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接着，他又提醒我在面试时什么样的话该说，什么样的话不该说。
等那些大学生面试完后，我在刘靓的带领下走进了社长办。社长姓张，三十五六岁，戴着一副金边近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一听口音，我就知道他是湖南人。他得知我的经历后，马上就显出很欣赏的样子。在看完我的简历和资料后，他说道：我们这儿都要求应聘者是本科生，但你的情况特殊。我也是从部队出来的，当兵的人都能吃苦耐劳。这样吧，我就破格录用你吧，试用期3个月，每月底薪600元，以后视成绩再加。明天就可以上班了。
我一听这么快就被录取了，很高兴。尽管我在应聘时经常碰到一些不很正规的报社，有私人办的，有与人合作的，有的是打着报社的牌子实际上是拉广告的，名义上是记者，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拉广告的广告员。有的不但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定金，还常拖欠工资。当时像那样的小报在羊城有好几十家。我还曾经受过一次骗。这家报纸虽然我也是此时才听说过，但看到他们的办公条件还可以，起码也是在省级的科研大院里面，我刚才也从采访部主任刘靓那儿了解了不少情况，看来不会是那种骗人的小报。我很高兴，不仅是因为我这个当时连表都没填的人现在终于成为3名录取者之一，而且这次终于能圆我的记者梦了。
当时报社还没有什么记者证，采访时就开介绍信。报社给每人都印制了名片。当我拿到两盒名片时，捧着名片仔细地端详了半天，在我名字后面的那记者编辑几个字，更是令我备感温馨，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回我真地成为了一名记者。记得当兵前，我最大的奢望是能进入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进入县报社做一名记者。现在，我终于成为了一名记者，尽管这家报纸名不经传，但好歹也算是一家省级报纸，这样说来，比起我家乡的那县报不知好多少了。
刚开始时，社长只是让我写新闻，抓好的社会新闻。我也一连发表了好几篇稿子。尽管在试用期间，社长许诺每月只有600元工资，其他的什么补贴都没有，但我每天干得十分起劲，每天都赶到报社报到。当时与我同进报社的除了一位一周后就自行离开的大学生外，还有一个叫闵红松的小伙子。我们在刘靓的带领下除了采访就是编稿。与我们一个办公室的还有一位叫张艳的高个子姑娘，她来自大西北，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白肤白皙，身材高挑，长得很漂亮，是块做演员的好料子。本来她可以找到份好的工作，但她也像我一样，爱好文学，总想圆记者作家梦，就屈就进入了这家报社。她的工作主要是编稿和画版式。
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很快就粉碎了我的第一次记者梦。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2节 羊城初圆记者梦（2）
我从建筑工地挣来的那笔血汗钱很快就没有了，但我想到只要能挨到月底就有工资了。为了节约钱，我从不敢跟同事们一起去吃什么盒饭，中午不是啃一两个馒头，就是买个面包凑合一餐，到了晚上就回到出租房里煮面吃。好不容熬到月底，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谁知报社却说由于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了；这还不算，那个张社长还要求我们从现在起不要写新闻稿子，称那种鸡毛蒜皮的社会新闻根本下不出蛋，赚不来一分钱，还得白占版面，一再要求我们出去拉广告，特别是医药和保健方面的广告。这个月，刘靓和张艳没有拿到工资，我和小闵两个新来的自然更是没有领到一分钱。在坚持了半个多月后，报社除了发给每人几大包某药品公司用来抵广告费的“神仙草药茶”外，还是没钱。这下不单是我们新来的，就连刘靓都不干了。一天下午，刘靓因为工资的事和张社长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原来，刘靓本来在郊区的花都一家报纸做部门主任，是被这个张社长许诺以很高的待遇才过来的。第一个月他拿到了1000多元钱的工资，但随后几个月连起码的工资都拿不到，只是拿到过两次广告的提成费。我还了解到，这家报纸原来是某部门承包给张社长的，挂的是报纸的牌子，其实主要是做药品和保健品生意。报纸虽然每周都出版，但发行量很不固定，如果谁出钱在上面做了广告，这期的报纸就特意多印一部分。本来张社长说好赚到钱后按比例给刘靓提成的，但后来却总不兑现，没想到后来连基本工资也不给了。
我和小闵得知这个情况后，心里一下凉了半截，没想到这个军官转业的上司也搞这种骗人的把戏。这天下班后，上午还在对人大发脾气的张社长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问长问短，大大夸奖我工作努力。接着，他付给了我400元钱。我问他这是什么钱，他摊着双手颇为无奈地对我说：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因为报社这几个月老是亏损，实在是没钱，等下个月一定给我补上。他还悄悄对我说，刘靓已无法胜任他的工作了，他准备让他走人。同时他再三暗示我，如果我听他的话，好好跟着他干，那个采访部主任的职位以后肯定是我的。我听得心里直打鼓：我只是想做好一个记者，在报社里好好的学一些真本领，此时还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主任。自己的业务水平不高，又怎能去指挥别人？在这儿做记者编辑的谁不是大学出来的呢？当时我不置可否，也没把这话放到心上去，直到第二天我才明白社长的用心良苦。我看到第一个月就把我的工资从600元降到400元，心中自然不快。但此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也不好争什么，随手就接过来了，这毕竟是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工资呢。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社长只是付了我一个人的工钱，而其他的都没支付分文。
由于“谈判”破裂，第二天刘靓提出辞职，并要求张付清所拖欠的工资，两人又在办公室里吵了起来。此时刘靓妻子阿芳正好赶来，见状急忙上前护着老公，并气得冲过去怒骂张社长。这样一来，双方吵着吵着，就推搡了起来。我和小闵赶紧跑上前去劝架，没想，报社的编辑部主任老于、财务主管小潘以及那个保卫部主任老李（当然只不过是一个看门的保安）都闻声冲了进来。这伙人二话不说，围着刘靓夫妇就拳打脚踢。张艳和几位女记者早吓得花容失色，愣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小闵见刘靓夫妇要吃大亏，赶紧冲上前去阻拦对方。小闵戴着近视眼镜，在推搡中竟也挨了几下。那个平时脸色清高、掌握报社财经大权的矮个子小潘和那个保安不但当众殴打刘靓夫妇，而且对劝架的小闵动手，我几次要冲上前去，但都被满脸怒火的张社长用眼神严厉地阻止住了。但是，当我看到刘靓夫妇已被他们几个按倒在地，见义勇为的小闵也被李保安卡着脖子按在地板上直翻白眼，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猛地冲上前去，对那几个恃强凌弱的家伙连拖带拉，并冲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几脚。对方自然没想到我会在此关键时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将他们几个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会张社长气急败坏的神情，一边对几个行凶者怒目而视，一边护着刘靓夫妇和小闵赶紧往外撤。
