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如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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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如亨利-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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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他又回答:“树。”
  我轻轻地拥抱他,眼泪在眼眶中打转。“棒极了,丹尔。是的,那是一棵树。我喜欢听你说‘树’。你是一个好孩子。树,树!那是树!”让我更开心的是,丹尔看到我如此高兴似乎也很快乐。我不停地夸他:“好孩子,那是树。” 很想让他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听他说话。
  我微笑着对站在一边的母亲说:“如果这真的是上天的安排,那就这样吧。如果我们可以教会他说一个词,我们肯定可以教会他更多。”
  丹尔似乎对自己刚学会的这个新词也很满意,我们很快意识到教他更多词汇这个任务是多么艰巨。他对“树”这个词的认识仅限于表面,用它指代所有绿色的东西,不管是真树,盆栽,灌草,还是水田芥和椰菜。尽管如此,这个重要进展仍不可忽视。
  受了母亲的启发,我决定放弃向保健视察领域的发展。 因为那意味着我要全职工作,这对于想要帮助儿子的我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我继续留在列文斯克列格医院工作,依旧是一周两次夜班。母亲用事实向我证明了能跟丹尔沟通的可能性。纵然前方路漫漫,我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陪在他身边。这个突破也让我意识到,对丹尔的教育必须从理解开始。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语言也必须简化到他能够理解的水平。之前所用的方式只是我们自己想当然——试图用我们的思想逻辑来对丹尔进行词汇的狂轰滥炸显然不妥。这次,麦琪外婆受丹尔引导,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不停地重复摇树以及强调这个词,终于找到了一个与他交流的好方法。
  这不单单是一个词,而是一种全新的方法,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和儿子丹尔将用相同的方式创造一个个如同“树”般美妙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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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1)
丹尔已经讲出了一个宝贵的词,我想方设法让他知道如果他想与我们交流,我会随时候命。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有些极端,但我和杰米达成协议:当丹尔和我们在一起时,不打开家里的任何有声设备,包括电视机、收音机和音乐播放器,电话也保持自动应答模式。任何来电都不能影响我们跟儿子之间的交流和共处。
  少了这些设备的打扰,我们倾注全部心思在丹尔身上。我发现,他会给我很多“信号”,要求我陪他一起玩。有时他会走到厨房看我在干什么,然后跑开,有时会跟我有瞬间的眼神交流。如果我对这些“邀请”表示出兴趣,丹尔就很乐意让我参加他的游戏。我感觉到,与他说出第一个词的那段时间相比,这个新方法渐渐让我们步入了正轨,虽然进步和成效缓慢。
  麦琪外婆一如既往地给予全力的支持,这也确保了丹尔一周七天、每天15个小时都有专人照顾。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效。从父母住的地方可以看到整个格林诺克中央火车站,丹尔喜欢和外婆一起看火车。从公园回家,他会拽着外婆去火车站的入口,而她也会适时地教他一个简单的生词。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丹尔常会应声回喊:“火车,火车。”就这样,他的词汇渐渐增多!
  丹尔对车轱辘饶有兴趣,我们又教他另一个新单词。我会毫无顾忌地和他一起坐在马路边上,研究他感兴趣的车,不时地做出一些简单的评论,常常以实物来教他物品的表达以及他正在做的事:“这是车轮。丹尔在摸车轮。”接着,他拉我去看另一辆车,我故意不走,引起他的注意:“车,丹尔。你想去看那辆车吗?”他会使劲拉我去,而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让他在每一次拉我时都知道他想要去看的东西叫车。
  终于有一天,他学会了第三个单词——“车”。我激动万分地应答他:“是的,丹尔,车。让我们一起去看车。”看着喜出望外的我,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个词。为了进一步达到增强沟通的效果,我给他买了一辆同他指的那辆车一样颜色的玩具小车。他开心地接受了我的表扬和礼物。
  看着丹尔的小车越来越多,我很高兴,但从内心却不能否认他在说这些词的时候纯粹只是条件反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或有与我们交流的意向。另外,虽然丹尔玩得很开心,玩的方式却没有任何意义和想象力,只是单纯的排列,从没有尝试发动引擎。如果无人打搅,他会换着顺序排列那些车,玩上几个小时,完全沉浸其中。让人很难想象他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乐趣。我试着和他一起玩,但只要拿起一辆车,他会大发脾气;如果我不小心踩到小车,他会暴跳如雷。我只能在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行动。
  尽管进展缓慢,对于我们而言这已经是进步了,但其他人却不像我们这样乐观。越来越多的亲戚朋友向我们诉说他们对丹尔异常举动以及缺乏与人的交流能力的担心。不久,随着挑战与日俱增,我们也被迫接受了这个事实,就目前情况而言,仅靠我们的力量是不够的。
  那一次,我正在银行排队缴费。丹尔把宣传架上的所有小册子都拿下来,到处乱扔,引起其他顾客和银行职员的不满。我阻止他,让他和我一起排队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排队,当然也不会听我解释为什么要跟我一起无所事事地站着。
  我放弃了缴费,把扭动哭闹的丹尔带出了银行。路过的两个民警误认为他发病了,好心走过来问:“你还好吗?需要我们叫辆救护车吗?”
