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品国学- 第5部分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8）
毛泽东看到这篇谈话后，认为这一提法不妥。他在给彭德怀的信中说：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①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出自《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他的学生仲弓解释“仁”的含义时所说的一句话，大意是“自己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从而避免人际间矛盾激化。作为一般的道德范畴，对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语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如果在政治上过分强调此语，则是放弃斗争的一种哲学。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历来被仁人志士们奉为立身行事的座右铭，但毛泽东却大笔一挥，将“勿”字改为“要”字，这一改之后，与孔夫子的意愿完全相反。可以说，千古奇人毛泽东又一次奇语惊人。但是，只要联系当时的国内形势，就会发现毛泽东这一字之改，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得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了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此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国内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但这并不等于国内阶级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为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也应当是在斗争中求得团结，而不是放弃斗争，放弃斗争也就意味着放弃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毛泽东认为，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提法，等于是忽视依然存在的阶级矛盾，抹杀了阶级差别，这对尚处于*革命时期的中国显然是不适当的。他指出，“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这里所说的“敌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国主义，这句话表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征，说明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则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说明中国革命具有*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在*革命尚未完成的阶段，不应当否认和忽视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他说：“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即是说，不能放弃阶级斗争的手段。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
　　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毛泽东接着还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等）。”所以，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下，“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坚持这一原则立场，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定不移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主义革命的胜利。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9）
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日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早已废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压迫，已经完全具备了毛泽东所说的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的历史条件。所以，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今天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它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
　　从崇信到批判……毛泽东评价孔夫子
　　一部《论语》，大量地记录了孔子的言谈主张。可以说，《论语》就是一部“孔子语录”。要真正读懂《论语》，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泽东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说的。
　　孔子名丘，一说生于公元前551年，一说生于公元前550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的先世是宋国贵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祸由宋逃到鲁国，便成为鲁国人。他父亲名纥，字叔梁，做过鲁国陬邑的地方长官。孔子出生不久，父亲死了，家庭也贫困了，不得不做各种杂活，一则赡养寡母，一则自己生活。他做过仓库保管员，也做过牲畜管理员，都很负责任。最后做到鲁国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处学习，不懂就问，所以见闻广博。一生得意时少，失意时多。晚年便专门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讲学传授学术。他是中国私人讲学的第一人，也是传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以至后来的扩大和发展，不能不归功于孔子。
　　孔子的思想，源于殷商以及西周、东周的社会思想潮流，更多的是接受了春秋时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等人的言行。春秋时代重视“礼”，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孔子却改以“仁”为核心，认为没有“仁”，便谈不上“礼”。孔子对于“仁”有各种定义，概括起来是“爱人”。孔子所爱的“人”，是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他所收留的学生，绝大多数出自下层，只有屈指可数的学生是来自上层。
　　孔子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此博得学生的无限爱戴。他死后，许多学生在他墓侧结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传子贡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学生，如子路、冉有、子贡，跟着他奔走四方，为救世而斗争。他晚期的学生，如子游、子夏、子张、曾参，便接受他讲学带徒的衣钵。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播，孔子晚期的学生也作了一定的贡献。
　　孔子自己说他“述而不作”，研究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便教导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个学生的资质、性情、能力、爱好的不同，所以同一个问题，孔子的答话因人而异，甚至有时相反。师生间的相处有时好比父子。学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说颜回（他最喜欢的学生），平日听讲，只听不提问，好像“笨伯”，回去后，却能发挥，并不愚笨。从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学生，一般用启发式方法。
　　毛泽东的一生，对孔夫子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是集评论、批判、继承和发挥于一体的。
　　1。早期崇信
　　从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泽东的大量早期文稿来看，他在长沙求学时代还是颇为崇信孔子的。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10）
毛泽东求学长沙时期，正是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复辟逆流进行了猛烈抨击。孔子“圣人”的权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也很崇拜。但在对孔子的态度上，他与陈独秀显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圣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论述体育之重要及怎样开展体育运动。该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却大量引用《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典故、成语。他仍称孔子为“圣人”，赞扬孔子讲卫生重体育。在该文中毛泽东说，“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接着他又将孔子与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举，称“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①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②
　　这里明言孔子为“既得大本”的圣人。
　　1917年11月，毛泽东主办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他主持的夜学开学仪式上，有一个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他在《夜学日志》中亲笔记道：在仪式上，师生员工“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③
　　孔子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受时代思潮和传统思想的双重影响，认为改造中国“宜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探讨宇宙大本大源的学问，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圣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学”的治国之道。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学”可使“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④
　　可见，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社会及其实现的途径无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
　　毛泽东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现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继承了中国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一生。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也颇受孔子的影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毛泽东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对拘于一家一派之言，主张“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循“博学于文”的学习之道，毛泽东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论语·雍也》中记载了孔子赞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回的话：“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青年毛泽东对颜回也推崇备至，在着述中多次提及。受颜回的影响，毛泽东“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曾设想，“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画粥”，办一所自修学校。在生活上，毛泽东主张节俭，反对奢侈，甚至不屑与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11）
从毛泽东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国学似乎占主导地位，因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然而从思想实质来讲，占主导地位的是*主义思想。青年毛泽东的装束是长衫布鞋，一身“国装”，而非时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动的却非国学，而是西学。孔门主张三纲五常，毛泽东主张个性解放，说：“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缚”的鲜明个性。孔子主张中庸，毛泽东主张抵抗、斗争，“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虽然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的*主义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很快转变为*主义者的原因。
　　2。中期“一分为二”
　　毛泽东对孔夫子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后。
　　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而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一名助理员。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西方思潮在校园竞相传播。毛泽东在李大钊指导下开始接触到*主义。他参加哲学会和新闻学会，尽量了解各种学说。从长沙到北京，毛泽东又一次开拓了视野，他自己说“思想起来越激进”。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以“打倒孔家店”为主题之一的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全力参与并领导学生运动，再也无暇去读经、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泽东在由他主编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四则揭露康有为等人“尊孔”丑行的短评，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标志着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权威已开始动摇。
　　毛泽东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来，湖南省虽然在政治上排满，但在思想上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