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愤青到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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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愤青到思想家-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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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汽车,海子也混迹于我们这伙人里面。由于他有教师的身份,再加上他“校园诗人”的桂冠,所以很自然,他成了我们一行人马的领队。确实,他不仅指挥、张罗着,而且主动替大家买票。中午在潭柘寺解决午餐问题,又是他掏腰包买的面包、汽水。这一天我与他聊了许多,当然最多的还是诗歌。其时他告诉我正在读德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感觉非常好。我还发现,他是个羞却的人,与女孩子正面讲话都似乎要脸红。这也难怪,那个时候我们都还不到二十岁,上世纪80年代毕竟还不像今天这么开放。我知道,海子那时虽没有交女朋友,但周围却是很有一批女性崇拜者的。那天与我们一起游玩的四个女同学都争着要和海子照相,让他的娃娃脸不知红了多少次。记得我们俩照相的时候,就有个女孩子悄悄隐蔽在我们后面,结果二人照变成了三人照。

诗歌与青春不再来(2)
1984年到1985年期间,海子创作非常勤奋,写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其中有不少是惊世骇俗的佳作,如《亚洲铜》等,这些作品后来都被收入《海子的诗》。不过那时他发表作品却是相当困难的,尽管投了大量稿件,却只有极少的刊物赏识他的诗。海子的情诗也写得非常棒,他曾让我看过发表在某青年刊物上的一首短诗《女孩子》,写得缠绵悱恻,伤感动人。大概在1985年的春天,校园的诗歌圈子里传出海子交了女朋友的新闻,女主角是一个娇小美丽的南方女孩。但时间似乎很短,那女孩便离开了海子。
  1985年7月,我毕业离开政法大学被分配到位于西山的一所管理干部学院任教。由于路途遥远,很少回母校,所以便与海子断了联系。只是偶尔在杂志上看到海子的作品。这时海子不再编校刊了,转至政治系教书。政法大学在昌平建设新校区,还给青年教师建了新宿舍,不管结婚与否都能在昌平分套两居室。海子当然也不例外。恰好我毕业以后,有个中学同学也到了政法大学的政治系工作,所以从他那里也还不时能听到海子的一些消息。
  1987年4月,自己结了婚。由于没有居所,便栖身到我同学在政法大学昌平的房子。当时,我还不知道海子与我住在同一幢楼里,直到1988年5月的一天下午,在昌平的校园里我偶然碰上了他。此时他已蓄起了胡子,头发也留得很长,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让我着实吃了一惊。知道我们已经作了邻居,他便邀请我到他家里去玩。这天晚上,我吃过饭后,就到他那两居室的家里串门。屋子很乱,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和一架上下钢丝床,地上、写字台上还摆了不少空的二锅头酒瓶。可见他仍是孑然一身。让我坐下,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结婚了?我说是。然后又问我是否来点酒,我摇头。于是,我们就抽着烟,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我们互相打听了共同认识的一些人的情况。他特别关心我过去的一位女同学的境况,想知道她的通讯地址,可惜我没有带在身边。自然我们又谈起了诗歌。他说正在构思一部名为《太阳王》的大型诗剧——可能就是他去世后发表在《十月》上的诗剧《弥赛亚》(现收入《海子诗全编》)。聊到夜里12点的时候,我向他告辞回家。分手时,他说以后常来坐。不久,由于我又在城里搞到了一处蜗居,便搬离了昌平。后来又加之俗务缠身,我没有能再到海子处作客。不曾想那一晚竟成了我与海子的最后一面。
