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说：“过去许多人把现代新昆明建设理解为建高楼、修公路，但实际上打造新昆明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仇和说，经济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制度的落后是领导的落后。他这些全新的语汇、全新的思想、全新的作风、全新的手段，是从政治层面上为新昆明建设打下扎实的基础。昆明需要一个能带来新鲜气息的官员。”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仇和新政（4）
但是，也有人表示担忧：靠一个人的力量去推动庞大的官僚机器势必会得罪更多的人，超常规的发展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一系列新政的实施也可能会带来可以预想的负面效应。比如让各部门负责人都去招商，并下达任务，虽然其目的“不是为了招商引资的结果，而是一个让干部脱胎换骨、转变服务意识、不再冷漠对待投资者”，但是这种“强势招商”必然会成为一柄“双刃剑”：操之过急造成失误，是否会为新政的“*者”提供反对的口实？再比如，“瞌睡门”事件老百姓叫好，但也有人不以为然。
一位新闻界资深人士评论仇和的昆明新政说：“在现行体制下，仇和这样的领导者是稀缺资源。但只有一个仇和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期盼有更多的仇和以理性的改革意识和勇敢的实践精神，推进*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什么时候单打独斗的‘仇和’不再是新闻，才说明我们已进入了真正的法治而非人治的境界。
”
刊发日期：2008…02…27
记者手记：
为何他的身影总能聚焦目光2008年2月13日，“春节”黄金周收假第一天，仇和到本报驻云南记者站看望全体工作人员。这天，他共走访了8家中央驻滇新闻单位。他向媒体提出给他提供反映问题的报道，“看看我们做得不好和不足的地方，为市委下一步工作改进提供依据”。7月3日，我的报道《昆明中考遇暴雨教育系统乱阵脚》引起他的关注，他批示要求昆明市相关领导研究整改，“下决心建设昆明完备的城市防治体系和管网体系”，同时请昆明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红萍代他感谢中国青年报对昆明的关心关注。
仇和昆明履新后，作为一名驻站记者，我明显地感受到昆明市的许多不同：官员的电话畅通了，采访申请容易了。这一年，我到市委、市政府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次数超过了往年。有两个数据值得记录：截止2008年11月，昆明市改革和完善了189项制度，召开了105场新闻发布会。
当然，在这一年里，伴随着各项改革的是观点对立的争议，无论是写博客的“草根”还是媒体的“第三只眼”，都一直保持着对改革的警惕与质疑。有人说，仇和从不缺少拥戴者的激情和乐观，但他也不能消除另外一部分人的疑虑。在一个公民社会的建立中，人们担心的是：“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的方式来推进*”的做法能走多远？
尽管一年来，仇和没有接受任何媒体对他个人的采访，但他的声音总能激起浪花，他的身影总能聚焦目光。记得2007年12月28日，在昆明市委召开的全市干部大会上，当仇和的任职宣布后，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仇和两次站起来向台下的干部鞠躬。随后，他的就职演说让在场的人第一次领略了仇和的风格。令人难忘的是，他说：“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与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与大家无恩无怨，只身一人，也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
想想，有多少官员能够这样向老百姓敞露心扉？
“孟连事件”激荡云南政坛（1）
文／ 殷红
十年砍柴评点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1500年前一位中国封建帝王都懂得的政治常识，今日一些“人民公仆”未必将其当回事。尽管这些官员在主席台上能引经据典，他们有着硕士或博士的文凭。
*云南省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设问：“为什么人民群众一闹事，人民政府就派人民警察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民警察被人民群众围住，人民政府就设法把人民警察从人民群众中解救出来。”
云南省委党校紧邻滇池，这里连续4天举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孟连事件”的余波激荡着该省众多官员，在中秋前夕，他们被省委紧急召集起来，反思孟连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因果，温习党的领导人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教诲，领悟“政权在手，未必人心在握”的警句。
“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
研讨班注明“阅后收回”的一份保密材料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典型案例汇编》（以下简称“案例汇编”），其中的10余起群体性事件都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除媒体已公开披露过的重庆“彭水诗案”、陕西“校长追县长签字案”外，还包括多起恶性官民、警民冲突事件，有的处置不当导致事态扩大、局面失控。在由各省政法机关提供的这份案例汇编中，都附有事件教训的总结，大多提到“违法行政，执政为民思想缺失，基层组织涣散难以化解不稳定因素”或“有利益丧失感的群体与当地政府和社会的对立”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
在分组讨论时，这本《案例汇编》的传阅率极高。楚雄市新任市长袁鹏说，这些案例让我心惊肉跳，深感震动。我一直在思考，“孟连事件”怎么会处理成这样？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确实错综复杂，但根本的一条是党政领导要密切联系群众。我下乡的体会是，接近群众才能相互了解，第一次去人家觉得你生疏，第二次第三次对你就亲切多了，其实，“群众中最安全。”
双柏县委书记李家龙说，在“书记县长大接访”中，我发现很多久拖不决的问题完全是可以一开始就解决的，拖出后患是干部缺乏人本观念和责任心。有一位老上访者找到我，说已经找过县里各部门10多次了，反映的问题就是没结果，我细听后帮他分析说，你的要求与现行政策不符。他表示理解，但很生气，说要是早这么告诉我，我何苦跑那么多次！那些干部总是对我说“你的事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
