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我那“秀才”爷爷，的确是碰上了个头发长见识短的“女兵”！当年，父亲一定是从爷爷的婚姻悲剧之中得到了点什么启示，方才选中了我们的母亲。
话说我爸——“白府”里的这位大少爷，虽然是穷得丁当儿乱响，可却是远近闻名并且被公认的帅哥。说媒拉纤的踩烂了门槛儿，可继圆心里早就有了谱儿，最后相中了北京“玉器刘家”的闺女，这闺女就是我妈。
有白三奶奶的“这碗酒垫底儿”，继圆下决心一定要娶一位懂得温良恭俭让的好媳妇，工夫不负有心人，我妈则正是这方面的典范。自打她和继圆认识的那天起，就一辈子都围着他转，夫唱妇随，唯唯诺诺，继圆要是说这东西是圆的，她准回答说这玩意没什么棱角儿。
我妈参加革命凡五十多年，一点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嘿！您瞧瞧这女人有多好的脾气，我父亲以后在家里从来说一不二，八成都是她给惯出来的。可末了继圆对她的评价也不怎么样，说她老实得都没了自己的个性，属于“矫枉过正”。
于是在我当年谈恋爱的时候，父亲又以母亲为例来“告诫”我说：“这姑娘要是太老实了也不成，为什么呀？窝囊废呗！你妈倒是真老实，可啥都不会，当了一辈子甩手掌柜的。所以，女方如果太老实了，爷们儿就得是受累的命！”
其实，我父亲他始终没闹明白一个道理：这鱼和熊掌向来是不可以兼得的，世界上的事物永远都是具有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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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绳工厂
父亲和母亲认识的时候，正是他最潦倒的时期，不要说是成家立业了，就是这俩小情人一起逛趟公园继圆都掏不出几个子儿来，男子汉的责任心无时无刻地不在撞击着他的胸膛。于是经人介绍，继圆来到海淀镇外的一家叫“合业草绳工厂”的地方干活谋生。
这是一个不起眼的破厂子，老板顶多算是个小资本家，但却是个六亲不认、唯利是图的混蛋玩意儿。
继圆在这里白天和工人一起打草绳，修理机器，晚上还要帮着厂子写写算算的当记账员，称得上是尽心尽力了。他吃住在这里，一干就是半年多，家都顾不上回去，外边发生了什么，他也不十分清楚。
1948年临近中秋之时，继圆打算回趟家，和老板商量结账。老板挺“大方”，一笔就给了他五万块钱，继圆高高兴兴以为发了笔小财，出了门就先到海淀镇的一家理发馆里推头，推完了头一算账，好吗，五万块！继圆当时就愣住了。
那推头的师傅说：“小子啊，你让人给蒙了。五万块跟擦屁股纸差不多，你干的这半年，该给你的纸票子你搬都搬不动，得用车拉，这叫金圆券懂吗？你得跟掌柜的要硬通货才成呢。”
继圆顿时怒发冲冠，抄起一块砖头就返回草绳工厂，找老板算账去了。
那老板好像是就知道继圆得返回来似的，他不动声色地坐在椅子上看着继圆。
继圆举着砖头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孙子哎！你也忒欺负人啦，重新给我结账，我要硬通货。不然的话我拿砖头花了你丫挺的！”
老板冷笑着慢慢儿地从抽屉里拿出来一只“勃朗宁”牌的小手枪，枪口就对着继圆的嗓子眼儿，慢条斯理地说：“这个就是‘硬通货’，小子哎，你敢要吗？”
举着砖头的手臂就僵在了半空中，继圆暗想自己不敢用砖头砸对方，他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那混蛋老板是真敢开枪的。
继圆不光是一块钱也没要回来，却憋进去了一口恶气，好悬没吐了血。他指天发誓：有朝一日我也得弄把手枪来，算账的时候非把你个王八蛋打成筛子不可！
宅门“出走”
我们家住的这条胡同，西口儿上有一个煤铺，这家煤铺的“二掌柜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平时就和继圆的关系不错，这时候俩人更是“多亲多近”。继圆受到他的进步思想的影响非常大，经常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什么撒传单、贴标语的事儿他都干过，当时这叫“党的外围组织”。
一段时间之后，“二掌柜的”决定带着继圆奔河北正定，进入当时的华北革命大学简称“华大”，正式投身革命。
继圆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剩下的时间就是想多陪父亲梦璋呆一会儿，他知道此一别离必定成为永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不便表露出来。只等待着某天的夜里，以墙外的一声口哨为号，继圆便要“远走高飞”了。
