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30日清晨，66岁的毛泽东上庐山，稍事休息后就要借《庐山志》读。工作人员借来了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毛泽东看了目录后又要求把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也借来。看完后对工作人员侃侃而谈：“庐山的山名由来，众说不一，有人说是周文王时由匡裕兄弟在山中结庐而居，周文王去访，只见空空草庐一座。又有人说是周威烈王去访，人去庐存。这两则传说相隔数百年，后人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就不能这样办，对历史的态度要严肃，不能含糊嘛。”
说到这里，毛泽东转身对周小舟等人说：“你们是秀才，请你们查一查，研究一下。”又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面。”
毛泽东还饶有兴致地又讲了一个典故。说的是历史上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轿伊始问志书”的传说，至今广为流传。
有时，毛泽东了解的某地方人文情况甚至比那些长期在该地方工作的干部还多。他曾问长期在江西工作的一位同志，说江西铅山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果然在书上找到了，他讲的和县志中记载的一字不差。
与阅读各地方志相得益彰的是，毛泽东还爱看各种各样的地图，这也是他关心地方风物，了解各地情况的一个重要方式。
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地图的作用，尽管那时环境极其艰难困苦，但他仍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地图以便为决策服务。在行军途中，毛泽东总是忘不了地图，他经常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其他东西可以少带，但地图册一定要带上。
建国后，毛泽东在外出考察前，总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准备好外出用的书籍和地图册，以免到外地考察时缺少要看的书籍和地图而麻烦地方的同志。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从书房找来地图册加以阅览，从地图册中先了解一下考察要经过的地区，了解当地的经济、人口、文化和矿藏资源等情况，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还要与身边的同志共同研究具体问题，研究考察地区，确定最佳路线和考察内容。毛泽东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盲目性，而且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28）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多次翻阅亚光与地学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1952年出版）。在这本只有50页的分省地图册中，毛泽东的批注、画图、画线、画三角的标记见于多处。
在该册地图的扉页上，毛泽东写下了：“赵瑾山安庆市书记，确山高师。傅大章安庆地委书记，洛阳高中。”这是毛泽东考察安庆时要会见的地方负责同志。在苏北、苏南、浙江省、安徽省、上海市、南京市的地图页上，毛泽东批注：“芜湖有2700机子无销路三个月，129。商业报歇，营业税所得均高于（1951年），28万人。姚克市书记，赵一鸣市长。工厂党委，文教党委，国营商业，交通运输，私人商业、手工业、失业问题。”这是毛泽东考察苏州市和长江下游前凭借地图等进行的事先调查了解工作。
在河北省、山西省、北京市、天津市的地图页中，毛泽东用红笔、蓝笔、黑笔画圆圈、角、直线、连接线多达100多处。唐山市、太原市、保定市、天津市、石家庄市等都在圈画之中。太行山脉，毛泽东从河北的平山县画线连接到河南省的鹤壁市。晋城、长治、洛川、平型关，毛泽东不仅画了红圆圈，而且在红圆圈下画了蓝线。很显然，这是毛泽东在构思这些地区的建设事业的宏图时留下的印记。
毛泽东不仅重视现代地图，对历史地图，他同样有浓厚的兴趣。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等人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
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划，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
于是，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代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合乎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资治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
吴晗及参加“杨图”工作的几位学者对这项工作想得简单了点。吴晗总觉得，1年完成不了，只能加码到2年3年，3年再完成不了，充其量也只能加码到4年5年，否则就无法向毛泽东交账。为此，有一时期吴晗甚至怕见毛泽东，生怕见面时他要问起此事。
几经曲折和磨难，《中国历史地图集》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82年才正式出版，又经7年，到1988年3月，8册“图集”全部出齐。这项文化建设工程的设计、论证、编绘和制图，前后历35年之久。编出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分8册，20个图组，共有图300余幅。图集画出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政权的疆域和各级政区、重要地名、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它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用现代绘图方法绘制的具有精确计量意义的历史地图集，也是第一部完整而系统地显示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的历史疆域发展演变过程的史书。这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是和毛泽东的关怀与指导分不开的。
一生坚持读“活页历史”
如果把史书比做凝固了的历史的话，那么及时记载每日、每周或每月天下大事的报章杂志，则是“活页历史”，一个人，倘若只埋头于发黄的史书的“故纸堆”里，就难免会脱离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29）
