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也始终是一个谜。
那是一个大的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自认为特立独行的郭同震就这样开始了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的闯荡，他像是一条变色龙，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像是一条游弋在不同海域中的鱼，每时每刻都在找寻着更大的诱饵，每时每刻都在充满渴望地发掘着能够让他真正发挥能量的机会，只要一抓住这个机会，他便会立即投入进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能力。
从郭同震到谷正文
2004年夏天，当我开始整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资料的时候。一天，接到张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报道了吗，那就是郭同震干的呀！他后来改名叫谷正文了！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震动，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
此时，正值我国外交部开放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档案引起了许多中外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这些封存了四十九年的档案，揭开了当年周恩来总理专机爆炸事件鲜为人知的经过，并证实，整个事件完全是一起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
其实，早在1995年，海外媒体就报道了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讲述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惊人的内幕：爆炸事件正是台湾特务组织所为。事前和香港情报组秘密策划、下达命令，事后又亲自驾车赶到台北松山机场，把藏匿于从香港飞来的“飞虎将军”陈纳德飞机中的特务接走的都是谷正文。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还用了轻松的口气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落出来曝光，惹得当局伤透了脑筋，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屡屡曝光，引起了国人对他的极大兴趣。也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同伴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
2004年的那个炎热的夏日，在北京木樨地宽大的房子里，张昕读着有关谷正文的报道时心情是复杂的。尽管那些文章中讲述的事情令她非常气愤，但她脑海里闪现的却依然是那个高大，爽直，有些暴躁又有些神秘的年轻人——郭同震。她很难把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谷正文和当年的那个“杂牌”联系起来。很难相信“杂牌”就是那个后来被人形容成青面獠牙的凶残的人。
同年的上海，张瑞芳在家中接到来自台湾的节日贺卡，不久又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仍旧洪亮：
我是杂牌！我很想念你们，欢迎你们到台湾来玩！我有房子车子，除了衣服管不了什么我都能管……那哈哈的笑声里依稀带出几十年前的豪爽，笑声中夹杂着从不远处传来的狗叫却让人感到陌生和疑惑，张瑞芳感慨不已。
2005年春节，当剧团健在的老人聚集在张昕家的时候，谈起郭同震的种种，他们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九十多岁的荣高棠非常坦然，“他是我们剧团的主力演员，演戏演的很不错啊！”他甚至调侃地笑着说：“这小子，那些事，不是吹牛吧！”
……
老人们似乎不愿意更多地谈到郭同震，他好像已经被大家忘记了，其实又不可能真正忘记，他一直就在那里，以他过去的和后来的存在活在这个团体的记忆中，带给大家或快乐或恼火或轻松或沉重的感受。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是另外一种颜色，对于多数人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谜，一个过去和后来都让大家说不清楚的麻烦。“*”中，剧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因为他的存在，造反派们本来就认定的“特嫌”有了更充足的根据。更有甚者，公安部门的人曾经拿着移动剧团的一张照片找到张昕，要她提供所知道的郭同震的一切。当张昕告诉他们，听说郭已经去了台湾时，他们肯定地回答：他跑不了，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们认定的那个郭同震是谁呢，在那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被定案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还能够逃脱一死吗？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让张昕感到心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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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同震分手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践踏，激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反抗，很多人在寻找，很多人在改变，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又一次携起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同震和大家一起“移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上。
就在那次大*后不久的一天，剧团向双沟转移。一大早，大家就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九点半，汽车停到路边，所有的人一起把道具行李装上车，当剧团就要开拔时，却发现杂牌不见了，有人立即回住宿的地方去找，有人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却不见回应，荣高棠骑着车子跑东跑西，仍寻不见人影，找了一阵，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下雨了，大家走不了都很着急，一直等到中午，才见杂牌匆匆回来，说是到表铺修表去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那只倒霉的表还是没有修好！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顾不上再多说什么，赶紧急急忙忙上车，车在雨中一时发动不起来，几个男壮丁又跳下去推车，郭同震自然也很卖力气。终于，车子“啵啵”地叫了起来，大家在欢呼中忘记了那个修表的插曲。
张昕在当晚的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
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都很急。
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一个可恶的表！
