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必须先完成一个观念和心理的转变，即由“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变成“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其实一个人如果真有学问，是不怕别人说“没有”的。你看那些真正的大富豪，怕别人说自己没钱吗？摆阔摆谱的，十有###是赚了些小钱的暴发户。他们以前穷怕了，现在发了起来，就要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同样，你如果真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非得“地球人都知道”吗？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话用在这里正合适。
从“生怕”到“不怕”，是关键的一步。其目的，是解除障碍丢掉包袱。一旦丢掉这个包袱，你在摄像机面前就自由了，也自在了，自如了。最近我看毛佩琦先生的《七解中庸》，那个举重若轻，那个从容不迫，那个长袖善舞，那个游刃有余，实在让人拍案叫绝。我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就因为毛先生这回讲的不是本行。讲本行，怕同行挑剔，难免“生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不讲本专业，反正是外行，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了。这就丢掉了包袱，解放了思想。思想一解放，心灵就自由了，于是灵感突现，文思泉涌，妙语连珠。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得不怕别人说自己“公鸡下蛋”才行。其实“公鸡下蛋”问题不少（比如不够专业，难免硬伤），同时也好处多多。好处之一，就是没有思想负担。实际上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短处往往也是长处。人们都说“隔行如隔山”，却不知道这种“隔”，恰恰又是不“隔”。和谁不“隔”？和观众、读者、大众不“隔”。外行最知道外行想要什么，也最知道外行不懂什么，需求在哪里，障碍又在哪里。这就比较容易设身处地，替观众着想；而替观众着想，恰恰是学术传播最需要的，也是《百家讲坛》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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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们应该怎样走上讲坛（2）
能够“不怕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就解除了负担；站在观众的立场替他们着想，就争取了主动。这时，你的学问就派得上用场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观众要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握一个“度”。什么“度”？既不能“一点没有”，又不能“全是学问”。全是学问，讲成学术报告了，观众就会调台；一点没有，人家不如去听评书，看《百家讲坛》干什么？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在你把握了这个“度”以后，还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没人看得出来。这就需要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这是电视讲坛“三部曲”中的第三步，也是做一个“电视学人”的最高境界。
问题当然也就来了：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有“就怕说有”，才能“不怕说无”？有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一个学者，最怕的就是别人说自己没学问。因此说是“不怕”，其实还是“生怕”。这时，就只能由“怕有”来战胜和克服“怕无”，算是“以毒攻毒”。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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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1）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得回到本文的开头：谁是《百家讲坛》最受欢迎的主讲人？或者说，一个主讲人受到观众欢迎，原因是什么？答案是早就有了的，那就是“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其中，“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好理解。因为《百家讲坛》的任务，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它的主讲人，当然必须“有学问，有见解，会讲课”。但有此三条，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个性”呢？
答案也很简单：观众喜欢。
这就奇怪了！《百家讲坛》的任务，不就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吗？观众从这个节目当中，获得了知识、思想、文化，不就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要求主讲人有个性呢？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满足于节目内容，还要喜欢主讲人、要求主讲人可爱呢？
看来，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栏目。实际上，仅仅把《百家讲坛》定位为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是不够的。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主讲人制”。什么是“主讲人制”？我认为略似于电影中的“明星制”，即都是靠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吸引观众，创造品牌，形成凝聚力。这个制度的形成，在《百家讲坛》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其直接起因，则是阎崇年先生的《清十二帝疑案》。我们知道，此前的《百家讲坛》，一个主讲人往往只讲一集，结果是栏目面临末位淘汰。但阎先生的系列节目一出，情况便大为改观。《百家讲坛》起死回生，阎老先生备受追捧，观众媒体纷纷关注。尝到了甜头的栏目组决定再接再厉，彻底改变制作方式。从此，不但一个主讲人可以讲多次、讲多集，有的还一讲就是一年，形成类似于电视连续剧的大型系列节目。《百家讲坛》脱胎换骨。
与此同时，一个始料未及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某些主讲人开始受到“明星般”的待遇。曾经不断有媒体问我：你们这些《百家讲坛》最红的主讲人，究竟是“学术明星”还是“电视明星”？我一直没有回答，也不肯回答，因为怎么回答都不对。叫“学术明星”是不对的。学术不需要明星。学术界顶尖级的人物也不叫“明星”，叫“大师”，叫“泰斗”。可惜我们多半不是，至少我不是。叫“电视明星”也不通。我们并非电视从业人员，也没有上岗证。我甚至连“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暂住证”都没有。因此，如果“明星”这头衔实在甩不掉，姑且叫“学术传播明星”吧，多少靠谱。
废除了一人一讲的做法，也有了“学术传播明星”，“主讲人制”就逐步形成了。这有关系吗？有。以前，一人一讲的时候，观众的选择标准是“讲什么”。有了“主讲人制”，他的选择标准就有可能变成了“谁来讲”。这个时候，主讲人的个性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你是没有个性的，或者不鲜明，不可爱，那么，观众就很可能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而不看你的节目。其结果，是一段时间收视率的连续下滑。这是第一点：观众的收视习惯变了。