所以，一生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的毛泽东，把阅读报章杂志看得比史书更重要，更紧迫。“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纸杂志的习惯。他曾经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主办的《*报》、《民报》的忠实读者，后来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这些报刊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新青年》，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曾自己主编过一份报纸，就是着名的《湘江评论》。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嗜读报刊是为了增进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在其后漫长而紧张的战争岁月，以更加迫切的心情如饥似渴地阅读报刊，则是直接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正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说的：“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
井冈山时期，因受敌人严密封锁，读报十分困难。在战争中要打胜仗，就要知己知彼，读报纸自然是了解敌情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毛泽东常常为看不到报纸而焦急和苦恼。1928年，有一次他专门派出一个营去打谭延辏У募蚁绮枇晗氐母呗ぃ崖蘖艘慌ㄖ缴仙剑蕉分谢刮艘恍└刹亢驼绞俊�
1929年，下井冈山到了赣南闽西，可以看到报纸了，情况大为改善。毛泽东为此而高兴的心情，可以从当时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反映出来。报告说：
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①
1935年9月21日，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哈达铺是个不大的集镇，但有一家邮政代办所。这里有很多种全国的和地方的报纸，对于消息闭塞的红军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
毛泽东到哈达铺后，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先到邮政代办所取走了所有能找到的报纸，然后到了宿营地同中央其他负责人翻阅报纸，查找消息。
据当时《晋阳日报》报道，陕北有红军5万余人。《大公报》也报道：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甚于陕南。还报道陕北红军完全占领者有5县城，为延安、延长、保安、安塞等，靖边一度为红军所占。毛泽东一边翻阅报纸，一边把有用的消息勾下来。
正在这时，聂荣臻的通讯员也送来一张报纸。这张《山西日报》刊载着阎锡山正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同时，叶剑英在驻地也搞到一张报纸，报道“国军”进攻陕北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的新闻。叶剑英马上把报纸拿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后忙赶往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通过分析报纸透露的消息，确切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并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毛泽东认为，陕北地域辽阔，群众生活艰苦，又是穷乡僻壤，还有几万红军，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的好地方。他们几个人经过初步讨论研究后，决定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
彭德怀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叶剑英，说：“你提供的报纸很重要，老毛和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去陕北投靠刘志丹。”
第三章 毛泽东智品古代史籍（30）
9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驻地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这一决策，为确立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几份报纸，决定了中央红军的去向。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处于相对稳定的环境，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刊物比较容易收集到，毛泽东订阅的报刊多起来了。
根据上世纪40年代初期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史敬棠回忆，毛泽东当时订阅的报纸有：《中央日报》、《扫荡报》、《大公报》、《益世报》、《新华日报》、《新蜀报》、《时事新报》、《商务日报》、《新民日报》、《秦风报》、《工商日报》、《西京日报》、《前线日报》、《新工商》、《大刚报》、《新中国日报》、《光华日报》、《国家社会报》等。刊物有：《世界知识》、《群众》、《经济建设季刊》、《人与地》、《中农月刊》、《财政评论》、《四川农情报告》、《农业推广通讯》、《中国农村》、《四川经济季刊》、《中国农民》、《新闻周报》、《文化杂志》、《经济论衡》、《西南实业通讯》、《国论》、《新经济》、《*周刊》、《文萃》、《中苏文化月刊》、《国讯》等。
1941年3月1日，毛泽东曾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订阅一批报纸书刊，在上述目录中以外的，还有《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
延安《解放日报》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的。这份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不仅亲自为它撰写社论，还直接计划安排组稿工作。他读到报上的好文章、好消息，立即通知各报转载，广为传播。
毛泽东读报纸，不仅善于了解和掌握国际国内形势的最新动向，还善于以他独到的慧眼发现人才。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从侯方域说起》的文章。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杂文只有千余字，却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不浅。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犀利的解剖，他在文章中写道：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只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