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凶手已经被捕，但明晃晃的砍刀在车厢里面乱捅，6个兄弟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中的画面，却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持续数日，他们无法入睡。在济南打工的这场遭遇，给每个人带来了难以忘却的惊恐。而躺在病床上的伤者还是忧心忡忡，他们不知道借来的那些钱是不是足够维持未来的治疗。每个受伤民工的背后都有一个沉重的家庭。他们都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母亲，还奉养着两三个年迈的老人。因为家里面地少人多，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外出打工挣钱几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在这些民工中，倪山是受伤最重的一个，也是家庭负担最重的。他上有80岁的爷爷奶奶和60 多岁的父母，下有两个孩子，一个正上小学，一个出生不到四个月。倪山60 多岁的老父亲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一点钱也没了，饭都没得吃了。在医院里，其他病人的床边摆放着各种营养品，而倪山的午餐只是一碗酱油拌面条，而这也是全家人省下来的。
倪 山：实在没办法，确实没这么多现金往里面垫了，一天几百元的，所有钱加在一起，就是在不吃饭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再维持一天的医药费了。他们一再跟我说，会帮助我们的，但是一直没有，我们目前最要紧的情况是医药费解决不掉。
家里看到我这样，出去打工的时候好好的，回来成这个样子，我父亲我爷爷哭得不得了，以后如果我的手不能干活了，我的家庭可能就没什么指望了。 倪山妻子：他要有了后遗症，我们家就完了。大孩子考了第一名，孩子说，妈你不要哭，不要愁，爸爸还不清债由我来还。我说你怎么还？他说我慢慢上学，上好学才能挣钱还。我一听孩子说这话心里很难过。我们家没有钱，靠了亲戚朋友的帮助，一人给了几百元钱才能看病，他吃饭只能吃面条，小青菜都没有钱买给他吃，现在他的伤势最重。
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事实上倪山60 岁的老父亲也一直在外打工，得知倪山被砍的消息，老父亲也是连夜赶回了老家。
倪山的家是一间漏雨透风的土房一张行军床上睡两个人倪山父亲：你看堂屋到处漏雨，几年都没有钱换瓦，瓦都酥了，一下雨，外面不下屋里下，一点办法没有，太苦了。在家没有办法，也不做生意买卖，再不出去打工挣点钱咋办？大人孩子，我还有一个老母亲，都是负担。
在病房里，孩子的笑声是唯一能让倪山露出点笑容的事情。在家里，倪山无能为力的老奶奶只得每天祈祷上百遍，求菩萨保佑孙子尽快好起来。这是她唯一能为倪山和这些伤员做的。全家人都不知道负债累累的他们还能到谁家去 借下一笔医疗费。为了支撑这样一个家庭，倪山早在17岁就开始外出打工了。
倪 山：我们农村人一直没有富过，自己想办法挣点钱盖房子啦，娶老婆啦，钱都是一点点聚起来的。农村人没什么大富大贵的，最多就是手里有一点小零钱。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根本没有余钱。我打工这么多年受了两次伤，今年这次被砍得最厉害。记得1998年那次在山东潍坊干了两个多月，没拿到钱，白干了。当时好像还没有《劳动法》这些东西。后来渐渐地农民工才受到法律的保护，最近几年打工还好一点，没有想到2006年还出现这种事情，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在砍杀中侥幸逃脱的朱昌举是家庭负担相对最小的一个。他母亲平时靠养蚕挣点钱，也照顾庄稼。父亲有一把好手艺，是村子里做棺材的。面对记者，朱昌民工被砍11 举的父亲指着一口做好的棺材说，要不是幸运，这口棺材就是给儿子做的了。
