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时，已经担任国民党*部长的张道藩安排蒋碧微去了台湾。张道藩将他的法国妻子素珊送到澳大利亚养病，开始与蒋碧微同居。到1958年蒋碧微去南洋探亲回台后，张道藩对她十分冷淡，从此二人分居。蒋碧微拒绝了张道藩的资助，以卖徐悲鸿的画为生，直到1978年病逝。
“大慈大悲”的心迹：徐悲鸿与孙多慈
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一般认为是徐悲鸿执著于授课与绘画创作，无心关怀爱妻所致，其实也不尽然。蒋碧微身无长技，醉心于应酬和享受，她与徐悲鸿盲目同居，缺乏感情基础，没有共同语言，使得徐悲鸿在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因而精神苦闷，郁郁寡欢。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女弟子孙多慈走进了他的视野。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寿县人，生于1913年。1930年从安庆女中毕业，第二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的艺术才华和非同一般的悟性，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对她非常器重。经常课外点拨，还让孙多慈到他的画室为她画像。徐悲鸿专门刻了一方印章：“大慈大悲”，将他俩的名字嵌在里边，表*底寂寞的徐悲鸿已经坠入爱河。此后不久，他创作了一幅《台城月夜》的油画，画的是他和孙多慈在一座高岗上赏月，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站在他的身旁。蒋碧微看到这幅画，十分生气，就将它藏了起来，不让它面世。
1932年徐悲鸿的公馆在南京落成后，孙多慈特意购买枫树百棵，用于装点恩师的公馆，不料此事被蒋碧微得知，气急败坏地令佣人将枫树苗砍断，当作木柴烧掉。对此徐悲鸿自知理亏，不敢发作，遂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无枫堂”，用以表示心中的不满情绪和对孙多慈的怀念。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徐悲鸿本打算带领全班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顺便送孙多慈到法国进修，但此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们只能通过好朋友舒新城传递书信来联络感情。
尽管这样，徐悲鸿的师生恋还是被小报炒得沸沸扬扬，孙多慈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的恋情。有一次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来到南京，要见徐悲鸿。他们约定在鸡鸣寺的一个茶馆相会，这位曾经担任过军阀孙传芳秘书的孙传瑗，顾及到徐悲鸿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婉辞谢绝了他和女儿的婚事。
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到桂林，徐悲鸿闻讯后，请托朋友向孙父提亲，仍然遭到孙父的拒绝。随后孙家就离开桂林前往浙江丽水。不久，孙多慈与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成婚。1948年孙多慈跟随许绍棣到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她与许绍棣感情不和，但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无力走出失败的婚姻，心中始终恋着徐悲鸿。1953年当她在美国得知徐悲鸿病故的消息，悲痛异常，为徐悲鸿守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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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恩爱，终生不忘：徐悲鸿与廖静文
徐悲鸿与廖静文 廖静文于1923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在长沙市读的小学和中学。抗战爆发后，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撤退到重庆。1942年年底，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需要一名管理员，登报招聘。年仅19岁的廖静文便报了名。后经院长徐悲鸿面试，一锤定音，她便被聘任了。
