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我的威胁后，唐开始嚎啕大哭，一瞬间泪流满颊，哭得像小孩子一样。我愣住了。忽然之间，我想到我的前一任长官想要改变他并没有成功，他的诨名并非凭空而来。我将那五码距离认定成绝症，纳闷军中养这样的废物有什么用。
赖中尉是个红脸年轻小伙子，受过中学教育，担任营里的副官，他有好多故事可以说。他对我说，他的老家靠近洞庭湖，有一次一枚打算用来炸日本战舰的鱼雷漂到岸边。这枚怪东西长了很多触角，吸引一大群好奇的群众，其中也有小孩。一个勇敢的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把螺丝钳，自称知道如何拆除鱼雷，结果是轰的一声，震动镇里所有房子。当天晚上，哀悼至亲的哭声从街头传到巷尾。赖中尉叙述故事时，心平气和，仿佛他就在场目击。我从来不曾问他如何得以不受影响，但是，我认定他很有智能，神经比较粗。他看我和唐这样的士兵过不去，有一天对我开骂：“你们这些军校来的人老是自以为是！想把这种人改造成军人？门都没有！”他摇摇头。
接着赖副官跟我解释，唐这种兵是用来充数的。作战时，大半要靠受过射击训练的人，也许他们的技术不是很高超，但至少他们可以进行瞄准训练。师里设立训练队，让他们熟悉步枪、手榴弹和自动武器。我这一连就有四个人曾经受训。难怪他们举止和别人不同，有时几乎要反抗我的命令，让我很生气。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殊地位，因为未来我还要仰赖他们。至于其他人，最好还是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要他们射击时大方向抓对，就算不错了。至于“落后五码的唐”，我大可自行决定。他不过是个小孩子，我之前为何没想到呢？
想通了后，我顿觉解脱，不必再去尝试不可能的事。但我也觉得很沮丧，只要当大学生，我就不必当兵，可是我却自愿从军。在军校待了两年，更多时间花在行军上。我很想对国家有所助益，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论我是否在军中，情况都没什么差别。我曾经幻想当拿破仑，但是眼见这样的局势，如果拿破仑大军从莫斯科撤退时，我能置身后卫，就很荣幸了。
这样悲观的想法让生活更难忍受。我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读物，唯一的报纸是师里的政治部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尤其是和英军、法军相比，更不用说俄军，当时苏联军队也败在希特勒手下。
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濛濛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象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 （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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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5）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印度与缅甸（1）
在1942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中国军队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的迂回包围战术，中国军队和英军只好忙着撤退。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发现自己的退路被敌军切断，于是烧掉卡车，焚毁辎重，企图在雨季穿越陌生的那迦山（Naga Hills），到达西北边的印度阿萨密省。但是只有少数人到达终点，其中有一位是美国将军，名字是史迪威。
又经过一番争执后，决定设立一支新部队，就是中国驻印军。新二十二师和新三十八师的残余人马，在印度心脏地带比哈尔省（Bihar）的蓝伽重新整军。英军负责粮食和衣服等后勤事务，美军负责供应战略物资及提供训练。飞机运送来整补的中国军队，不只要强化两个受损的师，还要成立第三个师，此外还有三个野战炮兵团、两个工兵团、数个坦克营、以及运输与通讯单位。三个步兵师组成新一军，由中将郑洞国率领，接受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的管辖。
