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StaneyB。”这下插翅也难飞出新加坡了。
然而短暂的欣喜过后，大家又笑不出来了：根据新加坡法律，使用别人的护照将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监禁。3个月后，新加坡方面会不会把胡星交给中方还很难说，事情可能还是回到原点。让胡星被移民局扣留，实为下下策。
追捕组已经查明胡星入住的酒店和房间号，也掌握了他的手机号码，但目前唯一能做的却只有等待时机。根据消息，胡波回到加拿大以后大病一场，近几天已经出院，如果他再次飞来新加坡“拯救”其兄，再带来一本新的护照，怎么办？
值得庆幸的是，可以确定整日跟踪胡星的人是新加坡警察。早上新加坡警察对胡星住处信息完全不感兴趣，恰恰暴露出他们已经监控了胡星，这至少说明他们对此案的重视。这是中国的外交努力、公安部的交涉以及追捕组的辛勤工作取得的一大成果。
你的出逃很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2月17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昆明传来消息，胡星又跟刘伊萍通话，称自己马上要离开新加坡，“如果顺利，20号再联系。”追捕组紧急跟黄勇公使商量：不能让他离开新加坡，也不能让他被监禁3个月。蒋平提出：“去找胡星谈，打消他继续逃亡的念头，劝他跟我们回去！”
这个设想太冒险了。谁去谈？怎样谈？谁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胡星在新加坡警察的控制之下，不能贸然前去找他。还有，万一打草惊蛇，他跑了怎么办？
谈话中他做出不测之举怎么办？哪怕他喊叫一声，中国警察就涉嫌在新加坡执法，这可能导致外交争端，谁负责？
正在反复研究中，这时昆明又报来一个重要线索：胡星在拨打云南省委有关领导的电话，但没能接通。他想干什么？是想试探跟踪他的人是否中国警察，想讨价还价，还是想投降？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蒋平说：“我去找他谈！”他认为，胡星此时已经购买了再次逃离新加坡的机票，并且已经和刘伊萍作了告别，不太可能轻易投降。
给省委领导打电话也许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底，或是虚晃一枪、麻痹一下中国警方。但是，蒋平细致地分析了胡星的心理状态：他的出逃虽蓄谋已久，却是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仓促上路，没有携带太多现金，又在英国和香港屡屡碰壁，狼狈不堪，如丧家之犬。在新加坡又被不明底细的人跟踪数日，更是惶惶如惊弓之鸟，感到了极大的不安全，无形罗网似要扑面而来。他备感孤独无助、前途黑暗，已被逼到角落里。“劝降”有风险，但并非毫无胜算。
蒋平拨通了省政法委孟书记的电话，请求同意给胡星打电话。孟书记只问了两句话：“使馆同意吗？有没有把握？”听了蒋平的分析推理，他果断地指示：“打！”事后回想，蒋平感到，孟书记的这个决定包含了巨大的信任。此去孤注一掷，成败在此一举！
2月17日12时57分，蒋平拿起手机，众人都围了过来，屏息凝气。
电话接通了。蒋平用昆明话说：“你是胡星？”
对方警觉反问：“你是哪个？”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3）
“我是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
“哦，我知道你。”
“我告诉你，你的周围是新加坡警察，新加坡警察的外围是云南省公安厅追捕组，我就是孟书记在新加坡的代表。你刚才不是打电话找省里领导吗？”
对方沉默。
“我知道，你就在莱佛士酒店1750号房间，我知道你正在收拾东西，我警告你不许出门！不允许有任何动作！”
胡星慌了，不知道追捕组监控到了什么程度：“我没想走，我只是整理一下书。”
“现在只要你离开房门，你就会因为非法持有他人护照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根据新加坡法律，你会被处以两次鞭刑和3个月的拘禁，然后移交中国警方处理！”
继续沉默。
“如果你愿意跟我谈，跟我们回去，出逃这一情节的责任，可以不追究。”
