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副教授兼著名节目主持人阿忆在其博客中“哭穷”一事，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议。据阿忆自己的说法，“如果不想办法增加收入自救，仅凭学校发的那点工资不能活下去”。他还将自己在北大做副教授所得收入一一列出，平均每月有4786元。我相信，阿忆作为社会公众人物，他的真实收入不会仅区区4786元，因为那点钱根本无法维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
对于现在高校中的教授收入，我也是有一点发言权的；因为我自己就住在北京某著名高校的家属区，而且我本人也曾经在高校任教多年，虽然没有机会混至副教授、教授那样的高级职称，但教授们的基本生活情况和待遇我还是知道的。尤其是我在高校工作的不少同学，大多数都早已经晋升到了教授的行列中，他们过得如何，我当然是了然于胸的。可以说，阿忆的情况，与北京大学之外的其他高校的教授们相比，还应当说是相当不错的呢！也就是说，月收入能过4000元，并不是所有与阿忆同龄的副教授们都能享受到的待遇。
当然，我们也知道不乏教授（副教授）借近年来教育产业化的东风率先富裕了起来，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事实。首先是有一些所谓的明星教授富了起来。曾经有媒体报道，某著名经济学家（教授）不仅个人身价不菲，且子女都在其光芒的照耀下实现了资产的高速增长，早早“跨入”了中国富豪的队伍；另外他培养的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的所谓经济学博士，要么是政府高官，要么是资产千万以上企业家。试想这样的教授焉有贫穷的道理？其次是部分科技知识分子教授或由于他们掌握专利技术，或由于其研究成果具有转化现实生产力的机会，所以他们当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有钱人，应当说他们的富有是值得社会鼓励的。再有就是那些名义上是教授专家实则为学校官员的人富了起来。近年来，一方面，教育产业化政策和高校实行收费制度使得中国的高校（也包括部分中小学）迅速膨胀成为中国最具垄断利润的部门；另一方面，高校的官本位趋势不仅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高校有行政级别，系科有行政级别，每个教师和员工也享受着不同的行政待遇。这样两个方面的结果，便直接造成了在高校中最有地位最有发言权的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学生，而是掌握权力和行政资源的大大小小官员。担任主任、书记职务自然评职称要优先考虑，带硕士博士要往前排，科研课题要主持要把关。因此，在高校中最有钱的教授是做官的教授，如果仅仅是教授很可能便是如阿忆一样的“穷教授”。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所服务的高校一个后勤处的水电科副科长就住上了三居室的大房子，还享受着公家安的电话；而一个资深副教授却只能一家三口挤在筒子楼10几平方米房子里。今天的局面虽然已有较大改观，但官与民的差距照例有着天壤之别：我的一个教授朋友，虽然在学界小有名气，但至今月收入不到4000元，住的仍是学校家属区的旧楼两居室；而与他同龄的校领导，则月收入过万，住的更是与上市公司董事长、CEO比邻的高级住宅区的二百平方米以上HOUSE，另外还有公家的高级轿车伺候。正像其他职业的收入有高中低之分一样，教授队伍当中同样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别。固然有的差别是合理的，比如名校与非名校之间，科技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热门专业与非热门专业之间；但有的差别便是明显不合理的，比如个别明星教授依靠自己掌握的特殊资源来谋取的超高额利益，再比如做官教授和非做官教授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别。
教授该挣多少钱（2）
然而就教授职业的整体收入水平而言，我并不认同当今中国教授贫穷的说法。仅就我熟悉的北京的情况而言，普通处级公务员的整体收入水平月仅3000多元；在文化出版行业中高级技术人员月收入大体也仅在5000元上下；至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一般起薪也就在1500元至2000元之间。金融、电力等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普遍较高，已经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公开指责，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总体而言，我相信目前高校教师包括教授的整体收入水平是基本合适的。即使在西方，教授的收入水平与经营行业相比也不是高的，甚至是低的。因为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教师职业与公务员职业一样，具有稳定、无风险、终生职业的特点，所以当然不能与动荡、高风险、保障性差的其他行业享受同样的薪资水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低风险总是与低收入，高风险总是与高收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不能把安全稳定的好处与高收入的好处一起沾，那样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那种天然以为教授就应当享受高收入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就如同天然以为做官就一定发财的想法一样错误而且危险。
（2006年10月17日）
我平时不大爱看电视，但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节目却是个例外。特别是“李敖有话说”那个栏目，我不仅爱看，而且常有耳目一新之感。李先生的大名，在海内外近乎妇孺皆知，李先生的文章更是嬉笑怒骂，脍炙人口。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便读过李先生的著作，对于其文其人，可谓仰慕已久。如今能在电视上看到李先生的音容笑貌，听其讲史议政，着实让我平淡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然而，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李先生除了讲史议政之外，更喜欢议人，凡古今中外的名人，到了他那里似都成为奚落嘲讽，甚至谩骂的对象。特别是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更是不被放过。记得有一期节目，李先生把同样名扬海内外的台湾文豪余光中先生大大贬损了一番，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余先生的诗，以此证明他比余高明有学问。虽然我早知道李敖先生的自负与高傲在文坛和学界是出了名的，但是从电视中看到其如此表现，仍然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李先生的文品与人品让我心中不免打上了问号。
说到底，如此有学问且有着铮铮铁骨的李敖先生（其做过国民党监狱），也还是没有脱离掉中国传统“文人相轻”的陋习。而正是这一陋习，不仅让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蒙上了灰尘，更让我们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变得扭曲。我认为可以把“文人相轻”这一文化形象概括成中国知识分子的“妒妇心态”。众所周知，“妒妇”一旦妒火中烧，轻则谩骂攻击所妒对象；重则会对所妒对象下毒手、使阴招，甚至于必欲除之而后快。
