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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故事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来，国会山保姆公司就是一个缩小的经济体，票券印刷者就是中央银行，票券就是流通中的钞票。克鲁格曼认为经济衰退主要是缺少“有效需求”：太少的人消费实际的产出（照顾孩子的时间），因为公众作为一个整体都想积蓄现金（保姆票券）。针对此种情况，只要采取积极的货币扩张政策（中央银行多印钞票的方式）就可以解决。克鲁格曼认为要遏制经济衰退，就必须制造一种持续的通货膨胀预期，即要人们认识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他们现在持有的同等数量的货币能购买到的东西比现在要少。克鲁格曼强调中央银行的调节手段对经济可以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衰退中的经济；通过提高利率使经济降温。
克鲁格曼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他看来，应对危机的最佳办法就是刺激有效需求。因此，克鲁格曼反对布什政府目前推出的7000亿救市计划。因为这个计划旨在稳定金融市场，而不是刺激有效需求。
无庸讳言，克鲁格曼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争论，现在仍在继续，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出孰是孰非。但是，克鲁格曼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与周期性循环的视野，并因此两次成功预测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却是不容置疑的。“与骄人的学术成绩相媲美的是无畏勇气”，克鲁格曼尊重事实，不畏教条，挑战传统学说，并结合实际发展新的经济学思维和经济理论的勇气和精神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的结尾，克鲁格曼告诫人们：“在我们的世界中，真正短缺的不是资源，更不是美德，而是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通向世界繁荣的唯一障碍，正是那些盘踞在人们头脑中的过时的教条。”
举一反三，联系我们自己今天面临的严峻经济现实，如何顺利渡过这场“世纪性灾难”，克鲁格曼那里或许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
（200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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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的权利与穷人的权利
我相信2008年的“两会”，有两件事将有可能被历史记录下来，成为我们今后*政治生活中的标志性事件。其一便是政协会员、内地女富豪张茵“为富人降税”的建言被许多人诟病；另一则是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职责成为明星。
张茵女士的建言（议案）有三项内容：一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是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三是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有些人之所以对张茵的建言进行攻击甚至反感，主要是认为张茵在为富人讲话，在为其代表的利益集团维权。仅依我个人的判断，张茵建言的每项内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大利。比如第一项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事实上自从《劳动合同法》颁布那天起，就存在着很大的社会争议。华为、央视等众多大企业赶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大量裁员，便说明了这一法律存在的严重缺陷。在我们这样一个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市场经济体制又刚刚初建的国度里，制定并实施过于倾斜劳方限制资方利益的法律，是不利于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的。设想如果资方（企业）谨慎用工，甚至撤资，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从民生的角度看，有没有工作干远比工作稳定与否、工资多寡更重要，这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张茵女士关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意见，我倒是希望应扩大到全社会所有的企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应该全面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又比如第二项关于“降低富人税负”的意见，我相信不是富人的平民都有理由赞同张茵的意见。时下我国的个税不仅起征点过低，而且税率过高、税负过重，甚至为发达国家所罕见。在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完全有必要让全体国民，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而且从另一个角度看，实施降税政策，也有利于缓解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当然政府可能更愿意加息而不愿意减税，毕竟后者会减少自己的收入，而前者于自己收入却没有影响。张茵第三项关于“鼓励企业进口先进高效的节能环保设备，给予5年至7年的免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过渡期限”的意见，看来同样是有利于国家环保政策实施，因为这样可以调动企业提升环保水平的积极性。这项意见之所以也让某些人不舒服，可能还是因为张茵的出发点是从自己企业利益考虑。
三位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履行职责并成为明星。我更相信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固然他们背后代表了亿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但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以及参与政治经验的不足，所以他们的作用或许只能是“在各种场合为维护农民工利益大声疾呼”（新华网报道语）。尽管他们也发了言、提了意见，我们却没有发现他们提出了如张茵委员那样的于国家经济发展建设有着实际操作价值的“真知灼见”。当然，对于他们我们有理由寄予更高的期望，毕竟他们对于亿万农民工的真实利益诉求，远比我们清楚和了解。况且他们的出现本身，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政治开放与*进步。