这一闹，在那个省级科研大楼里弄得影响很坏。我们将那个社长的恶行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后来，刘靓和小闵的钱虽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毕竟都要到了手。我们仨辞职后，张艳和几位同事也愤而离去。据说一下子弄得那家小报差点儿瘫痪。
刚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我又失业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几乎是分文不剩了。获知我的窘境后，刘靓夫妇当即邀请我前往他家住，并说他们虽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厅里为我摆张小床。他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关键时候帮了我，我也没什么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我经济状况比你好些，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们住的就有你住的”就这样，我随同刘靓夫妇从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暂时和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石碑村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东南边。由于那几年聚集在那儿的流浪记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鲁迅文学院附后的“中国作家村”、圆明园附近的“流浪画家村”、北京通州宋庄的“流浪艺术家村”一样，那时的石碑村被我们这些人戏称为“中国流浪记者村”。因为在这儿居住过的记者前后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记者有曾华锋、刘靓、谭海清、南岛、闵红松、李志、詹政凯、傅星、罗斯文、傅东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间，我认识了大批流浪记者。后来，我在《广东法制报》、《中国引进报》、《广州红绿灯报》做记者期间，曾先后都在这儿居住过。虽然时常搬家，但搬来搬去还是在这个小村子里。直到1997年春节后，我因无钱交房租，无法忍受那个长得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样的女房东逼债，就在一个黑夜里搬离了那个小窝，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岗一带。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3节 1块8毛钱的春节（1）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农村，都很快被各种高楼大厦所包围，那些昔日贫困的村庄很快融入广州城区内，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些地方当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些有了钱的村民们纷纷建起了高高的楼房。他们除了在本地的企业分红外，大多就是靠出租这些房屋了。租住在这些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的房子里的，几乎全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族。当时在羊城比较出名的“都市村庄”有石牌村、冼村、员村、杨箕村和客村等。从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开始像昔日的地下游击队一样，曾先后在这些地方租住过，而其中的石碑村，由于当时居住的流浪记者较多，则成为我在羊城的一个重要栖身地。
我在刘靓家小住期间，进入了《广东法制报》。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新闻作品不多，又没有文凭，因此我前往应聘时，领导还是称我还不具备做记者的条件，只是让我做了一名总编助理，即帮助接电话、收发来信、挑选来稿，所有杂事，我都得干，而当时的试用期工资只不过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报社时还要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不管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报社里；不管让我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能写稿子的。果然，我后来采写了好多篇稿子，经过当时一位从羊城晚报退休后来此做老总的老报人的审核，都发了，而且还让我署上“本报记者”字样，有的稿子还上过显著位置。
我已在刘靓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决定搬到外面住。再说我现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钱的收入，我应该自己租房。为了省钱，我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在《广东人口报》做编辑的曾华锋。此前，他刚离开《广东法制报》。曾华锋来自湖南邵阳某煤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憨厚老实，谨小慎微，是一介文弱书生，加上我们的年龄相仿，都出自贫困家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学历都不高，因此一见如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法制报时，也像我一样每月只拿350元，后来他因这儿工资太低辞职出来。曾华锋来穗时曾在企业工作过，收入不错，略有存款，但也没有什么钱，总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当时也是单身汉，一人住一间房，每月房租300元，当然不包括水电费。听说我在找房后，他当即邀请我与他合住，所有费用一人一半。这样说来，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解决栖身大事，余下的钱，我完全可以对付其他的生活费用了。当时，我们穷得连张床也卖不起，只好从外面检回一些旧纸箱壳外加几层报纸，然后上面就放一张薄薄的凉席，权且当床。码几本书放在床头做枕头。
我们租的房子，是顶层的6楼，夏日的太阳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当头照晒。我搬到这儿时正是7月份，那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总是把我们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炉，一个小电扇总是开到最大档，日夜不敢让它停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得难耐，就只好卷着凉席跑到外面的阳台上睡。那上面总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男女，都是在这里租住的外来工。外面蚊子太厉害，只要一出来，那嗡嗡乱叫的蚊子就会欢快地向我们那汗津津的皮肉冲过来，咬得人浑身奇痒难熬。
后来刘靓夫妻也搬了过来。此时刘靓进入了《广东劳动报》做记者。瘦弱的闵红松由于有本科文凭，运气比我好，很快进入了《广东公安报》做记者。他弟弟出国后，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