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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庄人向何处去？当时，全村人都没有了主意。
“当时我和大队长方泽南真不知所措，这时，县移民办主任和公社书记来到我村，把方泽南大队长带到公社里去了。公社书记威胁着方泽南说：‘你不同意后靠搬迁到漠川，就开除你的党籍，撤你的职。’方泽南心中也盘算开了，‘移到开化、桐庐、建德的新安江水库移民都在闹饥荒，现在已有不少人倒流跑回淳安来了，外迁也不是一条好路。到漠川，那里有山，山农有山就有饭吃。’方泽南答应了。我和方泽南也就开始往漠川搬家了，龙泉庄的其他农户也跟上来了。到漠川三天后，大队里给我们定工，男劳力一月出工28天，女劳力25天。龙泉庄到漠川有二十多里路，要做到搬家出工两不误，我们村移民搬家歇歇停停，前后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许多农家具放在山上日晒雨淋，人人见了都心痛呀！”
5．苦难与争斗（2）
方银汉老人接着又说：“我今年80岁了，一辈子就那几年生活艰苦。我们龙泉庄三百多人全部插在漠川大队的五个生产队里。漠川五队所在地的方家畈当时只有三幢房子，一百二十多龙泉庄人住在哪里？土改时，原地主刘竹林的一幢房子分给了三户漠川人，他们住得也很挤，这幢地主屋里又住进了三户龙泉庄的移民。我家当时祖孙三代七口人，就住在一户老社员不到二十平方米的一间厨房里。第二年，我们方家畈独立建立大队，我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方田水他们四兄弟又小，大队、家庭的担子全落在我一人身上，家里养猪、养牛，每天要上山割草，有一天，在月光下割下了两担草，累倒在地上睡着了，等天亮醒来，见自己是睡在坟堆上。”
我问：“那几年天灾人祸，全国人民都是过苦日子，但你家七口人，一间厨房怎么住呀？”
这一问话又打开了这位老人的话匣子，他眉头舒展了一下，又说开了。
“国家采取‘一平二调’，我们搬到方家畈，山、田、地国家没给老社员一分钱，我们村里三百多亩田，五千多亩山全部做了奉献。新老社员都感到吃了亏，但我们新社员搬家把家底搬空了，日子肯定比老社员艰难，特别是住房，我们搬到漠川第三年才兑现移民费，同意我们建房。一家人在老社员厨房里整整住了四年，现在想起都感到寒心、可怕。”
我问：“你家一共拿到多少移民安置费？”
这一问，方银汉这位说话一向轻声轻语的老人一下放开嗓子粗声地说：“国家说新安江水库移民费每人478元，按这个数，我家应得3346元，而我家只拿到房屋折价费1221元，搬家费每人9元，全家63元，总共拿到国家移民费1284元，人均只有元。村上其他户的移民费跟我家里差不多，大都只拿到国家规定的40％左右，漠川这里的山、地、田国家又没花钱，其他的钱不知到哪里去了。”
方银汉老人最后感叹地说：“说起移民几天几夜说不完，但有两件事一想起，我心里就感到有一种负罪的感觉。一是一百八十多人重迁江西，二是方寿平堂兄一家‘黑人’四十多年的艰难岁月。”接着他又十分沉痛地说了这两件事。
“我和方泽南带着71户龙泉庄的人来到漠川，我们这71户几乎家家都带亲沾故。1969年，县移民办动员我们重迁江西，我当时是方家畈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我向公社许下愿，方家畈250位新老社员虽然人均只有五分田，今后，我们靠自力更生创业，不要国家一斤救济粮，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救济款。公社和县移民办听到我这誓言，也就答应我们留下来了。但漠川大队新社员的命运就苦了，漠川大队近400人，大队里主要干部的位置都是老社员坐着，新社员一直处于受歧视的境地。重迁江西的消息传到漠川，大队里的几位干部就放出了风声说：‘这次漠川的新社员一个不留，全部叫他们移走。’漠川的龙泉庄人来到我家请我相助，我真想帮他们一把，让方氏的同宗后代留下来，我当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69年12月，漠川的186位龙泉庄人全部搬到了江西省宜黄县二都镇的一个山头上，快40年了，我们之间的亲情都割断了。