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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子上看完一本便掏一分钱走人。回家后躺在床上，手捧精美的连环画，我好得意哟：做偷
书贼，看来并不难！
小时候去金口叫“上街”，听金口人讲话，尤其是听吵架，看热闹，是挺好玩的。金口人平常讲话抑扬顿挫，带很长的拖音，像唱歌，吵起架骂起人来，个个怒目圆瞪，手舞足蹈，嘴巴张合的频率之高，脏话丑话的遣词造句之妙，令围观者赏心悦目。其实，吵和骂“冤家”多，真打起来的，绝少。金口人女性温柔，长的也水灵，男性却多缺乏阳刚之气，打架，怎么可以呢？金口话是独具特色的，既非武汉腔，也不是纸坊话，更不是嘉鱼牌州的语系。想来，它应属水旱交通要冲各地散客迁徙溶合的产物，人多音杂，日久天长，彼此都异化了，形成了独特的乡音。
哦，金口，五六十年代的金口，是这个模样儿么？
走夜路回家
走路，在黢黑的夜晚，在乡村小道凭感觉摸索着回家，无论有伴无伴，怪怕人的。乡村小道在垅田与山岗间绕来绕去，不晓得怎么绕的，总绕不开令人毛骨悚然的坟地。 小时候热天在屋外乘凉，听过太多太多的鬼故事，每家每户的小伢们，一到傍晚，就把竹床搬到家门前空地上，排成一长溜。吃罢晚饭，大人们摇着巴蕉扇陆陆续续围拢来，光着膀子或坐或躺，抽着烟喝着茶，便摆开了龙门阵。讲故事的经常换，听故事的人不变，故事里的鬼是最多的，紧要关头讲的人故意停住，此时无声胜有声，小伢们胆子小的，便会突然间吓的哇哇大哭 。大人们哄地就笑开了，说莫怕莫怕，鬼不抓小伢，不吃小伢的肉。
说来也怪，我小时怕鬼，又特别喜欢听鬼事故。日积月累，脑子里的鬼多了，走夜路就成了大困难。读小学那几年，学校设在离家四五里路远的庙里，那时候省军区教道队偶 尔放露天电影，消息传来，我们同住一个湾子的同学便开碰头会，商量着去看。教导队离学校还有五六里路，要去，就得饿一顿饭，散场后还得走十来里夜路，最要命的便是必须经过三个乱坟岗。当然啦，有电影看，这诱惑总比鬼大，每回商量的结果都是：两个年长的同伴走前或断后，其余几个夹在中间，否则，就不敢回家了。
这条规矩一定，我们几乎没有漏过一次看电影机会。记得有一回，又闹着看电影，年长且个子大的兵头将尾少了一个，便轮着我这个老三断后。这一回算是领悟到什么叫害怕了：路过乱坟岗前，我早预备着一根竹棍，还在胸前别了一把匕首样的桃木剑。伙伴们在前边摇摇晃晃，双脚碰着路边的野草，发出的声响，听起来怪怪的。而我呢，总情不自禁地不时用竹根在身后胡乱挥舞，每隔几十秒钟便猛地回头“入定”，作决头状。进入乱坟岗坡地，领头的便发声喊，大家一齐唱从学校里学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夜幕里人影模糊，心里惧嘴里唱，歌声是颤抖的，真正是鬼哭狼嚎……刚过一座大坟垸子，领头的便开始跑起来，他一跑，后边的谁掉队呀，哗啦啦都拔腿就跑，跑着跑着就有人哭起来了，这一哭，好几个都哭了，哭了也不敢就停下来……一气跑到湾子后边的坡地，都爬在地上象狗样地吐舌头喘粗气，把汗湿了的衣服脱下来擦脸上的汗水。嗨呀，看场电影，既饿肚子又怕鬼。一个个自己把自己弄成个“鬼”相，回家后怯生生对父母一讲，非但不同情，还挨了一顿骂哩。打那以后，湾子里的小伙伴再也没谁提起看电影了。
读初中后，还有一次走夜路回家的经历。中学所在地在县城纸坊，我住校，每月搭三毛钱的班车回家一趟。有一回放假后赶一场电影，散场后已是下午四点半，班车没有了。
学校不打算回，就迈开脚步往家赶，三十多里路，无论走多快也要两个多小时，走着走着太阳就落土了，天也就渐渐地暗下来，来到小镇郑店，心里就开始打鼓：走大路吧，路远，要经过小时候看电影从学校回家的那片坟岗且绵延数里无人家。
怎么办？一咬牙选择了近道，在路边折了株小树作武器，一溜小跑往前冲。走夜路，在无月的乡间，路是白的，沟和四周是黑的，只要你心静，走着不摔跤并不困难，就怕你心里有鬼，心一怯腿便发软，浑身就冒冷汗，起鸡皮疙瘩。要到第一座坟垸时，我改跑为疾走，双腿裤管来回磨擦，涮涮作响，鬼跟着了；你猛地一停，鬼也立即就停着不走了。正疑惑时，旁边草丛里突然钻出一个什么东西，飞也似地奔跑着消失了。这声响宛若一个炸雷震在心田，我浑身一抖，猛地飞奔起来……跑得多快，我不清楚，跑了多长时间，也不记得。只记得跑到看见住户人家的灯光了，路也宽了，再没有乱坟岗了，才放慢脚步，才渐渐感觉到平稳的心跳。