第二，观众的收视需求也变了。一人一讲的时候，因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观众对主讲人是不会产生兴趣的。现在，一个人在讲坛上一讲好几天，观众就不免产生崇敬感，也不免产生好奇心，想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做学问的。再加上《百家讲坛》所讲，多为文学和历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于是观众又想知道，这些主讲人自己是怎么生活怎么做人的，是不是和书上讲的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实行了“主讲人制”，观众希望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的，已不仅仅是知识、思想、文化，还有人格，尤其是主讲人如何做人。难怪各路媒体要对我们“穷追猛打，深挖细找”了。观众有这个需求么！
媒体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毕竟不是“娱乐明星”，打探他们的逸闻趣事、婚恋家庭干什么？没品位嘛！观众想知道什么，看节目就行了。实际上，文如其人。看一个人怎么做讲座，有时也能看出他怎么做人。观众在某个领域的学问或许没有主讲人多，但不等于他们不会看人，不等于他们没有感觉，不等于他们没有鉴赏力和鉴别力。他们的眼睛其实是雪亮的。比方说，卖弄学问的人，他们就不会喜欢。言之无物的讲座，他们也不会喜欢。卖弄学问为什么讨人嫌？因为他不是为了传播，而是为了炫耀。言之无物为什么没观众？因为他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两者都是不把观众放在心上，放在眼里。这其实与学问多少无关，说到底还是做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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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观众想在《百家讲坛》那里看到什么（2）
卖弄学问讨人嫌，言之无物没观众，“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怎么样呢？会受到最大的欢迎和尊重，因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学问对于学者意味着什么？命根子。现在，为了更好地传播学术，为了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他连这个“命根子”都不要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胸襟和情怀？实际上，一个学者，一个以学问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学问忘到“就怕别人说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他才能真正与观众同一，与传媒同一，与学术传播的事业同一。与此同时，他的另一面，即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的一面，则会空前地、充分地、毫无羁绊地展示出来。要知道，学问这东西，也有两面性。它能使人丰富，也能使人异化。僵硬的学术体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浅。它制造的是“死学问”，消磨的是“活灵魂”。许多学者的个性，其实就是被它们弄没的。那才叫“破坏性修理”呐！因此只有彻底忘记，忘掉那个“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回归“本真”。这就叫“忘我，则与道同一”。
但如此一来，讲座的学术含量是不是就会没有了？不会。因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学问和他的生命是融为一体的。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知识和思想，怎么也丢不掉。丢掉的一定不属于他自己，那又弃之何惜？因此，当他以一种“就怕别人说自己有学问”的心态走上讲坛，率性而作时，他讲出来的将是真学问、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将是真学者，以及他的真性情。这才是观众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们最应该展现的。
说到这里，与马瑞芳教授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了。其实关系也是有的。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的观众，对《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本身，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媒体往往满足不了，或者失真。马老师这本书，却能解决这个问题。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学者”，与《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又有长期的合作，可谓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写这个题目，没有比她更合适的。她笔下的人物，也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展现着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读完让人捧腹大笑又回味无穷。不过这些捧场的话，我也不宜多说。好看不好看，读者说了算。就此打住！
2007年6月16日于厦门
“开坛元勋”和“一千零一人”（1）
我坐在飞驰的汽车上给女儿打电话，告诉她，不回家吃饭了。嘻嘻哈哈地说：“百家讲坛的‘黑社会老大’来了。”
女儿是“易粉”，一听这话，条件反射似地问：“易中天来了？”听到否定又猜“于丹来啦？”仍不是。她犹犹豫豫地说：“难道……是阎崇年？”
我笑了，说：“没想到吧？”
其实我很想对女儿说句她平时调侃我的话：“恭喜你答对了。”但故意忍住没说，因为身边有位我认为不苟言笑的长者。
坐我身边的阎崇年听到这段母女对话，却开朗地笑了。
清史专家阎崇年当然不可能是“黑社会老大”，但他在近三年百家讲坛专家中的“老大”身份却不可动摇。
百家讲坛拍宣传照片，有一张拍的是所谓“四巨头”合影：身穿黑色对襟褂的阎崇年坐在太师椅上，一副“老太爷”神情，身后雁翅儿排开：易中天、于丹、王立群。我开玩笑说：这照片不伦不类。易中天进拍摄场地前穿件白色对襟褂，往阎崇年身边一站，百家讲坛小幺们调侃：“易中天活像阎崇年的厨子！”拍照片前易中天罩上中山装，拿上把扇子，再把皮鞋优雅地伸出来，面部做哲学家深沉思索状，“厨子”突然摇身一变成方鸿渐式“老海归”洋亲戚；王立群像个账目永远扯落不清的账房先生；于丹呢？一身红艳旗袍，一脸娇美笑容，像出嫁三日的小姐回门。洋亲戚、账房、小姐跟老太爷合影？这叫什么一套哇？
阎崇年此行有点儿像被我“绑票”。2006年年初，山东省图书馆“大众讲堂”开堂不久，求我请人讲课。那时，百家讲坛里，易中天正在崛起，于丹“藏在深闺人未识”，阎崇年是最红的明星。我对省图书馆的人说：“我帮你们请阎崇年？”他们认为不可能请到。我说：我才不信我请不到咧！我打电话给阎老师，此前我未见过他，但曾介绍山东一家大报的记者采访过他，从那一版文章，我知道阎崇年是山东蓬莱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一打通电话，我就祭出“家乡”之旗“胁请”，阎先生极随和，欣然答应，但他如实说，马上要到欧洲去。大概怕我对他有“吹吹乎乎”的印象，没等我问，阎先生赶紧声明：他不是去讲学，是单位安排的旅游活动。回来又得持续录制“明亡清兴六十年”。他很愿意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