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和十年（1935年）时，台湾总督府为庆祝日本在台统治40周年，举办了盛大的“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又称台博会），邀请了各国政要贵宾莅临参观，中国福建省省长陈仪也在受邀之列。
同一年的《时代》杂志（注：1935年3月18日），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选择以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世间在看中日外交关系究竟是战？是和？怎么战？怎么和？
祖国的官员此刻到台湾观摩日本统治故土的近代化成果，这样的行程或许有着当日的时代背景。
只是这是日本的庆祝活动，难免让人感到离开故国40年的这块土地，或许已是完全不需异议地这样被视为理所当然。
台湾日治时代所谓“近代化”的背后，多少民间的传统信仰习俗，被粗暴地丢弃。
终战接收台湾后，为了政党的迅速确立巩固，又是如此急切仓促地，不容片刻的缓冲与等待。
石碑上的“顺”字，每一个新来的统治阶层，都是这样要求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吧。
只是那底下隐然的刻痕，怎能让人不联想到，其实那就像岛上那一整代人生命中，难以轻易抹去的历史烙印。
当弱势的群体文化碰上了强势的主体文化，刻意遗忘与掩饰是否是不变的宿命？
日治时的“皇民化”是如此。
光复后的“正统化”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的“去中国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愣，原来，我们轻松谈起的话题，在台湾竟然也有如此沉重的内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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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与“沦陷”（1）
——关于一九四九
北宸给萨苏的来信
前天逛书店，看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放在架上，26美元，比台湾价格的两倍还要多，本想三个月后回台北再买，终究没忍住，买回后的几个小时，我爸打长途电话给我，说再过10个小时会过境旧金山转机，老爸请另一个长辈将几本书转交给我，萨一定想到了，其中包括这本新书。
看了北宸的来信，随手向网上点击去找，想看看是哪本书让北宸如此重视。
找到了，原来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张正隆刚刚写了一本《北平——一九四九》。
一九四九，两岸中国人都记忆深刻的时间。
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从此，10月1日成了中国人民的国庆节。
那一年，对整个大陆，我们叫做“解放”。海峡对岸，则称作“沦陷”。
今天，一个大陆人和一个台湾人谈起一九四九来，会是怎样的呢？
不等我回信，就收到了北宸的“读后感”。
北宸给萨苏的来信
有一个故事，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评论了，两个台湾山地卑南族青年，先是当了日兵，日本战败成了国军，到内地打仗，打输了，头上的帽徽一换，又成了解放军（其中一个之后还去抗美援朝），被俘虏后，遣送回台，另一位当了解放军的卑南族青年，两岸开放后，才回到台湾。
妙的是龙应台竟把这两人都找到了，这两位老人谈谈笑笑说过往的事儿，一个抱怨说，我当时成了解放军，你在国军那边，是不是还对我扔手榴弹啊？另一个说，当然扔啦，打仗嘛，不过后来不也成了你那边的了。然后笑嘻嘻地说，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还真不错，两人就一搭一唱地和了起来，唱到一半，其中一个突然停下来说，不对吧，这是国军的歌吧……另一个说，你搞错啦，是解放军的歌，那个又回说，解放军不就是国军？
这段其实是有录像的（龙应台写书的习惯），我一开始读这本书时，还觉得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添油加醋啊？后来看了视频，两位老人实在太可爱！
我的心里觉得我们这些后辈，对过往，是不是都太要求个是非黑白了？真正参与其中的人，有太多太多或许就是当下的一个念想，或者就是糊里糊涂地被历史洪流拖着走了，哪里有那么多的主义之争，左右之分，精英与平民的PK？
昨天我读了一个金门人写的文字，讲今天是焰火取代烽火的时代，那人说得很好，事实上真正住在金门的人，恐怕心里更是有不同的想法了。萨，你读一读下面这段报纸报道：
“我最大的外孙已十六岁了，女儿常来常往，有时一个月来回三四趟。”年近七旬的洪建才在福建晋江金井镇围头村的家里，与中新社记者品着铁观音，聊着家常。
位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突出部围头半岛最南端的围头村，是大陆距金门最近的地方。五十一年前的“八·二三”炮战，让这个风光无限的美丽滨海村庄，永远定格在了两岸关系的历史上。
在那场炮战中，年仅十六岁的“小民兵”洪建才以他的英勇机智赢得“战地小老虎”的称号。而当时光行进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身为“民兵营长”的洪建才，其二女儿洪双飞与金门小伙陈应超喜结连理，成为村里第一个嫁到金门的“大陆新娘”。
“到目前为止，全村有一百二十六位姑娘嫁到金门，村里也娶来了两位金门新娘，”洪建才说，“现在两边来往非常方便，我一有空闲就到金门去看外孙。因为和大女儿合作在老家开了一家化妆品店，二女儿经常回来”，“二女婿在金门开旅游大巴，专门接送大陆游客”。
“解放”与“沦陷”（2）
五十年时光，洪建才的一家和围头村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冷热。
二十年来，围头村与金门，将近130家共结连理，你说“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是比短暂璀璨的焰火，更是细水长流？
这里还有一封信，我读完也是很有感触：
1948年12月17日解放军对被包围的国军发布“劝降书”：