第二件事至今也是我的一块心病，1960年5月全村71户行军搬迁到漠川，就是我的堂哥方寿平一家逃到山上不肯移，他带着三个还没成年的儿子在龙泉山上搭起茅棚，过起了没有户口的‘黑人’生活。水一天天往上涨，他家的茅棚是搭了拆，拆了又搭。拆棚时，他那不足10岁的老二方新七滑下水库的库沿，就再也没有爬上来。上世纪70年代，公社里想把他家的户口落在龙泉山后的青田大队，青田大队的干部认为，落下户口，就要分粮分钱。因此，任凭公社怎么做工作，青田大队就是不给落。到了1984年，山、田都承包到户了，我就与几位村干部商议，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把堂哥一家的户口挂在方家畈，但他们一家今日仍住在离方家畈三十多里外的龙泉山头上。在国家的山上偷种着庄稼过日子。现在我堂哥已过世，老三方新来今年51岁了，还是光棍一个，老大方新六的二儿子由于没有人管教，去年行骗被抓，判了七年徒刑。”
5．苦难与争斗（3）
最后，方银汉老人深深叹了一口气，十分感慨地说：“我家老大方寿平在移民路走得太坎坷了，最近，我们才发现，他当时房屋折价的1157元钱还挂在淳安县档案馆移民的花名册上，由于逃移，近50年了，他家移民时七个人，至今移民费一分也没有拿到呀！”
在江西省黎川县德胜关垦殖场东山林场调研时，见到了新安江水库移民周树春，提起移民后靠的话题，这件事虽然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这位快80岁的老人也忍不住手颤抖了，他提高嗓门说：“我们东亭公社水坂大队20户，103人，1959年2月，步行行军移到郭村公社下胡宅大队。在下胡宅七年，受排挤七年。1966年12月，我们实在待不下去了，一气之下，跟着移民的火车全部搬迁到黎川。我们在福建省光泽火车站雪地里住了一个月，也不后悔。”接着他跟我讲起了受下胡村排挤的方方面面：
一是排挤移民的干部；二是新老社员分队结怨；三是刁难移民，不给宅基地；四是工业品奖售票只分给老社员，不给新社员，干部贪污多占；五是政治上、经济上排挤移民。老人最后说：“当时政府安排后靠移民问题确实太多，土地少，人口多，形成新老社员矛盾也很自然。迟走不如早走。我们不走，新老社员肯定要闹事。”
我在浪川乡沙众村和汾口乡村坑、业岭村调研时；他们跟我说起了43年前那场争夺土地的械斗。他们说：“现在想起，也心有余悸。”
沙众大队和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争夺山地时，曾发生不少纠纷。沙众大队认为：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开垦出的大量山地属于原来湖村的，应该夺回归自己种。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则认为：库内的山林已被国家征收，国家的山谁开谁种。1963年，沙众大队派出一批社员到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原来种桐子的一座名叫钱金山的山上挖山。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一边向上级控诉的时候，一边就筹划着用武力抢回自己原来种玉米的钱金山。
1961年5月20日晚，村坑、业岭两个大队在月岭坞召开两队的社员大会。会上，两个大队的大队长在大会上说：“我们两个大队要生存下去，就要把沙众大队抢挖去的钱金山夺回来。”并把事先准备好的《村坑、业岭劳动规则联合合同》在大会上宣读了一遍。“合同”中规定：一是苞芦山按当日出勤劳动力分配，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按劳动工分分配。二是在挖苞芦山时，如果双方发生冲突，小伤包医，大伤包治，同时负责他全家生活费，如重伤治不好，发生死亡，负责2000元安家费。三是16岁至60岁的人全部参加，如谁不肯去，自留地收回，全家生活不给安排。四是半途而废者，也同第三条处理。五是如沙众人被我们打伤，上级要我们去坐牢，无论谁去都要负责他家全家生活费。六是各生产队听通知挖山，如生产队长不执行，由大队长负责。
当天晚上，两个大队的全部社员都在合同上签字画了押。一场大规模的械斗就在钱金山上爆发了。