  “不,不用,我们没事,谢谢,”我迅速回答,并试着让丹尔平静下来,“这很正常。”
  他们没有对我们置之不管,而用警车把我们送回了家。那天很幸运,爬楼梯的时候,我只需要拿着包,而两个警察帮我把丹尔费劲地送进了公寓,他一直哭闹不止。
  “我可以应付了。”我对他们说,并向他们致谢。
   。。

爆发(2)
他们表示非常理解我的处境,善意地对我说丹尔的行为可能不正常。
  “或许您可以考虑下获取某些帮助。”他们离开前建议。
  那天晚上,一个朋友琳达?瑞丽来访。她正好是那家银行的助理经理。凑巧的是,出于兴趣,她正在学习英国手语。她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丹尔的行为跟聋哑儿的行为有某些相似,并表示:“如果不是聋子,那一定在其他地方出现了问题。”
  经过深思熟虑和来自琳达、警察、朋友和家人的建议,我们决定带丹尔去医院进行听觉检查。但琳达的断言让我们迷惑不解。丹尔的确可能无视旁人试图跟他沟通的努力,但如果真是聋子,他又怎能学会那仅有的几个单词呢?更奇怪的是,丹尔在50步外都能听到巧克力饼干和薯片拆封的声音。我预感,即使丹尔真有问题,一定不是听觉,做个检查就能印证。
  1990年的10月,听力检测员宣布两岁半的丹尔听觉完全正常,但似乎对某些疼痛很敏感。有趣的是,卫生检查员在她的笔记本记录上两次都提到丹尔看似是个“非常固执的小孩”。那时的我还不了解丹尔的真正情况,却强烈地感觉到他不是固执,而是害怕、困惑和迷失,就好像他已经不堪负重,周围人狂轰滥炸般的语言说教,甚至他们的存在都让他备感压力。这在丹尔结束亲子俱乐部生活的那天暴露无疑。
  丹尔在亲子俱乐部似乎所学无几,甚至对其他孩子而言是一个威胁,而他语言上的进步让我一如既往地带着他参加这项活动。一次活动结束后,我们正收拾玩具,一个妈妈发现丹尔还紧紧攥着一个从玩具柜里拿出的黄色小茶匙。
  “他不能拿走那个。”她命令说,“把这个玩具和其他玩具一样放到柜子里去。”
  “我想现在还是先不要……”我正要说。
  “孩子们是不允许把玩具带走的。”她打断我的话,“这里的规定你应该知道。”
  “这只是个小茶匙而已,”我争辩道,“保证在下次活动时把它完好无损地带回来。”
  她完全不理会我的请求,坚持要丹尔把茶匙放回原处。我恳求她,解释说我知道这里的规定,但如果现在硬是把茶匙拿走只会引起丹尔的一阵哭闹。朋友安妮也一旁帮忙说情,保证茶匙会完好归还,可是无济于事。这样一来,我只能强行从丹尔手里拿走茶匙,无论动作多么轻柔、进行多少解释或者补偿都无法阻止他的情绪崩溃。
  当我从丹尔攥着的手里拿走茶匙的那刻,他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大声尖叫,把头往地板上撞,尖叫声让人感到恐怖。我急忙抓住他,阻止他撞头。 安妮也在一旁忙手忙脚。而其他妈妈的反应是:“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不要带这个孩子再来这里!”