  令自己也是令所有喜欢海子诗歌的人们心碎的事件发生在1989年3月26日。我是在3月27日上午听到消息的。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稿子——此时我已经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校刊编辑部做编辑了,我政法大学工作的同学打来电话,他讲海子于昨晚在河北山海关卧轨自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惊愕了,伏在办公桌上竟泣不成声。同事们不知怎么回事,纷纷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很厌烦,扔开稿子逃回到宿舍的床上。我后来了解的情况是:海子于3月25日晚住在了学院路政法大学(政法大学在学院路、昌平两地办学),同其他单身青年教师一样他也只是在周末才回昌平的家。这晚他就睡在政治系政经教研室我同学的上铺。夜里大概12时到1时的时候,海子起床叫嚷,将其他人都惊醒了。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做了一个噩梦,没有关系,叫别人继续睡觉。所以其他人也没有理会。第二天别人起床后发现海子不见了,但大家却万万没有想到海子竟一去不回头了。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文学创作的终极原动力,是“利必多”在起作用。处于青春期的青年人,总是“利必多”分泌得最旺盛,所以青年人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总是最旺盛的。因此,诗歌便也天然地与青春联系在一起。这也正是几乎所有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创作于他们的年青时代的原因吧!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人讲过这样的玩笑:在大学校园里随便扔一块砖头,就有可能砸到诗人的头上。80年代的海子正是青春的海子,所以造就了诗人的海子;80年代的我们也正是青春的我们,所以造就了诗歌的我们。到今天海子已经去世14个年头了。这14年间,我们早已在不觉中远离了青春,当然也远离了诗歌;而海子没有,诗歌已经让他青春永驻了。这实在是他比我们幸运的地方。
  (200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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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教
由于又到了每年“中考”、“高考”的日子,于是每天上班,孩子的学习问题便又成了同事们的中心话题,其热烈程度甚至超过了“连、宋访问大陆”所引发的热潮。自己虽在单位总被称为“小某某”,可由于“早婚早育”的原因,所以早早地成为一个“高中生”的父亲。于是,便也有一些常被称为“老某某”的同事,向我咨询起了孩子“中考”的事。
  事实上,自己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成功经验”提供给别人。如果说有什么心得的话,就是我基本不管孩子的学习,完全放任自流,我自己称之为“无为而教”。回想这些年来,对于儿子的学习和教育问题,自己确实没有花过多少时间和精力,甚至于他的家长会我也只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参加过一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他的学习和成长。上小学的时候,几乎每个周末或者假期,我都会和他妈妈开车带他到郊外游玩,在大自然中度过他快乐的儿童时光。而他的许多同学却被父母们逼着上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兴趣班。因此,在整个小学阶段,儿子的学习理所当然地属于“后进”行列,少先队也是最后一批才参加的。上初中,“电脑派位”,他被幸运地“派”到了一所市属重点中学。本来事先也有不少朋友曾经建议我花钱托关系“择校”的,我没有听从那样的“好心建议”,因为我根本不相信凭金钱(当时初中择校通常要花费3万元以上)可以让一个孩子变得更聪明。当然儿子的同学中确有不少走了“花钱择校”的道路。进入初中后,儿子才华初现,不留神竟考进了重点班。初中三年,我同样没有在他的学习问题上动过什么脑筋、想过什么办法,一切全凭自觉。孩子一天天长大,不愿意再同我们一起玩了,喜欢与同学玩、自己玩,我也一概举双手赞成。我唯一反对他的事就是长时间玩电脑游戏,当然我也只是限制时间,而不加以禁止,因为这样有利于保护他的眼睛。他最喜欢玩电脑,曾经为我设计过一个个人主页,并把我平时写的一些东西放在上面,而且每个页面还配上了音乐;他也尝试过在电脑上写武侠小说。这些都得到了我的鼓励和支持。他也喜欢运动,游泳、旱冰、滑板、足球、篮球、围棋,几乎所有少年儿童喜欢的运动项目他都热衷过、操练过,虽然没有一样玩出了专业水准,但愉悦身心、锻炼身体的收获自然少不了。他的这些活动同样都得到了我的精神与物质奖励。
  及至初三面临“中考”的时候,我采取的仍然是“无为而教”的方针政策。只给动力,不给压力;只给奖励,不给处罚。可能多数孩子都处在家长和老师“重点保护”的情况下,经历他们第一次人生磨难的时候,我的儿子却是自由而快乐地成长。至于考多少分,考什么样的学校,找什么关系,花多少钱等等一切关乎孩子“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我看来都是小问题。我关心的大事是他快乐吗?他健康吗?他有没有理想和想法?令自己欣慰的是,儿子轻松地通过了“中考”这一比“高考”还不轻松的“鬼门关”,顺利地上了理想的高中,就连几个花钱择校的同学也被他超过了。无庸讳言,也有朋友的孩子考上了更好的高中,我并不羡慕;还有一些熟人的孩子通过花钱或者走关系上了贵族高中,我更不眼热。