回到家，我瘫在地上半天没能起来，父母好生奇怪，问一个人怎么敢走这么远的夜路。我惨笑：车没了，想家，又怕鬼，从郑店跑回来的。
母亲好耽心，便问：没拿个什么家伙在手上，防身？ 我说：有哇，有根棍子。哎，我的棍子呢？ 于是就找，找不着，家人就哄笑，父亲就“表扬”：真有用哇，棍子跑丢了都不晓得！ 我也就笑，傻笑，一面笑一面叫：人家饿死了。魂吓掉了。还不可怜可怜我？ 说话间，母亲就端出饭菜来了。我呢，先脱汗透的衣服，虚脱得没力气拿筷子，感觉双脚麻木，已不是自己的了。母亲心细，就在凉茶里放些盐，端来让我灌了个够。
人间本无鬼影，在乡间夜路，疑心则生暗鬼，你走着走着临近坟垸荒野，内心的鬼就要跑出来，吓你，吓得你屁滚尿流，狼狈不堪。 怪呢，乡下的事许多都记不得了，偏偏这走夜路，怎么也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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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的思念
年年岁岁，部队过节的时候，我都会特别想念一个人。他是四号首长，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
1970年12月30日，我这个被接兵部队相中的“样板戏“艺徒，雄纠纠气昂昂地从阻止者的眼皮底下蹬上北去的火车，荣耀地成了一名“文艺兵”。部队驻扎在河南新乡市附近的苏式营房，属军直炮团，下辖四个营：一个高炮营，一个火箭炮营，一个加浓炮营和榴弹炮营。 到达新兵连的第十天，就被通知去见四号首长。
“张啊（小字没念出声），部队为了你，和你们武昌县人（银）武部弄得僵啊，知道不？”四号首长轻言细语面带笑，又拍我肩膀又摸脑袋，使我一下子消除了紧张。 “知道，剧团不放，县武装部那个政委还找过我，不准我当兵。是江干事让我从剧团偷跑，回公社报的名。可是讲好的哟，他不说肯定能来部队，我可不敢跑！”
“对呀，江干事叫你跑，还是我的主意咧！来，‘郭建光’同志，给老头子唱两段！”四号首长高兴得孩子式的，我不能推辞。于是便打起精神，清唱了好几段。 “好啦。你明
天就到宣传队去报到。十七岁了，可不许调皮和贪玩儿，要不然，我可要打屁股！”
“明天”真去了宣传队。队长是小个子干事，姓肖名家禄。队员来自“五湖四海”，有豫剧团的、曲剧团的，川剧团的、话剧团的、采茶剧团的，歌舞团的……分三个组：一个创作组，负
责编排节目；一个器乐组，个个都有一技之长；一个演员组，南腔北调，也能各显其能。
我可以拉京胡，却安排当演员，学些舞蹈节目，也唱“样板戏”。有时轮不上唱主角，就在幕后扯起喉咙“帮腔”：譬如郭建光的”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此一去呀”，
“少剑波”的“好一派北国风光——”，别人高不上去，我却能用假嗓吼出来。 四号首长经常来宣传队虚寒问暖，并向肖干事打听我的表现，自然，一高兴就又喊我去专门为他唱两
段，我唱累了，他听够了，就领我去小食堂开“小灶”，以示奖励。久了，我把他当父亲，在他面前也就不再那么循规蹈矩“立正”喊“报告”了。他似乎对我有些偏爱，常常叮嘱我
守纪律、勤学习，把部队当学校。那时年幼无知，也单纯，他的话我都记住了，却没记住他的名字，只晓得是东北人，别的首长都带家属，他却是单身汉，据说夫人是个小脚老太太。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奇怪，因为部队首长战士都只叫代号，不知也不问其姓甚名谁。不曾想，这个规矩造成了我的终身遗憾。