许多年后，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读着有关谷正文的那些惊人的报道，当年的这一幕清晰地浮上脑海，张昕豁然醒悟道：什么修表！那天，他一定是接关系去了呀！
风风雨雨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同震和大家相处得很不错。1938年9月间，荣高棠等多数人终于决定和何思源分手到西安去——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郭同震也宣布了他的决定，跟何思源钟志青一起过黄河到山东去。说出来的原因是“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合，换一环境”，但所有的人都觉出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懵懂中的张昕跑去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走？他哈哈地笑着说：因为你们都不可爱啊！如果我们不走呢？张昕追问道。不走我就还在这里！郭同震回答。那我们就可爱了？！张昕生气地跑开了，虽然她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但也没有多想。几十年后细想，其实郭同震一直就没有打算和大家同行。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准备脱离山东省教育厅后的经费，大家对钱的使用非常节省，只有郭同震，轮到他管理伙食的时候大手大脚，常从外面叫些菜和包子之类，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在此之前，郭同震和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在大家眼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共同的决定却说明了他们之间有着的某些联系。
尽管如此，几位新到的不知情的年轻团员还是不希望他走，他们想要维护团体的完整，再说这个高大的性情有些暴躁、既能演戏也很能干的老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充满热情的“流星雨”（饶洁）很为老郭的执意离去而着急，他跑去劝解，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同生死的团体，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胸有成竹的郭同震坚持着。张楠程光烈没有说什么，对郭同震的怀疑只有他们少数人知道，他们清醒地记得黄敬说过的话，现在正是甩掉他的时候。
几十年后，荣高棠回忆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郭同震大哭过几次。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为了送别杂牌，团体召开了谈话会。会上，先是由郭同震陈述临别赠言，接着大家纷纷讲话对他进行批评提出希望，郭又接着对每一个人提出批评和希望。新来的石精一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本团批评个人的时候能这样的开诚，接受批判的人能这样的虚心。”正谈得起劲，刺耳的警报拉响，主持会的人要大家立刻隐蔽，但同伴们都不以为然，似乎要和敌机比比高低。谈话又持续了半分钟，飞机声不断地逼近，看得见它们的影子了，两架、三架、六架、七架、九架……带着三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整齐地飞过来，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房子发出了强烈的颤动，一群人这才纷纷起身飞奔冲入漆黑的防空洞，大约一刻钟后，轰炸停止了，他们又跑出来接着开会……
那一天的情景就这样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很久以后，老迈的台湾大特务郭同震忆起这一幕也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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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才堪大用
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郭同震就这样脱离了同伴们，毕竟，荣高棠们的信仰代表了时代的潮流，荣高棠们以自己的性格和魅力团结了多数的人，郭同震甚至一个人也没有拉走。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共产党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随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1945年，郭同震回到北平重返军统。戴笠再次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在离开军统多年之后，这个没有文凭、没有经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郭同震，终于得到了一个“与自己个性最为相称的职务”。也就是在这时候，郭同震改名谷正文。
重返军统之初，郭同震除了戴笠授予他的职务和三十万元经费没有一兵一足，但他觉得自己有着军统其他特务们没有的长处，那就是对共产党的熟悉和了解。他利用过去的关系想方设法混入进步学生中间，参与他们的活动，在陆续返回北平的大学生中发展组织。他总结经验说，在和对象的接触中必须首先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他太了解像荣高棠这样的人了，对这种人是不可能轻易动摇其信仰的，只能以共产党信徒的身份出现，大谈共产主义救国论，他过去的经历和读过的那些*主义理论，在此时为他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如果判断对方不是坚定的信徒，他则采取“攻心术”的办法，找空子抓住对方犹疑不定的地方无情鞭挞，进而彻底否定对方。他甚至把自己在115师挨整的经历，作为现身说法说服年轻人。这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满足对方的基本生活要求。通货膨胀造成了许多人生活上的困难，他提出的一个月一袋面粉的条件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这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发展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情报组织，这些人的工作为他后来的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毛人凤接任局长，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他在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毛人风对他另眼相看。
也正是在同一个时间里，荣高棠、张楠分别从重庆回到了阔别八年多的北平，在军事调停处工作，张瑞芳也从重庆回到北平法通寺10号养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绿草茵茵的北海公园里，张楠看到一个身着国民党军服，脚蹬锃亮马靴，牵着一条大狼狗的人，定睛一看正是郭同震，她非常吃惊，赶紧转身离开了。匆忙中回身一瞥，郭同震那高大的牵着狗的身影，深深地定格在张楠的记忆中。
这是剧团的人最后一次见到郭同震。昔日的同伴已经成为敌手，此时的郭同震正在满城搜捕共产党人。他带着人抄过郝龙的家。还处心积虑地在军调处叶剑英身边安插了特务。几年后，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的前夕，他亲临老长官何思源家墙外，指挥人在夜色中跃过高墙，实施暗杀任务。五枚炸弹分别安放在何思源卧室、女儿卧室和客厅三个房间里，孰料爆炸时何思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