杜聿明将军、丘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师长团长们：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比你们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十几天来在我们的重重包围和重重打击下，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么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立即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读完上面这封信，心里觉得就像是小男孩玩骑马打仗一样，想到书里也提过一些避战的学生向南撤，许多人笑他们，又不是对抗日本，就是新兴的政治势力取代贪污*的中央政府，都是中国人，瞎跑什么啊？
这一跑，是不是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命与运？
北宸
可怜的北宸，她不知道那段文字原来是出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当年大陆人都要背诵这个的……
转念一想，那个时代，站在火线两边的人，看到的情景，肯定是不一样的。
一九四九，到今天已经六十一年了。
我和北宸商量，看要不要各写一篇关于那个时代的文章，看看海峡两岸，对同样的一个一九四九，有怎样的不同观感？
北宸马上就回信了，却不是新文字。她给我的是一篇2008年写就的——
在“黑水沟”中消逝的太平轮
北宸
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了“国府”招商局曾经先后从美国购买了18艘中字号（郡级）坦克登陆舰。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另一艘由民间商人购买的美军设计的运输船，这艘最后载有上千个旅客，却消逝于台湾海峡黑水海沟中的船：中联轮船公司的太平轮。
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蔡天铎，知道的人肯定不多。但是他的儿子，台湾作家蔡康永，和小S主持“康熙来了”的节目主持人，知道的人肯定就不少了。
蔡康永的作品我非常喜欢，连带着对其父经营的中联轮船公司出资购买的太平轮，在1949年造成台湾最大的海难事件，产生了找寻资料的动力。
在这里把以前找到的一些资料重新整理如下：
太平轮，原本是美军设计大量制造，仅供短程使用的运输船。排水量达2489总吨。
在二次大战时，这种运输船的主要任务是补给中国后方战备生活所需。但日本为了切断补给，往往会集中火力击沉这种运输补给船。
所以美军刻意将此种船的船身设计成轻巧单薄，以便加速航行。
蔡天铎先生主持的中联轮船公司早年曾显赫一时，旗下最豪华的“华联轮”是一艘经常提供给蒋介石搭乘的座舰。
在二战结束后，中联轮船公司出资买下了太平轮，并从1948年开始往返于上海基隆之间，至1949年1月沉没为止，共完成了两岸间35趟航程。
“解放”与“沦陷”（3）
当时国共内战局势丕变，许多人一心想逃离大陆，躲避共产党。因此到台湾的机票和船票班班客满，一票难求。上海外滩更是涌入许多想要逃到台湾携家带眷的人们。
1949年1月27日（农历除夕前一天）夜晚，太平轮上载了一千多名旅客，还有中央银行的账册，《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和军需物资等，可以说超载的情况相当严重。
当时政府为了避免船舶在晚上被共产党袭击，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海上*令，船只不能挂灯。而由于是小年夜的原故，有一说，船员那晚比较漫不经心。
双重原因导致了没点上信号灯的太平轮，撞上了海的另一头载满了煤炭与木材的建元货轮。
建元货轮吨位较小，当时立刻沉没，而大量进水的太平轮，单层底舱破洞过大，不幸只撑了15分钟亦沉没。
船上一千多人落水，数小时后一艘澳大利亚军舰前来救起38人，包括船长在内的其他乘客全部溺冻而死。
太平轮出事后，当时的保险公司立刻宣布倒闭潜逃，所有赔偿都得由中联轮船公司自己负责，中联最后负担不起，旗下所有的船只分别在大陆及台湾被查封，中联轮船公司也因此结束运作。
太平轮的悲剧传奇一直流传至今，一些小说作品也会以此为故事背景。
白先勇《谪仙记》就把故事中的女主角描写成双亲在太平轮事件罹难。后来《谪仙记》改编拍摄为电影《最后的贵族》，女主角由林青霞饰演。
而实际上，当时罹难的旅客中赫赫有名的也不在少数。
著名音乐家吴伯超（2005年4月，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等23个单位曾联合主办纪念吴伯超先生百岁诞辰学术活动）、山西籍国大代表丘仰浚、海南岛受降代表王毅将军、著名刑事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
李昌钰回忆这起1949年的惨剧时说，当时他年纪很小，正开心地等待团圆，却在除夕夜前接到父亲遇难身亡的消息。这顿年夜饭再也无法入口。
一些人将太平轮事件和铁达尼号（大陆称“泰坦尼克”号）相提并论，称太平轮为中国的铁达尼号。但当我寻找资料，读到大部分西方媒体，对于这或可等同比拟的悲剧仅有浮光掠影的一句：
Chinese liner “Taiping” collides with a collier off south China。
我心里把这个“等号”抹去了。不，太平轮不是中国的铁达尼号。
太平轮上不是夜夜笙歌的欢喜人们；而是离乡背井，试图去一个未知的小岛开创未来，却终究搏不过命运，而消失在“黑水沟”中的一千多条中国魂。
惊讶，原来，今天的神探李昌钰，在太平轮沉没的那一天，竟然是那样无助的一个孩子。
有朋友考证，太平轮事件发生于1949年1月27日，正值农历大年除夕的前一天。当时，许多家眷在台湾的人都想赶着回家过春节，这艘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客轮自然也就票价高昂而且人满为患——那场景，只要见过大陆春运的人都能够明白。
这时候淮海惨败、北平起义、蒋介石刚刚下野，解放军大举向长江北岸集结、国民党匆忙向长江以南收缩，上海立刻就成为了国军防御的重心。上海港口司令部（司令杨政民）为保证人员和物资调动的畅通，规定天黑以后是军运专用时段，任何民船在此期间一律不许进港出港。而太平轮的老板“中联公司”为了能在春节期间多拉几趟多赚钱，不仅在夜间违规出航，而且超载；为了躲避检查不开航行灯，专走狭窄水道不走正常航线……结果一家伙就撞上了同样也是违规、关灯、窄道航行的建元轮——那“建元号”属于建新公司，老板荣鸿元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老财，蒋经国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