当兵的那年冬季，部队野营拉练到黄河滩。我们宣传队就带着节目，随军向驻地老乡作慰问演出，餐风露宿，在台上蹦蹦跳跳，不觉得苦和累。每次演出，老百姓都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与焦作兵邱继承合演《智取威虎山》片段，瞥一眼黑压压的老乡，我喊“李勇奇”一句“老乡”，立即就热血沸腾…… 第二年冬季野营拉练，部队翻越太行山到达山西上党和长治地区。印象最深的是天气奇冷，在野地撒泡尿，很快就能结冰。但宣传队员所到之处，一场接一场，照样演出。记得有个节目编得演员挺恼火，明明是冰天雪地，却要穿单装持枪表演“埋伏”，一个个虽在台上当英雄，下台来却哆哆嗦嗦、咬牙切齿骂创作组。可骂归骂，节目不能改，照演不误。
返回营房后，我入了团。四号首长又高兴地叫我唱戏，慈父段地叮嘱我别骄傲自满，说在部队里吃点苦受点累会终身受益，“人（银）活着，就应该有个人（银）样儿！” 当时兵役制是两年。因团级建制的部队里不允许有专业宣传队，而我们绝大多数队员都来自专业团体，面对每年的三个月“解散”，都怀着抵触情绪。我第一年“解散”时被安排在电影组学放电影。第二年就和其他队员一道，下连队当战士了。由于连队把我们这些人当“客人”对待，我们这些“客人”也就在老兵退役的时候，纷纷提出申请踏上了返乡的复员之路…… 前年出差到重庆，与战友周通相逢，谈起当年的宣传队，回忆四号首长和众多去向不明的战友，不禁感慨万千。他如今是重庆化工局宣传处长。我也成了一名专职新闻工作者并加入了省作家协会。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一点成就，与当年投身人民解放军这座熔炉里锻炼分得开么？ 岁岁年年，每逢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就特别怀念部队生活，深深地思念我的四号首长，深深地思念曾与我同甘同苦的的战友，在心中默默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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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的“土地”上
一列奔驰的火车，象不象巨龙飞舞呀？ 一节流动的车厢，便是一块流动的土地，一个临时的家了。在这样的家中，”光当”声里睡去，“咣当”声里醒来，身心是疲惫的。好在，再长的旅途总有终点，你受累也好，遭罪也罢，终能解脱。而作为常年“咣当”于铁路线上吃铁路饭的乘务员，她们的感受如何呢？ 走进车厢，走近乘务员，不难。她作为我们这个不期不遇的临时家庭的主人，对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态度是友善的，服务也是周到的。友善是职业要求，周到是岗位责任。倘若这趟旅行无特殊事件发生，假如这节车厢无异常情况出现，我们甚至会无视她的存在。因为她的关爱，她的给予，对大家是平等的，无怪乎有人戏称乘务员是“大众情人”哩。
沾三峡工程的光，位于鄂西的宜昌自1985年便开通了直达首都北京的特别快车。十几年来，往返于49/50次特别快车的旅客数以千万计，乘务员大抵也换了无数茬。我，虽算不上这条铁路上的常客，却因职业缘故，对49/50次列车挺熟。前些年，买卧铺票困难，我曾许多次凭记者证和车长套近乎，请他或她帮忙想法儿弄个睡觉的地方。近年票好买了，与车长们纠缠的机缘失却，对乘务员反而感到陌生起来。 今年春天，我到北京与作家出版社签约，从宜昌又一次踏上了这块流动的土地，走进了一个温馨的家。这个家是硬卧车厢，编号为7，主人是个十分乖巧伶俐的小丫头，姓曹名琴。说她小，当然不是指年龄，看上去她的个子不足一米六。从宜昌始发站至襄樊，沿途好几个小时，她娇小的声影晃来晃去似没停过，端茶倒水，扫地拖地、搀上扶下，进进出出……竟不知疲倦么？ 人高马大的女车长过来了，我向她打探：这个车厢的女孩子干乘务员多久了，为何表现不俗？ 车长凝惑地望着我，判断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