这个电话就像一枚炸弹，将胡星的心理防线炸开一道溃口。他感觉自己如瓮中之鳖，中国警察居然监视到了自己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挂断胡星的电话，“我感觉他精神濒临崩溃，有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蒋平喜形于色。
蒋平和卢保良等人跳上大使馆早已备好的车，再次拨通胡星电话：“你在房间等着，一步都不许离开！”大使馆工作人员此时将打印好的《自愿回国申请书》递上。黄勇公使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新加坡警察的眼皮下谈，千万不能去房间，而且绝对不能动手！不然只要胡星叫声“绑架”、说自己是被胁迫的，就前功尽弃了。汽车正要开动时，吴冬梅总领事追上来：“要不要订机票？”那一刹那，蒋平陡生信心：“订！今晚就走，我有决心把他带回去！”
莱佛士酒店有好几个咖啡厅，蒋平找了一处能从二楼俯瞰监视的桌子坐下，大使馆的申秘书坐在另一桌，卢保良上了二楼。一切准备就绪，蒋平通知胡星：“到咖啡厅来，不许带任何东西，不要让人觉得你想出逃！”挂断电话，手机定格在2月17日14时14分05秒。
等了10多分钟，胡星才下楼。仅仅20多天的逃亡生涯，那个原本意气风发的省交通厅副厅长显得落魄潦倒，神情黯淡。环视周围，蒋平立刻感到新加坡警察悄然围了过来。
蒋平单刀直入：“胡星，我觉得你的出逃太不明智，起码不够男人！你把昆明的那些问题丢下不管，丢给你弟弟，甚至丢给你的情妇刘伊萍，你觉得公平吗？
是你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躲？你认为你躲得掉吗？我早就盯着你了，你在香港住的是爵悦庭，到了英国没能入境，你在莱佛士酒店之前住在文华酒店，对不对？我跟了你一路，你是跑不掉的！我只是不希望你在这里受监禁、挨鞭刑。”
胡星听得目瞪口呆。不会抽烟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吞云吐雾，烟灰缸很快就满了。
“你的周围都是新加坡警察，你没看出来吗？你的护照有问题，你一动，就会被捕！”
胡星嗫嚅着说：“老二（指胡波）不是说没问题吗？”
“我都能证明你的护照是变造的！你的案子是经济犯罪，无论走到哪个国家都是逃不过的。你已经寸步难行了，回去是你唯一的出路！如果跟我回去，出逃的情节不追究。出逃有多严重你知道吗？你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出逃就是叛党、叛国！回去后只要你如实交待经济上的问题，认罪态度好，还可以换取减刑。”
胡星抬起头：“蒋总，我弟弟胡波不太懂中国的法律，他受国外教育比较多，可不可以放过他？”
外逃高官胡星归案记（14）
蒋平说：“可以！胡波帮助你出逃的事可以放过，但其他经济上的问题，回去和反贪局讲。只要你跟我回去，连刘伊萍帮助你出逃的情节，我们都一并放过！”
这个表态一举击中了胡星的软肋。他当即抓住蒋平的手：“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信任你！”
蒋平示意申秘书把《自愿回国申请书》给胡看：“致新加坡警察局，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我在中国境内犯有经济犯罪，现自愿回国，请新加坡警察局予以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胡星。”
胡星提着笔半天落不下去，笔尖颤抖：“我这一签，就全完了。”蒋平说：“不，是重新开始！你本来就全完了！”良久，胡星在文件上写下：“我是中国公民，我自愿要求回国。胡星。”
下午3时多，新加坡警察局局长助理李水发在大使馆的通知下，率员来到酒店。此时胡星的心理防线已经完全被击溃：“我是中国人，他们是我的亲人，我要跟他回去，请给予方便。”
李水发握住蒋平的手：“祝贺你！我们已经研究过，支持你们把他带回去。但是，胡星现在得由我们看着，请你理解。你们抓紧时间办手续，通知我们航班号，我们机场交人。移民局方面也由我们来协调。”
蒋平也明白，自己带着胡星很可能被误会为跨国执法。他接受了李水发的善意：“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李水发摇摇头：“不用说了，我们都是警察。”
两名职业警察的眼神交织在一起，蒋平在李水发的眼中读出了理解、尊重和钦佩。
