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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看他还没有要回答她的意思，韦伯斯特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挨着他坐到了沙发靠垫上。她碰了碰他睡袍的袖子：“卡莱尔先生？”
“我明白，”他说，“我想告诉你，你能到我们家来，对我和孩子们真的太重要了。”他头疼得要眯起眼睛来。“这个头疼，”他说，“这个头疼要疼死我了。”
韦伯斯特夫人把手伸过来，手背贴在他的前额上。“你还有点儿烧，”她告诉他，“我再去拿点儿阿司匹林。那会帮你把烧退下来。我还是这儿的医生，”她说，“这个病还归我管。”
“我老婆觉得，我应该记下来这是什么感觉。”卡莱尔说，“她觉得写写发烧是什么样子，可能是个好主意。那样，我以后就能回过头来看看，搞清楚里面的含义。”他笑起来。眼里流出了泪。他用手腕抹掉了眼泪。
“我想我还是去拿阿司匹林和果汁吧，然后出去看看孩子们。” 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看，他们快要对那些粘土失去兴趣了。”
发 烧（12）
卡莱尔害怕她要到另一个房间里，把他自己留在这儿。他想和她说话，清了清嗓子：“韦伯斯特夫人，有些事我想和你说说。很长时间里，我爱人和我相互爱着对方，超过世界上任何人或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想，不，是我们知道，我们将会一起变老，我们知道我们将会做这世界上所有我们想做的事，所有的事我们都将一起做。”他摇晃着脑袋，现在对于他来说，这才似乎是最最悲伤的事情：从今以后，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将是各干各的了。
“咳，没事的。” 韦伯斯特夫人说着轻拍他的头。他向前靠了靠，又继续说起来。过了一会儿，孩子们走到客厅来。韦伯斯特夫人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前，让他们不要乱动，注意听。卡莱尔看着他们，继续说。就让他们听吧，他说。这和他们也有关系。孩子们似乎明白他们得保持安静，甚至还要假装感兴趣，他们坐在了韦伯斯特夫人的腿边上。然后他们肚皮贴着地毯趴下来，呵呵的笑。韦伯斯特夫人严厉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不笑了。
卡莱尔继续说。刚开始，他的头还疼，自己穿着睡衣在沙发上的样子，也让他觉得很别扭，更何况他还是挨着一个老太太坐着，这个老太太正耐心地等着自己接着讲下去。不过，他的头慢慢不疼了，不久，他也不觉得别扭了，他甚至忘了自己应该有什么感觉了。他的故事本来是从中间讲起的，从孩子出生以后。后来，他向前回溯了一点，重新从头开始，从艾琳十八岁，他自己十九岁的时候开始，那时，男孩女孩，爱情如火。
他停下来，擦着前额，润滑着双唇。
“继续讲吧！”韦伯斯特夫人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继续讲，卡莱尔先生。有时，说出来就好了。有时候，得说出来。再说，我爱听。讲出来，你就会感觉好些了。类似的事也曾发生在我身上过，就是像那个你正形容的事，爱情，就是它。”
孩子们在地毯上睡着了。基思的大拇指塞在嘴里。韦伯斯特先生走到门口，敲了敲门，走进屋来接韦伯斯特夫人的时候，卡莱尔还没说完。
“坐下，吉姆，” 韦伯斯特夫人说，“不着急。继续说你的，卡莱尔先生。”
卡莱尔冲老头点点头。老人也冲他点了点头，在餐厅里给自己找了一把椅子，搬进客厅。他把椅子放在沙发边上，轻叹了口气地坐下来。他摘下帽子，疲惫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当卡莱尔继续说起来的时候，老人把双脚都放在了地上。孩子们醒过来，坐在地毯上，来回摇着头。不过，那时卡莱尔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都说完了，他停了下来。
“很好，这样对你很好。” 韦伯斯特夫人看见他讲完了后，这样说，“你是好人。她也一样──卡莱尔夫人，也一样。别忘了，等这件事过去以后，你会没事的。”她站起来，解下了身上的围裙。韦伯斯特先生也站起来，戴上了帽子。
在门口，卡莱尔和两个韦伯斯特都握了手。
“再会了！”吉姆？韦伯斯特说完，压了压自己的帽沿。
“祝你们好运。”卡莱尔说。
韦伯斯特夫人说，明天早晨再见，就像往常一样，一大清早就来。
就像是决定下来什么重要的事情，卡莱尔说：“对！”
老夫妇小心地沿着甬道走到他们的小卡车旁。吉姆？韦伯斯特弯腰钻到仪表盘底下。韦伯斯特夫人看着卡莱尔，挥了挥手。就在那时，站在窗边，他感到某种东西结束了。那和艾琳有关，那和这之前的生活有关。他曾冲她挥过手吗？他肯定挥过，当然了，他知道他以前挥过，但就在现在，他想不起来了。他知道，结束了，他感到自己能够放她走了。他确信，他们曾经在一起的生活，就像他自己刚刚说过的那样发生过。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而那段生活的离去──虽然这似乎根本不可能发生，而且他自己也曾竭力反抗过──也将会变成现在的他的一部分，就和任何他留在身后的东西一样，成为现在的他的一部分。虽然，他曾不敢相信也曾竭力反抗过那段生活的离去，它们还是离去了。那段生活的失去，就和任何他抛在身后的东西一样，都将成为了他现在的一部分。
伴着小卡车的蹒跚向前，他又一次抬起手臂。老夫妇开走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冲着他匆匆侧了侧身子。那之后，他放下手臂，转向他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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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领失望的纪录──卡佛自话（1）
“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
“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没钱。我们工作累得吐了血，我和我爱人都使尽了全力，但生活也没有任何进展。那时，我一直是干着一个接一个的狗屁工作。我爱人也一样。她当招待员或是挨家挨户地推销东西。很多年以后，她终于在高中里教书了，但那是很多年以后。我则在锯木厂，加油站，仓库里干过，也当过看门人，送货员──你随便说吧，我什么都干过。有一年夏天，在加州，我为了养家，白天给人家采郁金香，晚上饭店打烊之后，我给一家‘免下车餐厅’做清洁，还要清扫停车场。有比写小说和写首诗更重要的事情，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但我只能接受。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