6月2日一早，业岭、村坑两个大队的全体社员带了午饭到罗家坞集中，两个大队的干部清点人数，业岭大队58人，村坑大队69人，共127人。主要干部做了简短的研究，分析了几种情况：一是今天下雨，可能沙众人不去挖山怎么办？二是他们看到我们人多，可能不敢做声怎么办？村坑大队的大队长说：“他们不来，我们去找他们，讲他们挖掉我们的桐子树，要赔。”业岭大队的大队长在动员中说：“今天来这里挖山不是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问题，大家一齐上去，路上不要躲来躲去。”又说：“今天我们人多，沙众人不会来寻我们的。我们要去找他们寻事，他们不动手，我们要把他们的茅棚拆掉。茅棚是个窝，窝在人还会来。如打起来，不要打他们头上，打死人要抵命，要打就把他们手骨、脚骨打断。我们的人如果怕死，半路上跑回来或上山躲起来，回来要和沙众人一样打。” 。 想看书来
5．苦难与争斗（4）
会后，大家一哄而上，而沙众人阴雨天都在草棚里休息。默不作声地看着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人往山上冲。村坑大队一位社员到草棚边有意大声挑衅地喊叫：“这山是公社划给我们管理的，谁把我们的桐子苗挖掉了？”棚里的一位老人从床上起来解释说：“这山原来就是我们湖村人的，不是你们的。”村坑、业岭两个大队的社员就开始打这位老人了。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场事件将要平息时，一位业岭大队的社员见茅棚里有一支猎枪，就拿起猎枪煽动说：“沙众人用枪打人了。”第二场更严重的械斗事件再次兴起。后来公社组委方火连得知，从上华赶来，事态才平息。事后，村坑、业岭两个大队为掩盖事实的真相，反而将沙众大队被打的五个社员捆绑起来，诬告他们用猎枪打人，送公社处理。
一场械斗事件平息了，但三个大队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更加加剧了。浙江省委组织部党员电教中心主任童发根埋在心底38年的家史更是令人同情和深思。我几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想探听他的那段耐人寻味的童年，但他都闭口谢谈，我无奈来到他的家乡——临歧镇。
童发根家不是移民，1964年，他的母亲来到临歧镇过渡暂居。翌年冬，18岁的母亲和22岁的父亲未婚就生下发根，相隔一年发根的妹妹也来到了人间。到了1969年，全县闹起了移民潮，插队落户的外公外婆见原同村同乡后靠的乡邻乡亲、亲朋好友都纷纷报名移迁江西，他们的心也动了：在这个大队里，人均只有两分山地，一年劳动只能填饱半年的肚，何时有好日子？没有一个盼头。童发根的外公外婆也就报了名，这时却为难了童发根的母亲，父母只有自己这一个女儿，他们移到千里迢迢外的江西，老了谁照顾。但要离开丈夫，抛下一对六七岁的儿女，这份亲情又怎么能割舍掉。要儿女还是要父母，这难题摆在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出过山门的农村妇女面前，她整天以泪洗面……
我再次问起这位失去母爱的主任，他叹了一口长气后，悲伤地吐出一句话：“母亲离开我们38年了，那离别之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童发根思忖了一下，接着又深情地说：“1970年春节将至的一天，上午刚考试结束跨出校门就见到母亲带着6岁的妹妹在学校门口等我，这是我上学后的第一次享受到的待遇，但生死离别之感油然而生，我一个劲扑向妈妈的怀里，叫了一声：‘妈妈，你不要跟外公外婆走啊。’妈妈什么话也没有说，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拉着我，跨过了一座木桥，来到村头的路上。几辆装满移民户家具的货车一下跃入了我的眼帘。我想一切完了，我们兄妹俩的双手死死拉住妈妈，连声呼喊着：‘妈妈，妈妈，我们不能没有妈妈。’几辆汽车的马达声响了，坐在车上的移民连声叫着我妈妈的名字，快上车！快上车！汽车徐徐地离开了村庄……”
最后童发根叹息说：
“母亲未婚先育这是父母的错。38年了，我们兄妹俩再也没有见到母亲，我的父亲至今还是单身一人，这一切又该怪谁呢？”
新安江水库移民1960年大规模计划移民结束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