下午4时30分，与新加坡警察交割完毕，蒋平才发觉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但饥饿感被胜利的喜悦压倒了，他与大家相视而笑：“今晚可以在这里吃顿开心的年夜饭了！”
2月18日凌晨0：05，追捕组带着胡星登上了中国航班。起飞前，蒋平给专案组领导发出一条短信：“这个春节可以过得愉快了。天道酬勤……”
回首高度紧张的20多个日夜，追捕组的同事们感慨万千，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松弛下来了，他们有理由为自己的意志、智慧和胜利而自豪。但他们也明白，缉捕行动的勋章上镌刻着群体的名字：云南省委、公安部的高瞻远瞩，调动了大量资源保障追捕行动；发现犯罪线索的检察官——昆明市检察院反贪局40多人参与查办“胡案”，他们的出色工作为缉捕胡星打下了基础；先后参加追捕组的警官、检察官优秀的敬业精神、职业素质和团队合作意识铸成了锋利的“追捕之剑”；后方，云南省纪委，云南省公安厅刑侦、经侦、边防、出入境管理、法制等部门协力提供了及时而强大的支持；广东省公安厅、港澳警方的协查配合也对追缉必不可少，而新加坡警方在他们的法律范围内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专案组组长郭永东感受深刻地说，“云南省委高度重视，李汉柏、孟苏铁两位常委直接领导、亲自坐镇指挥。这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云南省委、省纪委工作得力，公安部门的同志有功，应予以有关同志表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批示：“这是一次成功的跨国追捕。”
胡星归案了。据这名目前被拘押在看守所的外逃高官供述，在担任昆明市副市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便利为家人牟取利益，其弟胡波和胡彬先后在昆明开发多个楼盘，获利甚巨；他向省内多家房地产企业及来滇投资的省外企业索要、收受贿赂高达数千万元。
4月27日，云南省纪委研究并报省委决定，给予胡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等待胡星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刊发日期：2007…04…28
女开发商举报市委书记的前前后后（1）
文／叶铁桥 李墨秋
十年砍柴评点
民不与官斗，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即使富如明初沈万山那样的大商人，在朱元璋面前依然是蚁民一个，无非比别的蚂蚁更肥一些。权力的授予方式如果不变，这种关系一定也不会改变，哪怕官员披一件“公仆”的马甲。
2008年7月8日，记者再次见到于瑾时，这个曾经成就斐然的女开发商，看上去气色好多了。与2007年7月初她见本报记者时的惊恐相比，已是喜忧两重天了。
2007年6月21日，在监牢里度过509天后，于瑾被无罪释放，但她又得到消息说，有关方面仍想要把她“弄进去”，而检察院也确实对法院的无罪判决提起抗诉。于瑾不得不带着12岁的儿子东躲西藏，经常变换住处，变换手机号码。
此后不久，她带着儿子远避加拿大，直到今年3月才回来。
但这次，于瑾却晃着手里薄薄的几页纸，对记者说：“看，对我错抓错判的顺城区检察院和法院要向我赔钱了”。5万元左右的赔偿额，被于瑾认为是阶段性胜利。但这个曾开着奥迪A6、身穿两万多元貂皮衣服的女开发商，现在仍然处境凄凉：房子被拍卖，车子被扣押，儿子因无固定居所无法入学，以前积累的大笔财富在马拉松似的上访和官司中消耗殆尽。
“有人说，在中国，做个举报者从来都不会有好下场。”于瑾苦笑道，何况我举报的还是市委书记？但不论怎样，连省纪委处理此案的专案组人员都认定，正是因为于瑾等人的举报，最终导致了抚顺市原市委书记周银校的案发。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于瑾说，为保证安全，她只能斗争到底，“稍一松懈，最后牺牲的只能是我自己”。
直到现在，她仍执著地走在上访路上，以争回自己所有的合法权益。只是她偶尔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时，会感慨“简直像看戏一样”。
而最具戏剧性的，莫过于这场戏开场时的那个骗局。
天上掉馅饼：553亩土地找上门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