李家龙希望县里干部做群众工作时保持这样的意识：人本关怀、责任感、法治理念和*、开放、透明的行政程序。他特别说明，如果程序不透明，公众就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误解，“我们有时候总一厢情愿地认为，捂住是替群众着想，其实信息的开放透明可以预防不安和不测。”他举例说，县里公开招聘乡科级干部，传闻纷纷，民间舆论认为是走过场，县里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谣言即止于公开。
“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
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杨宁说，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碰到“7？19”，还有机会来研讨这一事件。这位从政多年的女干部说，“当官就是担责，群众放在心里，做事才有杆秤。”
杨宁曾任昆明市委常委兼盘龙区委书记，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纠纷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她多次经历和参与处理，也曾接到恐吓电话，但矛盾最终都能化解，她认为化解的招数就是充分关注群众合理的利益诉求。昆明市东二环道路改造时，线路附近的一个村子中有一座寺庙，始建于300年前，后经群众集资多次修缮，小有规模。听说修路要拆除他们的寺庙，群众放言：“谁敢来拆，我们就跟他拼命！”下属向扬宁汇报说，这是非法建筑，没有经过规划批准。杨宁说：“三百年前哪有规划局？谁来批准？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她到现场对群众说，你们放心，你们不同意，我们不会拆的。她指示下属为该寺庙补办手续，使其合法化。此举深得人心，拆迁工作格外顺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孟连事件”激荡云南政坛（2）
“大部分群众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
“现在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参与的群众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涉及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关系调整，由于没有一部明确的法规，更是恼火。”彭耀文回忆起2006年的“3？21事件”，至今心有余悸。
彭耀文当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深夜接到紧急通知，飞速前往虎跳峡处理当地罕见的冲突事件——香格里拉县金江镇群众把7名水电设计工程人员扣为人质，情况紧急。
事件的起因是，虎跳峡要建坝修水电站，但事先没有向当地百姓说明，引起众怒，不满情绪迅速蔓延，3000余人聚集。彭耀文赶到时，看见7个人质脸色惨白，缩做一团，有一位副县长还掉到了江里，“如果处置不当，后果决不亚于瓮安和孟连。”彭耀文对激愤的群众说，他愿意留作人质，换出其他人质——特别是生病的工程技术人员，他的恳切得到了群众的谅解，他们同意把生病的人质送往医院，其余的到当地派出所睡觉。彭耀文作为人质，每天只能解两次小便，他后来深有体会地说，在这关键时刻，基层干部一要身体好，二要心理素质好，“死了也不怕，国家会给我好名声的。”
“事情圆满解决的关键是省、州的判断和决策，原则就是要关注和理解群众的诉求。”这位藏族干部说。当时，李汉柏（时任副省长）从昆明出发时电话通知当时官员：严禁动用警察！在了解现场情况后，省、州领导传达了省委书记白恩培的指示：如果多数百姓反对建电站，我们不会建。
现任迪庆州委常委、香格里拉县委书记的彭耀文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大部分人不同意的事，哪怕是好事也先摆摆，然后再做群众工作。这件事险些酿成大祸，原因是事先没有和老百姓沟通、说明。”
“有限权力承担无限责任”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对市、县委书记们感慨：“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县长的岗位重要，使命崇高。”
在讨论频频发生的官民冲突对抗事件时，县委书记、县长们在感到责任重大的同时，也表露了他们承受着的巨大心理压力。一位县委书记抱怨，上级部门只管与我们签订责任状，一年签出二十七八个，出成绩他们有份，出了事都要我们兜着，说白了就是把责任都推给基层。
一位县长深有同感，他引述民间谚语说，在老百姓眼里，“省里是亲人，市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基层有多少权力？好资源好部门都是上边管着，我们缺少治县的资源。县级党政以有限的权力承担着无限责任，“我们不敢奢望表扬，就怕动辄问责。”
持同样观点的县级官员不在少数。他们认为，县级党政部门是社会矛盾的交织点，好资源、好干部应该向县里倾斜，权力与义务要对等。
刊发日期：2008…09…17
记者手记：
想让笔法“春秋”一些这组报道属于“马后炮”。云南孟连县发生警民猛烈冲突后，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站迅即派出记者张文凌兼程赶赴普洱市（该市辖孟连），从官方和民间渠道采访和还原事件真相。当她试图前往事发现场时，受到了婉转而有力的劝阻。该省宣传官员从普洱紧急打电话给我，“于公于私”希望我们的记者放弃进入孟连，理由是怕激化刚刚平息的矛盾。尽管没有获准到达第一现场，但张文凌还是发挥了职业记者的潜能，发回了《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事件调查》的报道。
“孟连事件”所蕴涵的深刻背景和标本意义随着事态的明朗而日趋显著，它昭示我们，执政党及其政府应该怎样体察民情、关注民意、保护民众的合法权利，应该如何避免把党和政府置于民众的对立面。从“硬新闻”的角度看，本报报道的信息量足够了，但深度还有待挖掘。幸运的是，*云南省委在“孟连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召开了“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专题研讨班”，全省各级主要官员悉数参加，这给我们的再次切入创造了机会。而我到研讨班采访时厅级官员班已结束，省内外媒体报道充盈，我赶上了县委书记、县长班，做好了“马后炮”一回的心理准备。
特别报道部主任吴湘韩催稿甚急。由于是“后发制人”，我的主要注意力在找“新闻眼”，对一般性的发言表态完全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正发愁之际，闻知会上人手一册《苏共*十年祭》和《甲申三百年祭》，正是绝好的切入点，而且可以大施“春秋笔法”，于是在组合报道中的首篇充分渲染，以图让读者意会其中的特殊深长意味。可惜编辑可能出于政治安全考虑把突出在标题中的这个内容作了弱化，但文中内容并未改动。
报道刊出后，中国青年报总编辑陈小川特别发手机短信表示赞赏，云南省高层官员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