现在可能最让我们困惑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为什么张茵委员为自己及自己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提出的有价值并且明显利国利民的建言受到了许多人的诟病；而三位农民工代表为维护自己及广大农民工的利益大声疾呼，却受到了社会几乎一致的肯定与赞美？我们认为这需要我们全社会反省与思考。众所周知，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我们必须保证立法机构与民意咨询机构有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代表的参与，保证富人与穷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令我们满意的是，我们的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机构全国政协，近年来正朝着这样的方向不断发展着。2008年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三位农民工代表当选、参会并且成为“明星代表”受社会广泛关注，可以说是一个生动的证明。令我们尚不满意的是，富人利益群体的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张茵委员建言受到一些人攻击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过去，我们更善于剥夺富人的利益与权利，维护穷人的利益与权利；然而事实证明当一个社会不能够保证富人利益的时候，其结果只能是社会普遍的贫穷与贫困。今天如张茵一样的民营企业家能够源源不断地产生甚至是批量地产生出来；而且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还能如张茵那样以富豪的身份当选政协委员参与国是，这恐怕是我们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恰恰证明了我们今天制度方面的进步。
就让我们像欢迎农民工代表发言一样欢迎张茵委员为富人讲话吧，因为只有更多的张茵出现，才会有更多农民工的机会。
（200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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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与“无惊奇规则”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主编弗雷德·哈亚特先生，在谈到该报社论立场的时候，指出他们遵循的是“无惊奇原则，也就是不会突然改变固有立场，没有“惊奇”。同时坚持独立性，支持自由贸易、*，和政府职责在于帮助最穷苦人群的理想等。
当然，弗雷德·哈亚特先生的言论是专门针对他们报纸社论发表的，但是在我们看来适用到做人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群体都是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主张的。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价值观与世界观，比如*、自由、*、济贫、宽容等观念是不唯某个人、某个民族、某个群体所独有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也可谓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这或许也可以被认为是符合“无惊奇原则”的。
具体到富人与穷人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除了拥有所谓人类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之外，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比如，富人普遍赞成自由市场经济，因为富人常常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者；而穷人往往更欢迎公有制度，因为穷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常常处于无助的地位。前不久，我们从电视中看到法国工人在巴黎**，抗议政府将部分国营垄断企业民营化。事实上，在我国的许多地方，工人也常常对于自己所在的国有企业所实施的产权改革持消极态度。他们更愿意吃过去计划经济的“大锅饭”。
再比如，富人总希望社会保持现状、保持稳定，不愿意推动对社会更多的改革，因为富人多是社会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保持现状总是最好的选择。而穷人则常常是社会改革的推动者，因为只有改革，穷人才可能获得改变现状的机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英国，更多代表富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和党、保守党，总是倾向于坚持传统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而更多代表穷人和平民利益的*党和工党，总是乐于实施大胆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计划。而且，在我国，最先发动改革的就是当时十分贫困的安徽省小岗村的农民。由此，我们可以大胆设想，我国今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应该还是来自于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而不太可能寄希望于今天的富有阶层和所谓的社会精英分子——如果他们也愿意推动改革的话，不过是希望将其既得利益进一步合法化、制度化。
还比如，富人更愿意相信金钱的作用，因为拥有财富和资本是他们最大的优势。而穷人更愿意相信力量的作用，因为穷人最大的优势便是自己的身体了。所以资本创造价值，常常被认为是富人的逻辑；而劳动创造价值，总是被认为是穷人的理论。当然，这里我们也愿意相信，承认金钱的价值远比承认权力地位的价值进步得多，特别是中国人几千年倡导“以吏为师”的传统，大大强化了权力在社会中的作用。这是很不幸的，不仅对于依靠才智致富的富人不公正，对于广大的穷人更不公正。
话说回来，尽管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富人的价值观，但有一点我们仍然愿意钦佩富人，那就是富人更愿意遵循“无惊奇原则”，也就是说富人一般不会突然改变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特别是那些制造“常青树”企业奇迹的资本家，他们会一代一代坚持自己固有的传统，恒久弥坚。
尽管我们完全理解穷人的价值观，并承认部分确有积极意义，但有一点，我们不愿意欣赏穷人的过于寄希望于改革的态度。世界上也并不是所有改革都是好的，许多对于现状的改变有时会更糟。比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王莽改革”，不是给当时的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吗？再比如当今世界拉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改革，起初确也赢得了广大贫苦国民的支持，但结果却是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爆发，而且最终利益受损的仍然是广大贫苦国民。当然，中国今天的改革不仅取得巨大成就，而且中国的老百姓确实从改革中获得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这是好的改革，我们没有理由不继续坚持下去。然而，我们同样没有必要迷信和扩大改革的作用。我们民族和国家最缺少的恐怕是对于一种既定目标的不懈坚持与恒久努力。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穷人更愿意“惊奇发生”，“奇迹发生”，“改天换地”；相反富人却愿意保持现状，一如既往，“无惊奇发生”。
（2003年2月）
给未来打算
无论如何，我自己不属于精于打算的人。记得刚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每月工资不到月中便会花得所剩无几，下半月往往是勒紧裤带过日子，可谓是真正的“月光族”成员。好在那时候，过的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快乐单身汉”的生活。像大多数男人结婚以后才懂得生活的艰辛一样，我也是在成家以后才开始意识到挣钱是多么的重要。鲁迅曾经在小说《伤逝》中描写了一对“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苦涩生活：涓生与子君虽然是拥有美好爱情的一对青年男女，可是生活的贫穷却最终让他们分道扬镳。今天回想起我自己走过的道路，虽然也曾经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