“亨利？米勒四十多岁写《北回归线》的时候，曾经谈到，他要在一个借来的房间里写作，随时他都可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笔，因为他坐着的椅子可能要被别人拿走。直到最近为止，这种事态一直是我生活的常态。从我有记忆开始，从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开始，我就要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一年又一年，我爱人和我整日奔波，努力保住自己头顶上的屋顶。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
“我得说，对我生活和写作最大的一个影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是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在我们在同一个房檐下面的生活里，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总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受到他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
他们的存在让我明白，如果我想写东西，写任何东西，能够真的写完任何东西，并想得到那种完成一个作品后才有的享受的话，我只能写短篇小说和诗歌，写那些我能一坐下来就写，快速地写，并能写完的短东西。
对于我的那些所谓的文学尝试，我需要看到触手可及的成果。所以我有意识地，当然也是不得不，把自己局限于写那些我知道我能够坐下来一次写完的东西，最多两次。”
“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非常羡慕那些以经典模式展开的小说，有冲突，有解决，有高潮。但即使我很尊敬那些小说，有时甚至有点儿嫉妒，我还是写不出来。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而另一方面，我只希望能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
“我不觉得我写的人物有什么特别或是反传统的。这辈子我一直认识这样的人。事实是，我就是这样的人之一，迷惑的，酩酊大醉的。我就是从这些人中来的，很多年来，我和他们并肩工作。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写一个关于学院生活的小说，或是关于老师，关于学生的故事。让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事物，是那些我在身边的生活里目睹的事，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目睹的事。那些生活里，当有人敲他们的门，白天或是晚上，或是电话铃响了，他们真的会惊慌失措。他们不知道怎么弄到付房租的钱，也不知道冰箱坏了怎么办。有个评论家批评我写的《保鲜》，说，‘好，冰箱坏了──那怎么不叫维修人员来给修好呢？’这是一种无知的评语。要请人修最少要花六十美金。可能这个评论家没有注意这点，但有人是花不起钱请人来修冰箱的，就像有人不去看医生，因为自己没有医疗保险，他们牙齿坏掉了，因为没钱去看牙医。集中关注这些人，我不觉得自己和别的作家真的有什么不一样，一百年前，契诃夫就开始写这类被生活淹没了的人了。短篇小说作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
蓝领失望的纪录──卡佛自话（2）
“在《新规范》 上有人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骂我，说我描绘的美国不是个快乐的美国，说我写的人物不是真实的美国人，说真正的美国人更高兴些，并能在生命中得到更多的满足，说我只是集中展现事物的阴暗面。他们说我对于劳动人民一无所知，说可能我这辈子根本就没有干过任何蓝领工作。这样说，很搞笑。”
“工人阶级，或说是中低下产阶级。后来变成已经不再是‘中低下’级了，而成了美国生活里最绝望也最庞大的下层土壤。这些人无法完成他们经济、道德的义务和职责。就在他们中间，我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有我的小说都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写作是一个建立联系的过程。这一句话，那一个字的。我不会写一个关于我邻居阿特先生的故事，但我可能会写一个小说，里面的角色就像阿特一样，在门廊上徘徊着念叨，‘我要春季大扫除了。’”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的‘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过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对于那些不好意思写剃头、拖鞋、烟灰缸、玉米粥这类事物的人，我替他们感到羞耻。”
“要是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让自己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我还能再奢求什么？我们都要被提醒，自己是个人，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的小说中，人物之间往往没什么爱情或是别的某种联系。不过，《大教堂》是个例外。写那篇小说的时候，我知道它与我以前写的任何一篇都不同。这可能也反映了我自己生活的变化。写《大教堂》的时候，我在一种冲动中感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写作，就是这些。’写那篇故事对我自来说也是一个展开自我的过程。”
“写完《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之后，我有将近六到八个月的时间什么东西都没写。那之后，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大教堂》。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我陆陆续续写了十二篇短篇小说，最后写的是《发烧》。这些小说都收在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请你能安静些，好吗？》花了我十五年的时间，但《大教堂》前前后后只用了十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自己的生活状态变了很多，显然生活中的变化带动了我写作的改变。《大教堂》中的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相比，都更加丰满一些，文字变得更慷慨，可能也更积极了一些。”
“相比起人物正在想什么，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正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