在不幸的缅甸第一次战役中，蒋介石犯了一次很可惜的错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军队的总指挥，却没有充分授权。这次任命多多少少出于外交的考量，以为史迪威会满意这样的头衔，因此军队补给将不虞匮乏，而且史迪威还代表第三方的势力，可以和英军维持较好的关系，保障中国的权益。但是，一方面遵行中国军队的传统，一方面也出于个人的习惯，蒋介石从来不曾放弃直接指挥属下的权力，并没有透过总指挥来传达。这样无异于以国家元首来执行军事否决权。在过去，由于中国将领背景迥异，军人的来源十分复杂，这种做法有其必要。但是这种暧昧不明的运作手法，却激起史迪威很深的怨恨，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1942年春天，史迪威想在缅甸集结大军，他的中国属下却看到英军逃离，暴露中国军队侧翼，日军快速冲向后方，想形成陷阱，因此属下无意充当英雄。高阶指挥官要不就忽略孤单的美国将军，要不就吼回去，史迪威不曾忘却这次屈辱。他建立驻印军时，决定算清两笔账：一是必须在被迫撤军的同一地区打败日军，二是必须在实质上成为中国军队的统帅。为达成第二项目标，他将第一次战役中的资深中国军官全逐出蓝伽。选择新一军的指挥官，这一度成为重庆高阶将领的话题。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个人交情是很重要的。身为下级军官的我，常在司令部进进出出，因为凭着推荐信函，我得以拜访将军，被他们接见。基本上来说，军政部并没有能力处理所有的人事公文，也不可能提供后勤支持，安排所有的运输事宜，因此必须容忍我们不按正规的举动。军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实施一套严苛的升等制度。我们全受限于从军校毕业的日期，除非学长升官，否则轮不到自己，在高层就比较有弹性。在打造国民党军队及铲除军阀的初期，蒋介石对军阶的授予不可能太严苛，不过，这并不代表资历不受重视。此外，高阶军官的内在向心力，是由一个非常小的团体间亲如手足的关系凝聚而成的，那就是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与学生，成都中央军校不过是其延伸。
中国军队的创造，可以说比时代早一步。军队和社会缺乏联系，就像异物飘浮其上。其间的危险之处在于，资深高阶将领占据同一地区太久，就会想透过个人关系和军队的资金建立与该省的关系，这就是军阀的起源。对日抗战时，国民党军队仍然需要若干旧军阀的协助。但国民党无意培养新军阀。“黄埔系”所以赫赫有名，要归诸于环境，尤其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校长蒋介石亲自挑选，六个月的训练也由委员长亲自督导。毕业后，这一批不到五百名的学生并没有全部担任军官，有些不过是班长，不到一年，许多人死于战事。他们对国民党的忠贞奉献，成为人尽皆知的特色。郑洞国就是黄埔一期生。
此时的郑洞国看起来内向保守、温文儒雅，但很少有人知道，年轻时的他曾带领士兵冲锋陷阵，攻城掠地。他行动缓慢稳重，不能免于安逸舒适的诱惑，休闲时喜欢下跳棋。西方并不熟悉他的名声，但他在中国将领之间以谦逊知名。他从来不曾邀功，听任长官和同僚决定游戏规则。他对部下很是慷慨，放手让他们行事，总是替他们说话。蒋介石派他去统率新一军时，似乎找到在史迪威手下做事的适合人选。
数年后，我担任郑洞国的副官，有机会更加了解他。他的长处在于坚忍不拔。他是昆仑关一役的英雄，对我解说在1939年冬季时，如何从日军手中攻下这个高地。当时两边人马对峙已久，双方都筋疲力竭。他统领的荣一师，前线上只剩下四五百人，包括他自己和三个团长在内。敌军之所以没有歼灭他们，是因为他们自身情况也很糟。这时我方补充了一师，带来进攻的命令。两团人马从师的所在位置奋力进攻，但损伤惨重。参谋长舒适存少将判断昆仑关会被攻陷。他对了。我军发起另一波攻势，剩下的两三百名士兵成功攻顶，此役存活的日军并不多。
舒将军也是新一军在蓝伽的参谋长。郑将军不愿浪费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他担任别的职务。郑将军提到他时，总是说好话，“像舒适存这样的人可以算是成熟的。”这时我已经知道，对郑来说，成熟是很高的赞语。舒将军不是黄埔的毕业生，他毕业自省立军校（校案：应指各省的武备学堂或讲武堂一类的学校），因此只好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不起眼的职位做起，慢慢往上爬。在他晋升到目前的地位前，坎坷不断。他的军队曾经溃败，他被迫逃生。有一次他受军法审判，被判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