  我不敢说自己一点“望子成龙”的传统思想都没有,毕竟孩子走过的道路自己也曾经走过,自己也曾经作为孩子被父母热情而强烈地期待过。可是,我知道他不是我,我也不是他。他今后的道路,只能由他自己来走,我是不能够代替也无法代替的。而且我相信,人生的幸福、快乐与健康最重要,可是这些却未必与高分、学历、地位、金钱画等号。记得几年前曾经有一本名为《哈佛女孩刘亦婷》的书在海内外华人社会风行一时,许多家长买来作为自己教育子女的“教材”。我夫人也凑热闹买了一本来读,准备把儿子向着“刘亦婷”的方向来培养。她的想法刚一露头,便被我断然否决。我无法想象将一个个鲜活的,充满着无限青春朝气的生命个体,被统一规划成一种成长模式的结果。也许那种模式光彩照人,在我看来却是十分的可怕和悲哀,而且我们的社会似乎也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刘亦婷”来为国争光啊。倒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领导者,还有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等职业和角色才是社会更需要的,它们不同样有着其存在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吗?
  让孩子自主选择人生道路,让孩子幸福快乐地成长,这便是我“无为而教”的思想初衷。
  (200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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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快感
首先,我们得承认,阅读确实有*,就如同美餐、性事、旅游有*一样。当然这样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的,而是那些喜欢阅读、热爱阅读的人们的福分。我无法想象,一个天生讨厌文字的人、一个视看书为畏途的人、一个把物质享受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怎么可能有机会享受到阅读的*呢?另外,我想阅读的*也不能与职业搅和在一起,比如职业阅读的人(编辑、校对人员、学生),在他们执行自己的阅读任务时,快乐指数肯定是不高的。
  与之相反,阅读的*常常是与“休闲阅读”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休闲阅读”,一定不是读学术书、读专业书、读课本、读复习资料,多数是以看闲书(也包括报刊)为内容的,而且多是看自己感兴趣的书,不会与自己的职业、与谋生有关;倒可能与闲情逸致、小资情调有关。当然,笔者无意否认那些为知识界、读书界广为看重的、学理深邃的宏文妙论,或者为政治家们所推崇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檄文的价值。读那样的文章,可能令自己击节叫好,也可能令自己热血沸腾,或者扼腕叹息,但是,那种感觉与阅读的*还不是一码事,而且也不具有普遍性。
  另外,许多时候,阅读的*在阅读行为实施以前就已经发生了。比如,我们很早就憧憬一本书,却始终没有得到。终于有一天,在某个小书店,或者在某个图书馆、某个朋友的书架上发现了它。当我们好不容易得到它以后,也许却并不急于阅读;也许会从容地找一个宁静的夜晚,泡好茶,把台灯的灯光调到最好,甚至把瓜子都准备好,再开始细细地品尝那早已经憧憬的阅读的滋味。这时候,“欣欣然”的感觉又怎么不会是妙若神仙呢!
  如果我们愿意把寻找阅读的目标比作寻找恋爱对象的话,那么阅读的过程便仿佛热恋的过程。热恋的感觉是甜蜜幸福的;而阅读的感觉则是激动人心的,总之都有美妙的*发生。就阅读的*而言,尽管可能早于阅读之前便可以发生,但高潮仍然是在阅读当中。张中行先生曾经有过“读书明理”的妙论;其实读书快乐不也正是所有读书者极看重的收获之一吗?尤其是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随着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而悲,而喜,而怨,而恼,这当是几乎所有阅读者的共同经验。个别痴迷者,甚至将自己置身于作品的情境中而不能自拔。比如,阅读《红楼梦》的时候,一些痴情的少男少女们便会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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