当时图书馆的图书并不多，她除了管理好图书，还帮助院长徐悲鸿整理画案，收拾画室，闲暇时也在旁边看院长画画。那时47岁的徐悲鸿，在生活上有点狼狈不堪，衣服经常不洗，衣服纽扣掉了也没有人给补缀上。廖静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就帮着徐悲鸿缝上纽扣，或洗洗衣服，只不过出于同情而已，她根本没有想到会嫁给比自己年长28岁的徐悲鸿。
人是感情动物，当廖静文听说徐悲鸿的妻子红杏出墙的事之后，出于对长者的同情，对他照顾得更为悉心。她经常陪伴着徐悲鸿到嘉陵江边散步，天长日久，感情的暖流自然会流汇在一起。有一次散步时徐悲鸿对她说：“我最喜欢你的单纯。有人给我搭桥介绍对象，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单纯。”一句话说得廖静文脸颊飞红，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自此，他们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亲近了，已经揭开了恋爱的序幕。
当年，徐悲鸿经常患病，廖静文的悉心照料，更让徐悲鸿感动。1944年患上严重的肾病和高血压，住进医院。他身边没有人陪伴，廖静文就陪他住在医院里。那时，徐悲鸿手头没有多少钱，治病需要的钱很多，廖静文就量入为出，每天都是吃徐悲鸿吃剩下的饭菜。为了不让徐悲鸿看到，她都是将饭菜拿到病房外边去吃。
徐悲鸿与廖静文恋爱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她几经打听，得知廖静文父母的住址，便给廖静文的父母写了封信，说她是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廖静文破坏了她的家庭。廖静文的父母得知女儿与相差28岁的徐悲鸿恋爱，而且还是与有妇之夫恋爱，十分恼火，要她立即离开美术学院，断绝与徐悲鸿的一切联系。
在父母的压力下，廖静文匆匆地给徐悲鸿写了封绝交信，就离开了。不料，事有凑巧。平时徐悲鸿总是上完四节课才回办公室来，而这天徐悲鸿觉得心神不宁，无心讲课，只上了两节课就回来了。在办公室见到廖静文的信，立时就意识到廖静文回家了，他飞快地追到廖静文回家必经的嘉陵江渡口，看到廖静文正在等轮渡。徐悲鸿一把拉住她，说：“我与蒋碧微早就分居了，很快就办理离婚手续，我不能没有你。”但在父母的压力下，她还是离开了美术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考入迁移到重庆的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读书。
徐悲鸿为她有机会深造，很是高兴。他找到她，向她表示：“我等你四年，要是在四年里你找到最爱的人，我决不干扰你。”廖静文离开徐悲鸿后，觉得心里总是挂念着他，经常回忆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挂念着徐悲鸿的身体。有一次她与知心女友谈起这件事，女友说：“你这是为了什么？”此时廖静文才真正意识到：她什么也不为，就是爱着徐悲鸿这个人。
经过一段内心的煎熬，廖静文不顾家里的反对，终于勇敢地到贵阳找徐悲鸿，答应与他结婚。接着，徐悲鸿于1944年2月9日在贵阳登报宣布与蒋碧微离婚，三天后又登报与廖静文订婚。1946年他们回到重庆后，在中苏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婚礼。
他们在一起只度过了7年的恩爱生活，徐悲鸿就因突发脑溢血于1953年病逝了。当时廖静文刚刚年满30岁。
徐悲鸿病故后，廖静文将徐悲鸿的1000多幅藏画和他的作品捐献给国家。在她的努力下，徐悲鸿故居建成徐悲鸿纪念馆。她在纪念馆工作之余，着手撰写徐悲鸿的传记。为了写好徐悲鸿传记，她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1957年夏，她完成大学学业，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期间，徐悲鸿纪念馆被毁，廖静文又给当时在世的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重建徐悲鸿纪念馆。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认可的批示，于1983年正式开馆。
“约法三章”定情缘：老舍与胡絜青
1929年的冬天，老舍从英国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在与好友白涤洲叙旧时，白涤洲问起他的婚姻大事，老舍支支吾吾地说：“父母做主的那段婚姻，虽说退掉了，至今想起来也让人伤心。我刚31岁，还不着急呢。”白涤洲：“怎么不着急？男大当婚，遇到合适的机会就该张罗了。”白涤洲这样说，事出有因。原来他的朋友有个妹妹叫胡絜青，已经26岁了，她母亲常为女儿的终身大事着急，就让胡絜青的二哥找他的朋友罗常培、白涤洲留心物色。恰巧此时老舍回到北京，罗常培与白涤洲都相中了老舍。