是夜，继圆和衣而卧，全无一丝睡意，墙外的口哨声准时传来，继圆一个吊毛儿从床上蹦起来，找张纸写了个便条，大意是：我去参加革命，请不用惦记。望家人平平安安，等着我回来！
继圆蹑手蹑脚地来到正屋，却不禁让他大吃一惊！
半夜三更父亲白梦璋居然端坐于太师椅，瘦削的面庞上飘着一缕白髯。
继圆赶紧问道：“爸，这么晚了您老怎么还没睡呢？”
“儿啊！知子莫若父。我早就知道你要走，这个家也实在是没办法呆了，你走吧，只要是正道儿，爸爸日后就能闭眼了。”梦璋老泪纵横，抓住继圆的手说。
继圆扑通一下跪在父亲脚下，泣不成声：“爸呗，是儿子不孝，平时老听您唱戏，如今这戏文就唱到咱爷俩头上来了！忠孝不能两全，我没法儿再伺候您左右，您可一定得硬硬朗朗的，等着我回来！”
梦璋搀起儿子道：“别说傻话啦，你得活着回来，到时候去趟坟地，给爸爸的坟头拍拍土……”
继圆扑到父亲的怀里失声痛哭。
“别哭啦孩子，要是把你妈她们吵醒了，不光是你走不了，这房都得给闹塌喽！”梦璋连忙用手捂住继圆的嘴。
这时候，墙外又传来几声口哨，继圆起身刚要走又被梦璋拉住。
梦璋从怀里掏出一个白玉坠儿，是地道的和阗仔儿料，刻的是“和合二仙”，乃明季宫中旧物。
“这小玩意儿还值些钱，路上卖了它可以救急。”梦璋硬要把它塞进儿子的手里。
继圆说：“我去参加革命，那里什么都不缺！这物件您留着吧……”
梦璋就又把贴身的皮坎肩脱下来逼着继圆穿上，这才放他走。继圆给老父亲磕了三个头，便洒泪离去，真有点像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中的情景。
出了家门，他最后看了一眼这风雨飘摇的“老宅门”，就随着“二掌柜的”一起消失在夜幕之中。
天亮时分，一架马车颠簸在乡间崎岖的小路上，车上的几位热血青年心情激荡，畅谈着革命理想，唯有继圆略显心事，看来他还没完全从父亲的“影子”中脱出来。
忽然，继圆觉着皮坎肩里有东西硌了他一下，用手一摸就明白了###，待撕开衣角一看，里边露出来一根蒜条金，这是梦璋事先为儿子“藏”进去的。
继圆的眼泪“哗”的一下子就又流了下来。
“二掌柜的”拍着继圆的肩膀说：“小六子，你怎么了？刚出门就想家啦？”
继圆狠狠地擦了擦眼泪，咬着嘴唇摇了摇头，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天际……
有人说，我父亲白继圆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颇具“小资感”，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也不知怎么着，这一笔居然还被记进了他的个人档案，成了他日后入党问题上的“第一道门槛”。
凤凰涅槃
继圆来到了位于河北正定的“华大”，将自己整个的身心都投入到了革命的熔炉之中。
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将原来的“继圆”二字改成了“纪元”，以表明和旧观念一刀两断。他在心里发誓：自己将跟定共产党，迎接新中国的新纪元！
这举动，颇有些凤凰涅 的味道。
接下来在“华大”的学习和工作中，他一日三省的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有的“秘密”袒露给衷心爱戴的党组织，但唯独把梦璋给他的那条金子，悄悄藏在了一个谁都找不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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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贫丫头”
说到这儿，该讲讲我妈了，我妈叫刘文英，是“宝昌隆”玉器行老掌柜刘永宽的掌上明珠。
刘永宽就是我的姥爷，您别看老头这名字听起来像赶大车的，做的却是京城里数一数二的玉器买卖。他的“宝昌隆”也开在廊房二条，当时是一家三间门脸的老铺。
刘永宽的“路子”跟别人不一样，专做“梨园行”，什么王瑶卿、杨小楼等这些当年的名伶，都曾是他的好朋友，后来他还和小生泰斗姜妙香先生过从甚密。
姜妙香字惠州，不仅戏唱得好，有“铁嗓子”之称，而且善丹青。当年他为刘永宽画过一幅斗方的《牡丹图》，堪称妙笔生花，多少人想花钱买过来，我姥爷即便是揭不开锅了也不舍得拿出去。然而“文革”期间，在某个旭日东升的早晨，我姥姥却把它当“四旧”卷巴卷巴给笼火啦，害得我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来就心痒难挠，五脊六兽的。