做一口棺材能挣300 元钱，需要两个工用两天的时间来完成。朱昌举的家距父亲的店铺不远，那座小平房是结婚的时候父亲给他盖的。10多年来他和妻子在外打工就是为了建成和邻居家一样的二层小楼。
朱昌举：为什么我们夫妻俩都出去打工？心里非常着急想把房子盖起来。我们这一排房子，这边盖起（二层小楼）来了，那边也盖起来了。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两边房子全部比你家房子高，比你家房子宽，于你家的影响不太好。
打工生涯说实在的太辛苦了。每次出去有活儿干还好一点，没活干的话要贴着路费回家。在外面吃不好睡不好，尤其做建筑活，工地上吃得太差了，肉是吃不起的。像我们这样出去，如果还要吃肉，一天要十几元，加上生活费一天得50 元到60 元钱；吃素便宜点，但是便宜得连油都没有，他们（工地）只给放点盐放点酱油在里面，没有油。
回忆起这些年的打工生活，几乎所有的老乡都有着同样的经历。把孩子和土地托付给老人，带着全家老小的牵挂，辛苦地工作，为了盖房，为了孩子上学，为了家里的状况有一点改善。
朱昌举：每次打电话回家，孩子都哭。不打电话，又想孩子。经常想孩子，像我这样的人，心里还能承受一点，我老婆就不行，女人一想孩子心里就非常难过。我也不想让老婆出去打工，不想让家属出去，因为打工太受罪了，太寒酸了，真的，没有办法，只是为了赚两个钱，不打工怎么办？我打了10 多年工，说实在话，真的不想打了，只能说为了一点钱，维持家庭生活没办法，再辛苦也只能坚持下去。
子墨点评：
实际上这36 个民工的故事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它再一次提醒我们，在某些地方，底层民工维权的道路有多么艰辛，而在遭遇困境时，又有着多少无奈。如今36 名民工已经平安回家，那些噩梦般的日子也渐渐离他们远去，但是每当提起那些无助的时刻，他们的眼中还是充满泪水。虽然我们的社会在渐渐完善民工维权机制，但是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打开那扇求助的大门。
“钉子”老范（1）
停水、停电、被打、被砸，这是几家“钉子户”的生活。上访、听证、谈判、堵路，他们要争取公平的赔偿。有人批他们阻碍城市建设，有人赞他们捍卫公民权益。无论如何，“钉子户”已成为当下中国的特色词汇。
“达官营”是北京南城的一个地名。“达官”是古人对镖师的称谓，这里过去是镖师的聚居地。2002年开始，达官营地区开始拆迁。听到消息后，72岁的范惠炳夫妇特地从西安赶回北京。范惠炳的老伴秦凤英在这里有一处祖上传下来的院子“秦家大院”。
20 世纪60 年代，范惠炳夫妇为支援三线建设去了西安。秦凤英作为秦家独女，继承了达官营这座面积达402 平方米的院落。从他们离开北京后，这处房子一直由当地房管所负责租赁。80年代和90 年代，因为生活原因，一直在西安居住的范惠炳和秦凤英陆续卖掉了秦家大院里的几处房子，只留下了不到26 平方米的两间西房。达官营开始拆迁后，范惠炳夫妇得到一份补偿通知书。通知书说，他们拥有的院子和两间西房只能得到19362 元的赔偿。而同在一个巷子居住的邻居家得到的赔偿也不相上下。然而，这笔拆迁赔偿根本不可能在北京相同的地理位置购买新房。这个巷子涉及的10 多户居民集体拒绝拆迁。
子 墨：什么时候得知两间西房要被拆迁的？
范惠炳：2000年贴了房地产拆迁公告。
子 墨：公告当中有没有写明房屋拆迁之后做什么用途，是什么样的工期？
范惠炳：没有，就说是危房改建，打的是危房改造的幌子。
子 墨：您这么说有什么依据？
范惠炳：换一个地方也好，原址还房也好，这叫做危房改建，对不对？可是这个地方听说将来要建一栋二三十层楼的希尔顿大酒店，已经有规划图了，我们到规划局查实了这个事。
子 墨：19000多元的赔偿款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范惠炳：我亲自问过他们是个什么机构。是宣武区房管局下面一个房管评估所。我说你们的评估有偏向性，将来要盖20层、50层、100层的房子，你只给我10000多元钱，北京一平方米地皮值多少钱？这个价格我绝对不能接受，不但我不接受，所有同我一个巷子的人家都不会接受。后来他们跟我进行了3“钉子”老范次谈判，一次说给万，另一次说给15万，最近一次说要给我一套房子，但又让我掏20 万买房。我说，不行，不公平。
