部分；他们以此种假设为基础，凭己之力
去从事立法、建国之工作。在经历了现实生活之错综复杂、冷库无情和
难以捉摸之后，他们便大搞教条、迫害、锻炼、修剪、秘密训导，和种
种过于自信的愚蠢之活动。当他们热衷于某些善良意向时，他们会毫不
犹豫地掩盖事实真相，钳制思想，扼杀骚动之首创精神，抑制明显有害
之欲望……
罗素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理想主义如果和爱好权势相结合，就会一再地把人类社会引入歧途。可以说，柏拉图那样的理想主义代不乏人，自他而始，一路往下，直到卡尔·马，这些牧师、学派、谋士、领袖们都热衷于用哈耶克批评过的那种“建构理性主义”为人类设计明天即理想国。由于他们坚信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至善”，所以，这种理想如果和权力结合（在柏拉图那里，“理想”或“理念”就是权力，因为只有拥有这种理念的哲人才配当统治者，叫“哲王”），灾难就开始了。为了他们的“至善”，他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大搞教条、迫害、锻炼、修剪、秘密训导，就像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同样，为了他们的“至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掩盖事实真相，钳制思想，扼杀骚动之首创精神。在“至善”的理想面前，一切残忍不过是达至理想的手段，手段而已，不足论之，甚至它还可以因为目的而合理化。于是，在至善的理想和残忍的手段之间，就是一条哈耶克所谓的“通往奴役之路”。
没有读过威尔斯的《新马基雅维里》，但上述这一段文字，简直就是针对《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国”。难道这是一对姊妹篇？
补：在胡适抄录《新马基雅维里》的文字中，这一段有关自由的表述甚为剀切，兹转录：
特权和法律之约束不是自由唯一的敌人。一个人若是没有文化、缺乏教养、营养不良、一贫如洗，他便失去自由之可能性。对他来说，自由毫无价值。一个在水中作垂死挣扎之人，他唯一想得到的自由，就是出水上岸；在他上岸之前——他愿意用一切别的自有来换取求生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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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美人不及俄人爱自由”？（1）
已是1915年的初夏，这一年的6月5日，韦莲司约胡适的康大同学客鸾女士去郊游，胡适与客鸾在路上相遇，客鸾告诉胡适这件事，胡适很高兴地说：你们郊游回来，如果惠顾寒舍，我当煮茶招待。同学笑着答应了。下午五时，郊游回来的她们来到了胡适的住处，胡适不失言，享以龙井。两位女子皆不同流俗，在胡适这里放松自如，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两人谈笑风生，直到傍晚才离去。次日，和胡适同住一起的法文教员很好奇，问昨天胡适房中笑语喧哗的是谁，胡适告之。这位法国佬很感慨，他也告诉了胡适一件事。几个月前，他和两个同事约两位女子（也是同事）到自己住处小集，其中一位女士告诉了另外一个女子，后者惊怪，问谁是陪伴人（原文为“挟保娘”），答曰没有，对方益加惊怪。此事传出后，还引起诽议，不得已，便把约会地点改作外面的茶室。等到去的时候，茶室却又满座。这位法国佬便说：还是到我那里吧，难道我辈还在乎别人说什么吗？几人掉过头来，再回住处。不过一次饮茶，经历却这样一波三折。听完故事，胡适它记到日记里，说，这事虽然细小，但却证明自己以前说的话：此邦男女交际不自由。胡适刚到美国就感觉到这一点，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曾这样介绍：“美国男女平权，无甚界限。此间大学（指康乃尔大学，笔者注）学生五千人，中有七八百女子，皆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惟美国极敬女子，男女非得有人介绍，不得与女子交言。（此种界限较之中国男女之分别尤严，且尤有理。）” 是的，20世纪初的美国，远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现代和开放，文化保守势力很强大，尤其是中产阶级。比如韦莲司那不同流俗的作派，放在今天稀松平常，而在当时，在她那个中产阶级的家里，就非议不断。胡适说她之所以远去纽约学画，平常也不怎么回来，就是因为家中的“守旧空气”，使她居之“如在囹圄”。
至于胡适说此邦男女交际不自由，还得从十多天前的一次谈话说起。5月21日那一天，胡适和一个来自俄国的朋友聊天，这位叫狄泊特女子曾就读于俄国女子高等学院，现在随她的哥哥流寓美国，靠打工读书。聊天时，她说：她觉得美国大学生多浮浅，没有高尚的思想，远不如俄国的大学生，具思想、富胆力、热心国事，奔走尽瘁，实在可敬。胡适听了，深以为然。他一直对美国大学生存有类似看法。一次，他接触到保加利亚的一个留学生，交谈之下，他觉得这些来自欧洲的学生都熟悉本国的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俄国学生，没有不知道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只有两个国家的学生对自己的文明和历史懵然无知，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
胡适的偏差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是以偏概全的，但他却在日记中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美人不及俄人爱自由”。在这样的标题下，胡适说：“人皆知美为自由之国，而俄为不自由之国，而不知美为最不爱自由之国，而俄为最爱自由之国也。”为什么？因为“美之人已得自由，故其人安之若素，不复知自由代价之贵矣。俄之人惟未得自由，而欲求得之，不惜杀身流血，放斥囚拘以求之，其爱自由而宝贵之也。” 胡适就便举了个例子，故事来自他的朋友，说的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易卜生送儿子到俄国受学，有人问，为什么不送到美国呢，美国是自由之国呀。易答曰：然，俄，爱自由之国也。这样一个美俄对比，胡适的俄国朋友狄泊特是认同的，胡适也是认同的。
