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的岁月- 第6部分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港乘邮轮回国，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这使革命军组织中央机构的问题获得迅速解决。12月29日，革命军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推定汤尔和、王宠惠为正副议长；旋即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孙中山以16票当选。其余1票选黄兴。12月31日，孙中山赶到南京时，有人问孙带回多少钱和多少枪炮，孙笑着说：“我带得革命精神回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誓词如下：“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道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接着宣读了宣言，宣告###的诞生。从这天起改用公历，以一九一二年为###元年。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并于1月初，代表会议继续选举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同时通过孙中山所提出的国务员名单如下：陸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司法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汤寿潜，内务总长程德全，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内务总长原提宋教仁，因未获代表会议通过，改提程德全）。

　　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的一天，曾经打电报向袁表示“暂时承乏，以待贤者”。就职后又补发一个准备“推贤让能”的电报，保证总统一席随时可以让给袁。

　　南方代表1月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人选，成立###临时政府。袁世凯暴跳如雷，怒不可遏。4日，他致电伍廷芳，说什么：“国体问题，由国民会议解决，现正商议正当办法，自应以全国人民公决之政体为断”。并气势汹汹地质问：“此次选举总统是否立即取消？”伍廷芳理直气壮地驳斥道：“现在民军光复十余省，不能无统一机关。民国组织临时政府，选举大总统，此系民军内部组织之事，为政治上之通例。”

　　其后，双方反复争论的是开会地点国民会议选举方法和退兵问题。表面看来，和议陷于停顿状态，实际上，唐绍仪、汪精卫等人一直在与伍廷芳进行私下协商。1月8日，袁、伍电商，各战场继续停战15天，这是第五次停战。在此期间，袁授意其党羽广告舆论，一时“收拾大局，非袁莫属”之说，纷纷登上南北报章。当时有些人已看透袁别有用心，故意破坏和谈，要他格守唐伍议定的条款，迅速设法召开国民会议。他竟置之不理。

　　孙中山看到袁世凯无和谈诚意，北洋军叫嚣不已，乃决定出师北伐。这主张得到了一部份中下层革命党人的热烈拥护，也得到临时政府的同意，妥协迁就的喧嚷暂被淹没在北伐的声浪里。孙中山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亲自制定六路北伐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路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达到目的后，即与五、六军会合，共同攻破北京。13日，北伐军首战告捷，败北洋军于宿州，夺取了战略要地徐州。在河南、安徽、湖北等地战场上，也取得了胜利，如果继续按计划进行下去，打败袁的北洋军不是毫无希望的。

　　在袁世凯的乞求下，帝国主义又出来对革命派大肆恫吓，有的把军舰开到长江示威，有的阻止革命军在秦皇岛登陸，有的出兵东北、内蒙。革命阵营也有人害怕袁世凯替清室出力，会象曾国藩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这样动摇了孙中山北伐的决心。孙中山不得不把北伐终止下来。

　　2月13日，孙中山实践他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他鉴于袁是一个推行实力政治而不肯尊重法治的人，乃在咨文中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不得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日，本总统及国务员始行解职；三、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政府约法，新总统必须遵守。孙认为让位于袁既已成为不可变更的一个诺言，那就只能采取其它方法避免因让位于袁而可能招致的一切不幸后果。如果袁能够接受这三个附带条件，就可以把袁调离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北京，来到革命控制下的南京，使他再也不能玩弄实力政治与政治阴谋，就可以约束其野心而使之走上法治的轨道。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以全场一致17票补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

　　2月20日，临时参议院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临时参议院已经过孙中山所提出的三个附带条件，新总统必须南下就职的问题是孙、袁争执的主要焦点，孙认为如果袁一天不南下，他就一天不解职，即使袁在北方以“新选举临时大总统”的名义行使职权，都将被认为是不合法的。为了使袁的行动合法化，在袁当选临时总统的第三天，孙以临时政府名义派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魏宸组、钮永建为北上迎袁专使，迎接袁南下就职。

　　南方的迎袁代表到达北京后，这又使袁感到有变更策略的必要。他曾经设想到，如果坚持不南下就职，而孙又坚持其必须新总统南下就职始行解职的意见，如果临时参议院因他没有南下就职而仍然挽孙留任或者另有推戴，任何一种情况发生，都是对他不利的。

　　2月25日，他用极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欢迎北来的五个专使。并说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会见黎元洪副总统，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

　　29日晚间，五个专使正在迎宾馆就寝的时候，忽然听到枪声四起，接着就是一片通红的火光冲天，不久得知北京驻军因反对“袁保宫”离开北京而华变了。专使们听到这个惊人的报告，就急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

　　3月10日南京临时政府陸军总长黄兴通电南方各省调兵北上协助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引起袁的震惊，急忙用“各国联军驻京恐发生误会”的说法，来阻止南军北上。

　　临时参议院原系根据孙中山的建议通过这三个附带条件的，当然不会坚持下去。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就职，但又附以另外的三个条件：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提出新内阁名单，征求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总统始行解职。

　　3月10日袁在北京宣誓就职，8日，曾将誓词电达南京临时参议院如下：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弗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掏诚悃，誓告同胞。”