事实上，拆迁方给各户人家开出的实际拆迁条件各不相同，有的非常优厚，这让范惠炳更加觉得不公平。为了争取合理的拆迁补偿，范惠炳和老伴决定长期住在这里。在这片瓦砾之中，他们买了必要的生活用品，面对着身边正在施工的庞然大物，和5 位邻居开始了“钉子户”的生活。2005年12 月，在工地施工的拖拉机把水管压坏了，几户“钉子户”停水3天。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每天去远处的水管提水，维持生活。
秦凤英：水掐了之后。我们找（街道）办事处，办事处找了开发商。他们老说调解调解，最后谁也不管，派出所也不管。也不说不管，就说别着急。居委会一女的说，我们给您提水。我说，你给我们是提一壶？提两壶？还是老来给提啊？
范惠炳夫妇本来在西安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然而，从2004 年到2006 年，两位70 多岁的老人在一片瓦砾堆中经历近两年的艰难生活。在他们的回忆中，每一次停水停电之后“110”的迅速行动，以及街道办事处的帮助是让他们唯一感到温暖的事情。
“钉子”老范（2）
范惠炳：最危险的时候是下大雨，大雨倾盆，外面水很大，一尺多高，眼看要灌到屋子里来。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打电话给办事处，办事处来了五六范惠炳秦凤英
两位老人在废墟中坚守个公务员，帮着疏通，疏通不了，又派来民工。办事处也无奈，只能帮助我们来搞这些事情。其他开发商根本不管。
停水是这些“钉子户”多次面临的难题。建设部在2004 年就有规定，拆迁单位采取停水、停电等手段强迫被拆迁人搬迁的，将追究刑事责任。然而，“钉子户”遇到的停水停电是因为施工，并不是蓄意行为，也就无从查处。但他们说，即便停水也要坚持下去，得不到满意的赔偿决不搬走。
子 墨：您在这房子里住了两年，有人找您谈过吗？
范惠炳：拆迁办找过。谈过两次，说再给你增加一点，你们就走人。
子 墨：增加多少？
范惠炳：三五万，六七万，由他说了算。这等于是讨价还价的价格，我不理他。我说这个价格差得远，有市场比较嘛。他们不同意。
在达官营几家“钉子户”中，库家的斗争是最为激烈的。他家700 多平方米的院子里住着库振中、库振宇两兄弟，共计10 多口人。按照最初的评估，他们得到的补偿只有万元。到2005 年3 月，住在外院的弟弟库振宇家被强拆，住在里院的库振中继续当“钉子户”。但是半年之中，库振中家遭遇了11“钉子”老范次袭击。2005年11 月的这次袭击，他家房上的瓦被砸烂，院子里被撒了白灰，电线被剪断，在门口还发现了大铁锤。在此之前，库振中的儿子库增卫还曾遭人殴打。
库家人：他们夜里1 点多来的，从房子的4 个角上去，瓦也砸了，窗户棂子也打折了，满院子都是白灰面子。
范惠炳：来了3 个年轻人，二三十岁，棍子放在衣服里头。来了以后，不由分说，把库家人打倒在地。因为库家经常来找我商讨怎么对付他们的问题，因此我们经常来往。那天正好我不在家，谁知是冲我来的还是冲他来的。
子 墨：事情发生在白天还是黑夜？
范惠炳：白天。
两年“钉子户”的生活中，范惠炳看遍了国家关于拆迁的所有法律法规，咨询了许多律师，更加坚定了当“钉子户”的决心。
子 墨：您为什么说开发商没有以法律为依据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范惠炳：有好多问题，一是补偿不合理，给我19000 多元，有什么依据？没有法律根据。40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我老祖宗留下的，五几年测绘在北京市档案局有根据的，现在档案局拿不出来东西，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们来拆我的房子，给我10000多元钱，什么依据？那不是抢房子嘛，对不对？
子 墨：和你们谈判的过程当中，对方出示了哪些法律文件？
范惠炳：没有，就是《拆迁法》。我说你们都没有按照《拆迁法》去做，为什么？首先我们双方要有一个拆迁协议，你给我安废墟中的库家小院，房瓦被撒了白灰
置在什么地方？你评估的是什么东西？起码我要知道。你光给我一个19360元钱的评估单，算什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