战国时代的李斯（他后来辅佐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就是一个有着“妒妇”心肠的伪君子，一个深受“文人相轻”毒害的读书人。李斯与韩非本来都是大学问家荀况的学生。李斯还是在与韩非同学的时候就认为自己的才学不如韩非，对韩非常怀有妒意。后来，李斯在秦国受到秦王的重用，做了高官。可是秦王却喜爱读韩非的著作，并将韩非视作老师和知己。韩非到了秦国之后，本想借老同学李斯的光，一展自己的平生抱负。然而李斯深恐韩非在秦王面前抢了自己的风头，竟然不念同学情谊，在秦王面前讲韩非的坏话，并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其服毒自杀。
清代大兴“文字狱”，令无数知识分子受到无端*。而事实上，与其说是清朝皇帝用血腥手段打击读书人，钳制人民思想，倒不如说是读书人之间为了向统治者争宠献媚，想尽办法陷害自己的同行，以抬高自己的结果。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告密”，“打小报告”，“无中生有”，“鸡蛋里面挑骨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一幕幕令人发指的悲剧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不断上演着。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李斯一样可耻的读书人毕竟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可能绝大多数，都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文人相轻”传统的影响而已。但我以为这仍然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正是由于“文人相轻”的原因，使我们对许多事物、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判断，甚至导致片面的、非理性的、错误的认识。
比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李敖先生，就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余光中先生的文学成就。又比如，曾经被我们视作伟大旗手的鲁迅先生，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学者，如梁实秋先生、林语堂先生等，不也是缺乏应有的宽容精神与平和态度吗？记得前几年，有个别青年学人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对于余秋雨先生火药味的批评。从中我们不难再次想到“文人相轻”的习惯力量有多么的强大。诚如一位古人所言，“文人相轻，由来已久。”（东汉曹丕语），今人岂能例外乎？
但愿“文人相轻”早一点成为我们的历史。
（2005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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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识分析经济问题
曾经有朋友问我，读法律出身，为什么会对经济现象和问题感兴趣并经常发表一些独立的见解？不错，自己的确喜欢写些涉及经济问题的文字；甚至不客气地讲，我分析股市、房市等一些现实经济问题，可能远比某些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教授）来得准确、高明。
比如2007年年末的时候，有相当一批所谓的著名学者（以*、刘纪鹏为代表）竭力鼓噪中国即将开始“黄金十年”的时候；我就明确提出了“要准备过冬”的看法。特别是对于*之流误国误民的“牛市一万点”的错误主张，我曾经在网上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抨击。
又比如美国次贷危机暴发后，竟然有学界人士沾沾自喜，以为中国可以独善其身，置危机于度外；甚至有个别利令智昏的专家认为我们“大国崛起”的机会来了，叫嚣到美国去“抄底”。经过理智分析，我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丧失全球霸主地位，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美国之祸不可能是中国之福，而只能是祸上加祸。好在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被他们的谬论所迷惑，否则后果可想而知。
还比如对于近期中央政府推出的4万亿庞大投资计划，自己也不像多数乐观人士那样信心倍增、精神振奋。因为，4万亿投资计划虽是冠以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为名，但由于没有将市场配置作为基础性手段来调节经济，而仍采用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手段，完全由各级政府来主导；所以其最终效果和效率不能不令人担心。再有，尽管十项措施中也将经济适用房和安居房建设纳入其中，却将医疗、基础教育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工程排斥在外了，更多地考虑了公路、航空、铁路、电力等基础建设和政府垄断项目投资。如此的结果，很可能只是保了经济增长（GDP），人民福祉却不会有大的提升。
另外，对于目前理论界渐渐泛起的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怀疑、批评甚至否定的声音，我也是非常不以为然的。在我看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丝毫也没有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失灵”，而只是暴露出了美国政府在财政经济政策方面的严重失误。因此错的不是市场那只“无形的手”，而是政府那只“有形的手”。美国自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长时间（近八年）推行了一套肆意扩张的财政经济政策，政府滥举债、民间滥借债，从而最终导致了如房地美、房利美等金融机构的信用危机。此次金融危机，说到底根源在政府滥用经济权力。可是我们的一些学界和民间人士居然从金融危机推导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破产”的可笑结论，乃至于一厢情愿地以为用*《资本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挽救金融危机，岂不是天方夜谭？
现在想来，自己之所以能够不人云亦云，比较理性和冷静地独立分析和思考一些经济现象和问题，并有所心得；其实根本的原因是我相信常识，相信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基本经济学常识，依常识思考和判断问题，当然也就不会犯常识性错误了。
（2008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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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人的胜利
许多年前，我曾经看过一部好莱坞灾难大片《天地大碰撞》，在片中出现的“美国总统”是一位黑人先生。从那时起，我便相信而且期待，美国，我们这个星球最富有也最充满活力的国家终将诞生一位黑人总统。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公元2008年11月5日北京时间12时，美国人民选出了自己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不仅是第一位黑人总统，而且是一位年轻的（年仅47岁），机智、潇洒，极具男性魅力的总统。奥巴马给美国带来了新变化，给世界带了新变化，当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