  安妮提出送我们回家,对丹尔来说她还是一个陌生人,当安妮试着帮我把他放到车上时,我分明感觉到了丹尔的紧张和压力。我只好婉言拒绝安妮,说自己可以去汽车站等公交。我意识到,丹尔的愤怒竟然达到了不能容忍我和安妮说话的地步,顿时让我们觉得不知所措。最后,她把我们送到了那条马路的尽头。很显然,安妮的存在让丹尔焦躁不安。道谢后,我对她说我们要在路边稍作休息,同时让丹尔安静下来。她十分体谅我的苦心,离开前叮嘱我一定要寻求援助措施。我答应她回家后就会与保健视察员取得联系。
  如果没有安妮的善解人意,我真不知道是否还有力气回家。身心疲惫的我靠着路边的墙坐下来,哄着哭闹的丹尔,可是无论怎样,他就是哭闹不止。最后,我只能抱起这个任意踢闹、外星人般的孩子慢慢走回一英里以外的家。
  丹尔用手指抓破了我的脸,血顺着脸颊流下来。如果我提前把他的指甲剪短,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令人头痛的是给他剪指甲和理发简直比登天还难。理发时,我只能用被单将他捆住,让我的理发师妹妹快速理剪才能完工。我不喜欢看到他蓬乱的头发,因为在外人看来,那将会意味着孩子的妈妈不够称职,或对孩子的外表毫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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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3)
回家的路上,很多人不是投来异样的目光,就是给我提些亲子俱乐部的那些妈妈曾提过但没被我采纳的建议。
  我们终于到达了公寓那栋楼的底层,终于可以从那些批判的眼神和评论中解脱出来,回到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我再也控制不住,瘫在又冷又脏的地板上,绝望地哭起来。我用双手紧紧抱着丹尔,任凭眼泪肆意地流下。他已经安静了许多,但对我的压力和忧郁却毫无察觉。这场发泄也让我恢复了一些体力,能够抱着丹尔爬上了那些楼梯。
  一进门,我马上打开杰米爸爸给丹尔买的《迪斯尼跟我学唱歌》的光盘,终于让他完全安静下来。想到他已经哭闹了两个小时,一定是渴了,于是喂他喝了一大杯水。光盘让我有了一个偶然的新发现: 丹尔经常反复看,全然没有厌倦的样子。他很喜欢光盘放完时发出的那种嗡嗡声以及电视机上的白屏。这些都能哄他开心,我们趁机也有片刻的休息时间。可我们知道这非长久之计。如果时间长了,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 他大发雷霆时,这个光盘也起不了多少作用。而那天,他也哭累了,我也没做出反对,他自然安静下来观看。
  趁着这个空档,我回到卧室寻找片刻的宁静。憋了这么久,我的情绪再次崩溃,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从来没有这么绝望地哭泣过。但不一会儿,玻璃摔碎的声音以及丹尔的大笑声把我从悲伤中拉了回来。破碎声,笑声,破碎声,更大的笑声。我马上冲出房间找到他,发现他正赤脚站在橱柜旁边的一堆玻璃碎片里。在他举起下一个杯子准备砸的时候,我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我赶快过去抱他,他也看到了我,平静地向我这个方向走来,丝毫没有顾忌他有多危险,差点就踩到玻璃碎片上。确定他没有受伤后我略感宽心。之前的折腾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深深地呼了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决定寻求援助。
  接到我的电话后,保健视察员在1990年12月7日,即丹尔两岁半的时候到我家给他做了评估。视察员对丹尔的总体表现没有什么建议,也认为丹尔的语言能力很薄弱,提议带他去看一位语言治疗师。她在报告上记录说丹尔集中力很差,却能用积木堆起一座高塔。我不能确定她的这句评价是否涵盖了丹尔玩儿童积木这一本领的全部:他曾用积木堆出过曼哈顿大厦和多座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高塔。
  我一直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一般孩子只是随便堆积而已。除此之外,在不看图纸的情况下,单凭研究那些碎块儿,就能拼出一些难度超出他年龄范围的拼图,有时甚至是倒着的。我们把他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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