　　在这时孙、黄、袁、黎四个“大人物”中，黎被称为“忠厚者”和“稳定派”，并且是站在北洋派与同盟会以外第三者的地位。但这个“忠厚者”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在8月15日杀害了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这是袁黎在政治阴谋血案的开始。

　　张振武、方维被杀后，袁世凯又设一套计划，电邀孙、黄、黎三人来京举行会议，想利用“四巨头会议”，形式粉饰中国之统一，以加强其统治地位。他估计到孙、黄二人是不肯北来的，如果他们不肯北来，就可以把破坏统一的责任加在他们的身上。不久孙中山从上海动身到北京来，而黄兴随后也来了，他就停止了前一阴谋计划的进行，仍然保持其与同盟会表面合作关系。

　　张振武血案发生后，同盟会认为袁的手段太毒辣，反对孙中山轻入虎穴和那个杀人魔王见面。但孙中山并不关心个人的安全，于8月24日到北京，距离血案发生不到10天。

　　孙敢于“单刀赴会”不能不引起袁暗中惊佩。他极力装出竭诚欢迎的热情，派自己所乘的金漆朱轮双马车，到前门外迎接孙，并命北京军警以总统之礼相迎。北京市民也都悬旗欢迎。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九、同盟会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九、同盟会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

　　孙中山到北京前，北京各政党即已开始了分化和合作的重大演变。原来在南北和议成立的前后，有些只知有民族主义的同盟会会员，认为革命的目标已经消失，便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另外组织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小政党。有些小政党则是时代的新产物，挂上一块招牌，发表一篇宣言，拉出几个大名的政治要人来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政治投机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临时参议院内部互相对立的政党，主要是同盟会与江浙人士章炳麟、张謇为中心的“统一党”。与以湖北人士孙武、蓝天蔚、刘成禺为中心的“民社”，君主立宪分子籍忠寅、周大列等所组织的“国民协进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共和党”，推戴黎元洪为名义上的领袖，成为同盟会的主要竞争者。除了这两个政党外，参议院还有谷锤秀、张耀曾、吴景濂等的“统一共和党”，立于第三者的地位而有举足轻重之势。在此时期，同盟会的政治活动家宋教仁通过私人关系与“统一共和党”建立了密切关系。

　　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阶段，他所持的政见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主张将政权让与袁，同盟会退为在野党，宋则主张“毁党造党”这就是放弃同盟会的名称，吸收其他小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并在国会中取得第一个大政党的地位，从而担负起组织责任内阁的责任。这个主张也是放弃在总统问题上，军事实力上对袁的斗争。这个主张很快地获得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热烈支持，因为他们渴望政权已久，在革命成功之后退为在野党，是与他们的利益不相符合的。

　　宋教仁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而且还是一个驰名的政论家，经常用笔名在报上发表政见。同时不仅与“统一共和党”取得联系，而且与“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这三个小政党取得联系与同盟会合并。在孙中山到北京前，同盟会合并以上四个政党组成一个大政党打下了基础，只等孙中山一到就正式宣布。

　　孙中山到北京第二天（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宣布与四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出席发表了组织###的演说。同盟会原来以孙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宋教仁等为干事。自改组为国民党后，改推孙为理事长，黄、宋等九人为理事，并设参议三十人以容纳各方人才。国民党的成立，使宋立刻成为党的核心和政治上最活跃的人物。

　　1912年底到1913年初，进行国会的选举。选举揭晓，国民党两院议员共占392席，共和、###、统一三党联合起来占223席，国民党的压倒优势使君主立宪派为之失色，同时也使袁世凯感到失望。

　　1913年5月11日，在梁启超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统一、###三党合并成立“进步党”，因此国会中四党并存的局面变成了两党对峙的局面。进步党推出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对抗孙中山为理事长的国民党（实际负责人为汤化龙与梁启超）。

　　孙中山到北京后，错误地认为袁的品质不如传言中之恶劣。他极力劝黄兴北来，在致黄电中说：“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而绝无可疑之余地。振武案实迫于黎之急电，非将顺其意，无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意见。兄当速来，则南方风潮亦可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孙中山到北京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服袁加入国民党，并且愿意以党的领袖地位让给袁，使之能为党所用；说服袁遵守责任内阁制，以限制其个人野心和违法行为；说服袁仍然迁都南京来，以避免北方腐朽势力的包围。为了表示与袁真诚合作，他和黄兴相约共同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担保袁当选，并且发表了十年不换总统的主张。

　　孙中山在北京一共住了一个月，与袁进行过十多次的会谈，但都没有谈到此行三个目的。他曾经谈到“耕者有其田”，又谈到收回硬弊代以纸币的政策，而使他感到诧异的是：他每次提出来一个问题，袁都叫一次好，完全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袁也谈到梁启超将要回国，希望孙中山不念旧恶予以效力民国的机会。孙也接受了这个意见。

　　一天，孙表示愿在十年之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请袁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一百万。袁高兴得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也回报声“大总统万岁”。

　　9月9日袁以总统命令发表“特受孙文以筹划全国铁路之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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