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1）
我和马瑞芳教授是在录制《百家讲坛》节目的时候认识的。
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吃过饭，魏学来对我说，马瑞芳老师也住在影视之家，你们要不要见个面？我当然乐于从命，马老师也欣然同意，就见面了。
这里要交代一下。《百家讲坛》这个栏目下面，分若干编导组。每个组有一个组长，若干编导，都归制片人万卫管。具体地说，就是万卫管组长，组长管编导，编导管我们。主讲人的“归属”，原则上是固定的。一开始归哪个组，以后也归哪个组，算是不成文的约定俗成。马瑞芳和我，都在一个组，当时的组长（现在叫“执行主编”）就是魏学来。所以魏学来才会问我，要不要见见马老师。
不过我觉得魏学来的意思，也不见得仅仅就是“牵线搭桥”，介绍两个主讲人认识认识而已。他其实是用心良苦。因为那时我刚到《百家讲坛》，两眼一抹黑，属于“生瓜蛋子”。马老师的《说聊斋》早已录制成功，算是“驾轻就熟”。魏学来让我见马瑞芳，实际上就是想要这位老大姐“传帮带”了。
这一来二去，就结下了深厚情谊。
故事就不多讲了。马老师比我讲得好，都在书里，大家可以看，我还是讲点印象。马瑞芳给我的印象有三条：直、爽、好玩。那天晚上见面，刚一落座，她就侃侃而谈，口无遮拦，也不考察一下对面这个人可靠不可靠，这叫“直”。后来交往多了，她给我提意见，我也给她提意见。她觉得对，马上就接受，痛痛快快，这叫“爽”。再后来，她写文章，说她帮助我是“照顾智障儿童”，把我肚子笑疼，这叫“好玩”。直、爽、好玩，这三条都是我最喜欢的。所以《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当中，我们两个关系最好。这种关系，说得好听，叫“惺惺相惜”；说得难听，叫“臭味相投”。其实“臭味相投”也并非贬义。因为这里的“臭”，原本读如“嗅”。“臭味”就是“气味”，“相投”不过“合得来”。换个文雅的说法，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直、爽、好玩，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马瑞芳。
这样性格的人多半会有“观众缘”。观众喜欢什么样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靠的是什么？依我看是三条：学问、见解、个性。《百家讲坛》毕竟是“讲坛”，一点学问都没有的讲不了。当然，学问大得像陈寅恪、钱钟书，也不必。究竟多少合适，就靠各人掌握了，反正不能完全没有。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要有见解。作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电视节目，或者说，作为“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平台”，《百家讲坛》不但要传播知识，还要传播思想、传播文化。观众也不但要听你“说什么”，还要看你“怎么说”。这个“怎么说”有时比“说什么”还重要。我讲《汉代风云人物》时，讲到“鸿门宴”，三言两语一笔带过。制片人万卫问我为什么不细讲。我说，“鸿门宴”谁不知道呀？万卫说，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才要听您讲。观众不是要听“鸿门宴”，而是要听您怎么看待这段历史，要听“易中天版的《鸿门宴解读》”。这事让我一下子就明白了《百家讲坛》是怎么回事。是的，《百家讲坛》“要讲故事”，但不能“只讲故事”。不明白这一点，就弄不懂这个栏目。它的主讲人也“要有学问”，但不能“只有学问”。不明白这一点，就当不了主讲人。
有学问，又有见解，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讲坛上，大体上就站得住脚了。但是，你要让观众喜欢，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极其喜欢”，光有这两条还不行，还得要有个性。实际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也都是有个性的，只不过有的鲜明有的不鲜明，有的张扬有的不张扬而已。有媒体问我，《百家讲坛》挑主讲人，有形象方面的要求没有？我说有啊，越丑越好。众人皆笑，以为我又在调侃。其实这话背后的意思，是要有个性。个性与长相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长得漂亮就没个性了？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一个主讲人，一个靠学问和见解吸引观众的主讲人，如果太漂亮，脸蛋也好，身材也好，普通话还特标准，站在台上光彩照人就像“青春偶像”，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就像《新闻联播》，那个性就不容易彰显了。话说清楚，不是“没有个性”，只是“不易彰显”而已。此外，女主讲人另当别论。比如讲《红旗渠》的李蕾就很漂亮，照样大受欢迎。
一 谁是最受欢迎的主讲人（2）
那么，越有个性就越好吗？也未必，还要看是什么个性。孤僻、傲慢、阴阳怪气，怕是没人喜欢。直、爽、好玩，却肯定招人爱。不少观众喜欢马瑞芳，我想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当然，还得加上学问和见解。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她的《说聊斋》就成功了。
其实并不单是马瑞芳，别的人也一样。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就会受到观众欢迎。当然，他（或她）还得会讲课。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会讲课是最起码的，既会讲课又有学问就算合格，既会讲课又有学问还有见解就能成功。如果他（或她）同时还有鲜明的、突出的、招人喜爱的个性，那就能大获成功，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百家讲坛》主讲人。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问：观众喜欢？有这必要吗？
二 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1）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
《百家讲坛》是干什么的？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的。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你传播的既然是知识、思想、文化，那么，你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而且越是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就越好。至于传播，那是电视台的事。电视台就是干这个的。何况是中央电视台，还能不懂传播？懂传播会传播的中央电视台，和那些有知识，有思想，有文化的主讲人一起来做这事，还不是“黄金搭档”？
