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部队全线溃败，两种命运的决战胜负已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我党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己丑年的春节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来临了。
“那个大联欢，我是参加了的。”多年以后，傅伯雍还记得，早晨大合唱是楼一室带的头。但也有回忆材料上说，是女牢等不及先唱起来的。
反正唱完歌就是大联欢。
“罗广斌站出来，说要给大家跳个‘踢踏舞’。”傅伯雍说。那之前，罗广斌刚刚被敌人又加上一副重脚镣，罪名是给新关进渣滓洞的共产党员齐亮传小纸条。“他那哪儿是跳舞啊，其实80斤的镣在脚上也跳不起来。”老人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嗔怪一个自己厚爱的晚辈。87岁的傅伯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时也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他得用手把铁链提起来，两只脚在地上前后摩擦，把铁链拖来拖去，哗哗啦啦地响，这就是他的‘踢踏舞’了。”
这时，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
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
一边扭着秧歌，女同志们又齐声唱起歌来。
——引自《红岩》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女牢战友们表演的秧歌都是大联欢的高潮。罗广斌在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也没忘记下这一笔：“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杨汉秀把鲜红的被面往下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几个看守特务干瞪眼也没敢拦着，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1948年8月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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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欢”确有其事（2）
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改名换姓叫“吴铭”。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党交给她的任务是：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她“屡教不改”，指着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大伯父”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
此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以为她牺牲在了渣滓洞监狱。直到1975年夏天，有人反映，解放前在金刚坡发现过一具女尸，尸体上还戴着手铐。有关部门组织挖掘，经过鉴定证实是杨汉秀的遗体。1949年9月23日，她被特务用一根草绳勒死，草草浅埋于金刚坡，被当地农民发现后埋葬。26年后，忠骨犹存。
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才知道她就是党组织派往重庆的“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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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池其实没挖成
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
……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动微微的涟漪。
——引自《红岩》
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取材于渣滓洞里真实发生的一场“饮水斗争”。
“特务每天就发一钵水，”傅伯雍用手比画着一个饭盆大小的容器。“一个牢房二三十人哪够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难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两个多月里，重庆没有下雨。
有天放风，难友们有了惊喜发现。“外墙墙脚有个缝缝，大概就在楼一室和楼二室之间。（墙缝）被水浸湿了，周围的地上也有湿湿的水印。陶敬之就说，咱们来挖个小坑坑，把水挖出来。”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渣滓洞，被捕时是湖北宜昌特支书记。
“开始时候，大家的确是用手抠，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肿了。后来我们就想做个挖水的工具。”傅伯雍记得，想来想去，大家想到了做床板的楠竹片。牢房里正好有位难友刚收到家人送的罐头。“我们就抽出个竹片片，拿罐头铁皮把它一点点削尖。”
陶敬之有点急脾气，一心想早点把水挖出来。一轮到他放风，他马上端起盆子，扔两件衣服进去，走出牢房门。“我要洗衣服，得找楼下的傅伯雍借肥皂。”他朝看守“解释”了一句。看守一点头，他噔噔噔地跑到傅伯雍的牢房门口要竹签儿。
陶敬之高度近视，根本没注意到看守“狗熊”正死盯着他。竹签子刚到陶敬之手上，便暴露了。
“这个是谁削的？”看守特务冲着楼下八室一阵咆哮。傅伯雍站了出来：“我做的。”
“把他们拉出去！”傅伯雍和陶敬之被拽到放风坝上，收风了也不准回去。“多大的太阳啊，我穿的衣服全湿了。‘猫头鹰’还拿个木头片片，叫我们伸出手来。我们才不伸呢，他就照着我们乱打一气。”傅伯雍说。“特务打人啦！”“不准打人！”这时，楼上、楼下，每间牢房都传出吼声。特务一时被吓住，只得住手，但坚持不肯放两人回牢房。
渣滓洞监狱里有个狱医，姓刘，很同情被关押的革命者。有难友就偷偷托他想想办法。刘狱医跑去给“猫头鹰”和“狗熊”一人送了3支烟，又说，这两人是病号，再晒下去出人命怎么办。特务这才同意放人。
“跟小说写的不一样，饮水坑最终没挖成。”傅伯雍说。但从“饮水斗争”之后，特务被迫同意增加供水。每天早上放风时，特务点名，一间牢房出两人，到监狱外的小河沟里去挑水，大家的饮水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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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红旗的到底是谁？
“线儿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绣出一片春消息。”1964年，一曲《绣红旗》唱遍大江南北。
绣红旗的牢房如今已经辟为展室，就在白公馆平二室。一面“五星红旗”摆在橱窗里。
叫它“五星红旗”有些牵强：一颗大黄星居中，四颗略小些的黄星分列四角——这和真正的五星红旗实在对不上号。但是，除了“五星红旗”，任何人想不出更好的名字来称呼它。
在人们印象中，绣红旗的是江姐她们，事实上却另有其人。