文英家和纪元家有非常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家道中落。文英是刘永宽的晚年得女，所以没赶上他们家的红火日子。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了，我姥姥为了省钱，给女儿找了个特不起眼的学校，至于能学到点什么，她就不管了。
有一回刘永宽请几位京城名伶吃饭，席间把女儿叫出来，让她给叔叔大爷们背几段学校里的“文章”，于是文英站在桌前大声念诵：“吃面不吃蒜，不如来碗饭……”“饱剃头饿洗澡，身上的虱子跑不了……”让在座的人把嘴里的酒，一下子都给喷了出来！
人们就问她，这是谁教你的？文英回答说：“是我们学校的女先生，姓孙，外号叫孙大金牙。”大家又差点把吃进去的饭给吐出来。这上的是哪家的学校呀？还是王瑶卿先生“面儿大”，对刘永宽说：“孩子的学习非同小可，咱们这儿是京城不是乡下，不要重男轻女。”
刘永宽这才开始靠变卖家财，供文英上了几年好学校。小学上的是西北小学，即后来的“回民学校”，中学是慕贞女校。从小学到中学花了不少银子，刘永宽的那些本可以传世的玉器，就都这样被一块块的“消化”掉，可接下来便是捉襟见肘，再也供不起了，所以文英没能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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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青年
然而，文英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因为家庭所迫，却是和纪元有关。纪元走了以后，文英又继续受到她的一位同班同学的影响。
说起文英的这位同学，也是个颇具传奇的人物，她就是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李德伦先生的妹妹，名字叫李滨，后来成了“北京人艺”的演员，直到现在还老当益壮地活跃在演艺圈儿。
因为李德伦先生很早就去了延安，所以我的这位李阿姨也 很早就接触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进步青年。文英是她的同窗好友，便潜移默化地影响文英，鼓励她向纪元学习，并最终把她也拉进了“党的外围组织”。
她们曾策划共同偷越“封锁线”前往张家口，去投奔解放区，可是我姥姥抓着文英的衣襟死活不让她去，那手指头紧的拿钳子都掰不开。用纪元的话说，文英是个老实巴交的“窝囊废”，就知道她得妥协！
好在后来文英加入了位于北京西苑一带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革大”，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在迈向革命的道路上，我妈总算是亡羊补牢了。
1949年10月1日的凌晨，我母亲刘文英和众多的革命青年一起，穿着列宁装排好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曲大踏步地向天安门进发，去参加新中国庄严的“开国大典”。
他们当时的位置是在旧大清门的前边，抬眼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身影，当毛主席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今天成立啦！”文英他们欢呼雀跃，将自己的军帽抛向空中，据说嗓子都喊哑了。
在此我敢骄傲地说，我妈是目前参加过开国大典中为数不多的健在者之一，而这个时候我爸正在解放军“南下”的征途中。因此说来，我的确有着一双革命的父亲和母亲，是出身于地道的“革干”家庭。
在返校的路上，大概是走到了海淀一带，村子里的农民送给这些可爱的姑娘每人一盘向日葵，文英她们就一边嗑着生葵花子一边唱着歌往回走，那心情就像天边的晚霞，甭提有多绚丽，多惬意了。
回到“革大”后，文英在校刊《熔炉》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写得颇有些文采，我上小学时我妈还曾用它做“范文”辅导过我，后来就不知到哪去了。
如今在我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那七十七岁高龄的母亲，慷慨地将她保存了五十六年的“革大”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