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一把手主抓；任务分解，责任到人；从县到镇到村层层摊派：有工资的扣工资，没工资的扣奖金，农民卖了粮食也得买烟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强盗政策”。
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上，体现在人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上。四平市的政府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却把群众既得的微薄收入，收归一个企业所有。这与强盗抢钱有什么分别呢？其实，增加地方财政收入靠攫取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一招也够老土的了。不过，强盗政策的制定者与普通强盗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善于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使抢劫行为合理合法化。
但有一点我实在想不通，既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何不把当地老百姓的钱直接扣了上缴，或者直接把大户的家产充公得了，何必要缴到烟厂，转一道手，多一道损耗呢？强盗抢劫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瓢一粟或一口一家之利，而强盗政策则豢养了一大帮官僚和“官企”，这是一个无底洞，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在这一点上，强盗政策倒比强盗抢劫更使百姓寒心。
大家都知道烟草广告要经过严格限制和审查，而在四平市大街小巷充斥着“吉烟”广告，这里难道成了法律的真空了？中央早已三令五申政企分开，而该市代市长则牵头搞销售，难道这个企业是四平市政府办的？政企不不分，中央的经在四平市被念到哪个庙里去了呢？四平市“超常规的措施”实质又是什么呢？这种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作为自己“政绩”的公仆执政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高招
瓜田（北京）
四平市想卖烟，代市长你就该事先造些舆论，编点儿“提神的法宝”、“灵感的温床”、“公关的利器”、“交友的桥梁”什么的，再制造一些“抽烟治好了慢性气管炎和哮喘病”的病例，不愁没人上钩。当然，钓鱼嘛，喂一点儿饵料还是必要的，舍不得孩子打不着狼。你还得在各个商店、街头巷尾、学生教室，免费提供一些烟卷，以备初学者练习之用。全市大人小孩都抽上了烟卷，呼吸道的传染病自然就急剧地增加了。你再办几个大药厂，也就配套“一条龙”了。现在，该做的准备工作都没做，就到处硬塞烟卷，就像交女朋友，刚见面，没等开口说话，就“急索登床”，这还不酿成命案吗？
设身处地地替代市长着想，你失策的原因恐怕还是选项不准。烟草业虽说利大，口碑却不好。这种有毒的东西，危害很大，多数人都很反感。电视台都不能做广告。酒就不一样了，电视台可以大做特做广告，你高兴作“标王”，也可以学学“秦池”，甩出几个亿，露露脸，响动也大，要不，你就搞方便面、八宝粥。这些玩意儿，可真正是老小咸宜。小学生不能喝酒抽烟，饭总得吃吧？尽管大家都有锅自己能做，可领导为你谋福利，让你省去做饭的功夫，你还有啥意见？
对选贤任能的部门能把这种能人提拔到市领导岗位上来，我们一是佩服，二是遗憾。遗憾什么呢？像这样活跃的思路，这样宏大的魄力，在一个小市里怎么能拖展得开？如果让他到国家外贸部，设法把欧美国家那些财主们的年薪给扣下来，逼着他们抽中国的烟，我们能创多少外汇！
我建议有关部门，把这类干部处理一下，否则容易造成误会，好像什么水准的人都能在吉林当个代市长什么的。现在各地下岗工人很多，农民进城打工机会也减少，如果大家都风起云涌地到吉林去找地方当代市长，接待起来也很麻烦。
空手道的破产
童大焕（福建三明）
牟其中有一个著名的“沸点理论”：99度加1度。就是那关键的1度使水沸腾、使企业升华。他还有一句名言，未必尽人皆知：“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经商不如贷款（间接融资）、贷款不如不还（上市，直接融资），不还不如不管（指项目概念整体转让变现）。”两句话相结合对照，那促成沸腾的关键“1度”到底是什么，早已昭然若揭。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这十几二十年里，中国催生了上千个亿万富翁，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巨商大贾更是数不胜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其中一些是靠个人智慧和苦干拼搏打下江山闯出天地；而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巧干能干敢干”和权力总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紧密瓜葛。他们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信息官倒”的第一批也是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市场成熟的国家成就一个亿万富翁一般平均要几十年艰苦的努力，我们却只用了十年。财富又不是天涯芳草，春风一吹就不管城市乡村不管荒坡野岭不管天涯海角，遍地妖烧。牟其中的六个“不如”，不仅是他本人的成功秘笈，更是他同时代一些暴发户的致胜法宝。在“1度”权力的催生之下，银行贷款或社会集资源源不断地流人这些胆大者的腰包，一些银行成了某些胆大妄为者的提款机，还得起还不起是另一回事，贷得到款、贷得越多就越是本事！这种投机取巧的暴富者，没一个称得上是企业家！整个社会都在为此透支财富、透支信用。