狱中联欢会上的“踢踏舞”之后，特务们被罗广斌气得没法子。再加副脚镣？没用的。他们干脆“打发”罗广斌“上大学”了。按照罗广斌在报告中的说法，警备部、二处等地是“小学”，渣滓洞是“中学”，白公馆则是“大学”（一说，渣滓洞、白公馆是中学，贵州息烽集中营是大学）。关进白公馆看守所的，都是重犯。
就在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8个月之后，1949年的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0月7日，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起7天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听到了消息。在看守特务的监视下，他们激动地欢呼，但是只能用耳语般的音量；他们激动地拥抱，但下一个动作只能借势在地上连连打滚。
那一夜，没有人睡得着。罗广斌忽然有了个主意。
“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那时我们还不知五星图案是如何排列的，大家就悄悄议论，认为应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
这是从白公馆脱险的毛晓初的一段回忆。他曾与罗广斌一起关在平二室，又一起脱险，后来当过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说是绣，罗广斌他们既没剪刀，也没有针线。他们是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刻刀”，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颗五角星。没有糨糊，就用剩饭粒把星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
五星红旗做好了，虽然制作粗糙，难友们却把它像宝一样地藏在了牢房一块地板下，直到解放后取出。多年后，这面红旗的原件早已遗失，现在展出的红旗是按照《红岩》小说中的描述复制的。或许这是共和国土地上唯一一面不像五星红旗的“五星红旗”。
除了这面五星红旗，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者还准备了好些建议，希望出狱后，还能为建设新中国出把力。然而此时，濒临灭亡的敌人狗急跳墙，正要实施最后的疯狂。零星的屠杀已经开始。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分，1949年11月27日，关押在白公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早起将桌上的台历又撕去一页。他没有想到，这本日历就此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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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晓悲歌？血泪嘱托
——《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下）
侯健美
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这个日子没有写进《红岩》。因为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并以革命者的胜利告终。
小说的作者可以拒绝让真实的结局在文学作品里再次上演，但历史却永远无法抹去那惨绝人寰的一幕：1949年的11月27日，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差3天。
那晚，歌乐山细雨霏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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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让罗广斌出狱求援（1）
盛国玉如今儿孙满堂，住在老家重庆垫江县。从小到大，她第一次出远门就是被特务从垫江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女牢二室。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姐妹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啊。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有人马上就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时，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画着个大叉叉，难友们叫它“叉叉服”。
“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乐观情绪多起来，觉得我们坐牢坐不到好久了。”傅伯雍跟盛国玉是老乡，当年一起被捕，一起被关进渣滓洞。这位87岁的老人还记得：“那个时候，楼上的人就喊我们贡献些材料，说是要给新中国建设出主意。楼上好像还专门成立了个设计小组，王敏是起头人。”
这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为党和人民工作，再也不用小心翼翼地伪装、提心吊胆地隐蔽了。在这个心愿实现之前，铁窗下的革命者暂且把热情化作条条建议。“齐亮还提出，新中国要向苏维埃学习，所以鼓励我们学俄文、学英文。”傅伯雍回忆说。
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他们准备死，但不放弃生的希望。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白公馆的“党员核心”陈然、刘国鋕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让罗广斌去请求“自新悔过”，寻找出狱的机会，以便与党组织和周从化将军介绍的武装力量取得联系，对两座监狱的人员实施营救。
罗广斌本来不乐意：“我自己知道，要求坚决地为组织牺牲，我是能够苛求自己做到的。但进一步的‘牺牲自己的气节’——虽然这已不是单纯的气节问题了，我却不愿意……”罗广斌在解放后的回忆自传中写道。
深受难友们敬重的老党员谭沈明来给罗广斌做工作：“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他说服了罗广斌。狱中共产党员又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请求“自新悔过”出狱的问题做了说明。但等到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时，已经是1949年11月10日了。即使出得去，再从狱外组织营救，时间恐怕来不及。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
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去？白公馆关着四五十人，看守只有6名，其中4名都已被革命者做过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武装，冲出白公馆比较容易。但是，白公馆周围还有一个警卫连，与他们作战就很困难了。即使白公馆越狱突围成功，渣滓洞里关押的革命者怎么办，敌人会不会把他们当做人质而全体枪决？手无寸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