尤有进者，胡适开始申论美国的不自由。上文说此邦男女交际不自由，正是胡适在这里的发挥。“美之家庭亦未必真能自由，其于男女交际，尤多无谓之繁文”。而“吾读俄国小说，每叹其男女交际之自由，非美国所可及。其青年男女以道义志气相结，或同习一艺，或同谋一事，或以乐歌会集，或为国事奔走，其男女相视，皆如平等同列，无一毫歧视之意，尤无邪亵之思。此乃真平权，真自由，非此邦之守旧老媪所能了解也。”（同上）
三十 “美人不及俄人爱自由”？（2）
插：胡适以小说来认知俄国并推断俄国，这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有趣在于，多年之后，当他和罗隆基在上海发动“人权运动”，反对苏俄党治，标举英美民治时，曾遭到文化左翼的抨击。当时，瞿秋白就是根据小说来驳斥他们：“人权派的大人先生们甚至说美国差不多每家都有汽车（见《新月》杂志某期）”，“这真是海外奇谈了。美国‘人民’的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更高；美国人民的自由比任何国家更大？政治上美国的‘平等自由’，我们只要看一看辛克莱、哥尔德的小说就可以知道了；美国工人过的是何等惨酷的生活，何等的不自由；何等的不平等！这些文学家是美国人，他们知道美国社会的深切，至少比中国人权派的几个美国留学生胜过一千倍。美国家家都有汽车的海外奇谈，只好去骗骗小孩子！” 在瞿秋白看来，真正平等自由的当然不是美国而是苏俄。瞧，多有趣，早先胡适的看法后来有了传人，而他们的根据都是来自“小说”。年轻的胡适呀，爱看文学不是您的错，但如此相信小说就是你的不是了。
自由的美国不是那么爱自由，没有自由的俄国却酷爱自由，这说得通吗？
抄录一下胡适日记中保存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演说，威尔逊是胡适深所敬爱的美国总统，胡适的留美日记不时提到他，胡适也不止一次大段剪贴他的演说。这一次演说是因为一批移民刚刚批准加入美国籍，在宣誓仪式上，威尔逊总统作了讲演，他以移民的口吻说：
我们来到美国，不仅仅是为了谋生，也不仅仅是为了寻求一些在
出生地难于觅得的东西，而是为了帮助促进人类精神之伟大事业
——为了让人们知道，世界各地都有人愿意飘洋过海来到这个陌
生的国度，来到这个语言不通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管
是何种语言，人类只有一种渴望，只有一种心声，那就是渴望自
由，渴望正义。
爱自由的美国人看起来不若俄人爱自由，正如胡适所说，那是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个自由的国度。自由就像空气一样，须臾不能离，但如果人就生活在空气中，谁还会时刻记着它呢？本不能拿美国人和缺乏自由呼吸的俄国人比，而且，在这样的比较中，美国的自由和俄国的自由并不对称。胡适拿美国男女交际上的不自由说事，但说到俄国时，俄国青年的那种热情、那种奋斗，显然属于政治自由。一个是“私人领域”中的自由，一个是“公共领域”中的自由，两者未必能简单地混在一起。比如美国的保守力量素以共和党为代表，尽管在日常生活领域它显得守旧、不开放（包括胡适所说的男女交际），但在政治领域这一块，始终恪守“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防止国家权力干涉个人权利，这种对自由的高度的敏感和警觉，就远非当时的胡适能理解。再言之，一个自由的国度和一个非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值也不一样。如果俄国的自由表现为“解放”，美国的自由则表现为“群己之权界”。根据我的经验，象胡适赞叹的那些俄国青年，自由对他们来说，更多是一个吸引人的字词和理念，他们可以为这种理念奋不顾身，但未必能说他们就懂得什么叫自由。而胡适看不惯的那些美国青年，尽管松垮散漫，但在自由的敏感上，哪怕你碰一下他们的神经末梢，他们的中枢都会作出激烈的的反映。
本来，无法比较谁与谁更爱自由，爱自由是人类的天性，比较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比较是，哪种制度能够保障人的自由：俄、还是美。俄美制度至迟在1920年代还困扰过胡适，而胡适长期以来对俄国的好感，未必就不是当年从所阅读的那些俄国小说开始的。
跋：就5月21号这篇日记，胡适的标题“美人不及俄人爱自由”，应该被判为假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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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 导师
1925年5月11日，鲁迅作《导师》一文，后发在5月15日的《莽原》周刊第四期。据《鲁迅年谱》的写作背景介绍，“当时胡适等人摆出‘导师’的面孔，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革命，脱离现实斗争的邪路”，鲁迅“针对这种情况指出：‘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文章最后，鲁迅意犹未尽，忍不住向青年大喝一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胡适固不是“鸟导师”，但他确实是有导师癖，也不惮于做青年的导师，还自以为是一种责任。做导师的想法当然不是在北大教授任上，早在美国留学时，他甚至就做好了做导师的准备，这一点，他的日记有案可稽。
记得1914年的夏天，美国某友人的夫人问胡适对美国传教士的看法，胡适回答说：我以前很反对传教这种举动，因为中国古话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现在觉得传教之举未可厚非。这些教士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足以济事淑世，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
从反对好为人师到未可厚非，原因在于胡适认可对方的出发点是济事淑世。落实到自己的身上，济事淑世又成为胡适在学业和择业上的出发点。胡适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在知识上鹜外太甚，失在肤浅，好博而难趋深。好博，和胡适的生性有关，他是个坐不住的人，很难在一个学业方向上“板凳要坐十年冷”。这一点，韦莲司也善意地提醒过他，要他专心致志。胡适自然很感激，第二天还特意去信致谢，检讨自己的“放任自流”。但，在1915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胡适也曾这样剖###迹：“吾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