怎么先让他们见见面呢？白涤洲与罗常培就请北京师大音乐系的一位朋友出面，带着他的学生胡絜青拜访老舍。胡絜青自幼爱好文学，与几位女同学组织了个文学社——真社。她们读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长篇小说。如今听说老舍回到北京，很希望能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作家。于是胡絜青就代表“真社”社员，来请老舍给她们辅导创作。老舍一向平易近人，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事后胡絜青和老舍才得知这是白涤洲、罗常培他们有意安排的。后来，白涤洲、罗常培先后三次轮流做东，宴请老舍和胡絜青，而胡絜青没有拒绝，也没有明显地表示出什么。
第二年的夏天，老舍应山东齐鲁大学之邀担任中文系副教授，要离开北京。尽管在与胡絜青的三次接触中，她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老舍已察觉到胡絜青的默许。不过老舍也有所顾虑：虽说他俩都出身于满族正红旗，可是两家的家境相差悬殊。胡絜青出身于正三品的参将，老舍却出身于正红旗的护军。他担心门不当、户不对，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影响婚姻关系。他左思右想，觉得还是应该事先摊牌，把丑话说在前头。老舍就给胡絜青写了封信。信中首先谈了对胡絜青的美好印象，指出他们都是正红旗人，可是由于两家的地位相差悬殊，忠告她必须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接着就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肯于吃苦，要能吃窝头；二是要刻苦地学一门专长；三是将来共同相处，和和睦睦地过日子。这就是被胡絜青称作的“约法三章”。
胡絜青读了老舍的信，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觉得与老舍的心贴得更近了。她当即给老舍回了信，很婉转地表示了她非常钦慕老舍一心向上，互敬互爱和积德行善的行为。老舍得到胡絜青的回应之后，异常兴奋和激动，就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谈爱情、谈婚姻、谈家庭、谈人生、谈文学，几乎无所不谈。几个月的鱼雁往还，把他们的感情越拉越近，成为不能须臾分开的情侣。
1931年夏天，老舍回北京度假时，由罗常培做媒，与胡絜青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来到济南，开始了较为清贫，但却和谐美满的新生活。在他们相伴相依的35年中，胡絜青不仅很好地履行了老舍的“约法三章”，而且在“约法三章”之外，也做得很出色，成为老舍的一位得力的助手。
奉父母之命的“娃娃亲”：茅盾和孔德沚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小说《幻灭》时用的笔名。他和夫人孔德沚都是浙江桐乡乌镇人。茅盾的祖父经营纸店，孔德沚的祖父开蜡烛坊，都是乌镇街面上的小商人，彼此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经人说媒，在茅盾5岁，孔德沚4岁时，两家定下了“娃娃亲”。茅盾的父亲思想较为开明，两家定亲后，传话给孔家，一是不要缠足，二是要让女孩子读点书。不料，孔家守旧，没有允诺沈家的要求。只是在孔德沚大姨的强烈要求下，才放开了已经缠上布条的双足；但仍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没有让女儿读书。
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后，于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春节回家时，孔家托人要求尽早办喜事。茅盾的母亲征得了他的同意，就于1918年的春节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出嫁前，孔德沚没有大名，只有乳名“阿三”，茅盾母亲就让儿子按着沈家的“德”字辈，给媳妇取了个名字“孔德沚”，从此“阿三”有了正式的名字，并且开始由茅盾和她母亲教她识字。
1921年，茅盾把母亲、妻子接到上海来。尽管孔德沚已经生了两个儿女，但她很有进取心，便到爱国女校读书。在学校她结识了一些进步女性，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并于1925年经杨之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茅盾夫妇与杨之华奉命来到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外集结，参加了包围总商会的活动，直到晚上才回到家里。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蛰居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不得出门，孔德沚也无法为党工作，在家负责料理茅盾的日常生活和抄写书稿。1931年“一·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化为一片灰烬，茅盾的《子夜》手稿被毁。幸好孔德沚在小说脱稿后为《小说月报》抄写了一份，否则就没有《子夜》的问世了。
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