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这么想的，因此所请多为大腕、大师、泰斗级的人物。结果怎么样呢？不幸得很，收视率极低，栏目也面临末位淘汰。有人说，你们不能这么势利，不能只看收视率，你们要有使命感！这话只能让人苦笑。是的，《百家讲坛》是要有使命感，也不能片面追求收视率。但是，起码也得保底才行吧？再说那收视率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它至少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传到了没有。如果没有传到，岂非无效劳动？这就好比医生治病，药是最好的，可惜病人吃不进去，或者输不到血液里，也就白搭。又好比运送货物，货再好，送不到，也等于零。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在“传播某某”这个词组中，“传播”二字，未必比它后面的那个“某某”次要！准确的说是这样：进行决策时，“传播什么”比“怎样传播”重要。这时要有使命感。具体操作时，“怎样传播”比“传播什么”重要。这时要有现实感。这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道理。
因此必须研究传播规律，打通传播渠道。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传播方式和传播平台。不同的方式和平台，对传播者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通过电视传播和通过图书传播，就两样。我曾经发现《百家讲坛》的某些主讲人，学问很好，文笔也好。写出来的讲稿，编导看了也满意。然而那节目，弄不好就创了收视率的“新低”。为什么呢？就因为有学问不等于会写作，会写作不等于会上课，会上课不等于会做电视。这里面差别大了。
那么，电视传播的规律是什么？
首先第一条，电视是给人看的，同时也听，其接收方式是视听综合。这是它与图书的不同。第二，电视观众是松散的、游移的、有一搭没一搭随时都可能转换频道的。这是它与电影的不同。第三，电视观众在观看节目时，没有任何责任、义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强迫他们收看。这是它与上课的不同。明白了这三条，我们就不难理解，“抓住观众”这四个字对于电视来说，是何等重要。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家讲坛》对主讲人为什么会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在这档节目中，只有他一个人出现在屏幕上。他如果抓不住观众，请问谁抓得住？如果抓不住，岂不就得下课？
这样一来，《百家讲坛》在选择主讲人时，就不能只考虑学问多少、名气大小、水平高低、权威与否。不是“不考虑”，是不能“只考虑”，甚至不能“首先考虑”。首先要考虑的，还是他有没有“观众缘”。有“观众缘”，其他方面达标合格，本人也愿意，他就有可能走上讲坛，甚至成为“坛主”。没有“观众缘”，学问再好，水平再高，名气再大，也可能与讲坛失之交臂，因为他原本“无缘”。
我说的这一点，被不少研究和批评《百家讲坛》的人忽略、轻视、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百家讲坛》既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那么，你就只能靠节目的内容，靠节目当中的思想、文化、学术含量及其自身的魅力来吸引人。如果还要强调主讲人的“观众缘”，岂非把自己混同于“娱乐节目”？你们这个节目，岂非将学术和历史“娱乐化”？岂非“娱人子弟”或“愚人子弟”甚至“误人子弟”？
依我看，说这些话的人八成不懂电视！实际上，不管你对《百家讲坛》如何定位，“学术”的，“泛学术”的，“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它都首先是一档电视节目。是电视节目，就得让观众喜欢。不但要喜欢你的内容，还得喜欢你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电视与图书不同。书是读的，电视是看的。读书的人看不见作者，也没有必要看。看《百家讲坛》的却看得见主讲人，而且非看不可。即便看不见，也听得见。总而言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以有声有色的感受。请问，这种感受能不重要吗？何况我们所说的“观众缘”，并非娱乐节目要求的青春靓丽光彩照人，不过“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而已，怎么就“娱乐化”了呢？难道只有娱乐明星是有个人魅力的，科学家、学问家、思想家就该刻板、古怪、讨人嫌？请问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二 为什么必须观众喜欢（2）
更有趣的是，我们还听到了刚好相反的批评。这类批评是主张要有性格，要有个人魅力的。但他们认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一个腔调”，因为都是按照统一模式打造出来的。也有人把某些节目的不太受欢迎，归咎于编导、策划和制片人的“修理”。由于修理过分，所以个性全无。不是有个说法，叫做“《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吗？于是我就要问：是这样吗？如果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不是，原因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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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家讲坛》是不是“魔鬼的床”（1）
先说“魔鬼的床”。
这个说法的“著作权”是属于马瑞芳的，其“论证”之文就收在本书。但读过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谁都看得出马老师是在调侃。她的态度，则是“抱怨并快乐着”。实际上这篇文章要讲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学者怎样上电视。或者说，一个学者，怎样才能从“做学问的”变成“做电视的”，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
这可是一个并不简单的过程。
马瑞芳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这一过程，并把它称之为“艰苦而有趣的”。说艰苦，是因为在她那里，有好几道过不去的坎，绕不过的弯。说有趣，则因为终于迈过去、绕过来了。不但如此，她还看见了一片新天地，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岂非“不亦乐乎”？
尽管事后说起来眉飞色舞，我相信马老师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满脑门子官司”；而她遇到的问题，也是所有走上讲坛之学者的共同问题。比方说，不能全面、系统、完整，行吗？不能按部就班、引经据典、追根溯源，行吗？不能像平时上课那样，讲人物按生平，讲历史按年代，行吗？甚至一个技术性问题，也能把人难死。比方说，按照学术惯例和职业道德，引用他人观点是要把出处注出来的。要求严格一点，还必须注明版次、页码。但在《百家讲坛》，至少后面这点做不到，引用过多也成问题。别以为这是小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他所做的这件事有没有学术性，也意味着他还是不是一个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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