牟其中的被审讯，也许标志着一个“空手套白狼”时代开始终结。中国应该建立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符合国际惯例和准则的市场“游戏规则”，其核心是平等、公正、透明的自由竞争秩序和商业信用体系以及保证信用的法律制度规范。权力市场化、权钱交易必须得到有效遏制，相应的政府机构、政治体制也必须做出改革和调整。诚如在《财富》论坛上李光耀的建议：中国必须改善其法制和政制，公务员不得插手私营企业，以免出现利益冲突。
谁的天下？
胡双新（武汉）
近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了武汉市黄陂区检察院在岱黄公路府河收费站的重大“举措”，检察官们逃票冲卡，阻断交通，恶意抓人，肆意伤人，围攻殴打采访记者，又对人大办主任公开发难，他们说：“这是老子们的天下。”
从《当事者谈事件发生前后》来看，“老子们的天下”证据有三：
一是乘坐检察院“公务”车的法官说：“老子是法院、老子没有钱，不买票你又怎样？”像岱黄公路这样由省级人民政府发文批准的交通收费站，对本地，只能收平民百姓的费，对外地，只能收“儿子孙子”的费，怎么敢收“老子”的？“老子”是地方太岁，治你是现成的。
二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中午要收“老子们”的钱，下午就有三位检察长带着七辆车十几个人威风凛凛地去收费站“抓阻碍公务的犯罪嫌疑人”，甚至在事态发展相当严重，记者摄像器材被扣之后，新华社主任记者受命前往调查时，也被检察长一声令下，“把这个人给我抓起来带走。”试想，真正执行公务的收费人员成了“阻碍公务的犯罪嫌疑人”，受命调查的主任记者也被指责为“阻碍公务”，那么，什么是“公务”？谁在“阻碍”？
三是黄陂区人大办一位主任出面“阻碍公务”时，检察官们说：“人大代表是人民选的，我们就是人民，要听我们的。”“我们”之外的“他们”就不是人民，人大办主任也不是人民，只有“老子们”才是人民。
我以为，“这是老子们的天下，”这话说得一点不假。特别是检察官在扬言时所说的那个“们”，还有“公务”车逃票冲卡时车上拿手机的法院的那个“们”，都十分准确地勾画出了“们”的范围，“们”们之所以敢自称为“老子”，是因为“们”们握着天下的生杀大权。逃票冲卡，暴打记者，是“们”的公务；即使“们”们现行犯罪，也属于公务。“们”们骂你，叫法制宣传，你敢顶嘴，就要抗“句”从严；“们”们打你，叫法制教育，你敢自卫，就是暴力抗法，抗法，将不容干天下，“老子们”还不抓你吗？莫须有的罪名有的是，一个“犯罪嫌疑人”，就足够你终身受用！
我不明白，这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
“一票否决”的否决
周磊波／文
据报载：四川省巴中市除保留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外，其他名目繁多的“一票否决”项目全部撤销。这一务实举措大受群众欢迎。
本来，“一票否决”应是对涉及全局的重要工作实行的一种工作方法，可看看各地自行其事的“一票否决”，实在是太多、太滥了。一些单位、部门不是在业务工作上下苦功夫、下真功夫，而是把“一票否决”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一种省力省事又堂而皇之的“灵丹妙药”，于是千方百计地把业务工作往“一票否决”上生拉硬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精神文明、环境卫生、城镇建设、物价涨幅、税费征收，甚至厕所改造、家畜养殖、报刊征订等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各种类型的工作都被列入地方党委、政府、单位等不同级别的“一票否决”，几乎每个单位都有“一票否决”的项目。随着“一票否决”的增多，并不是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所有这些工作就立竿见影，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政府各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精力在这么多工作上“加大力度”，再说人们习惯了“一票否决”的狂轰滥炸，不再将其当作一回事了，就像老虎听惯了“黔之驴”的嘶叫得出“不过如此”的结论一样。随着“一票否决”的盲目扩张，其分量、效用和存在价值必然地趋向于零。那被考核的单位该怎么办呢？
一方面必须要完成硬性指标一一自然这些指标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一方面还要顾全面子，给上级、部下和舆论界一个圆满的交待，别让这一票“否”着。于是一些人就将功夫放在搞形式、造数字上，欺瞒哄骗上级，表面上轰轰烈烈，声势逼人，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群众气愤地称其为“塑料盆景”、“泡沫政绩”。
出现这种怪现象，反映了我们的机制在某些方面的弊病，反映了有些同志工作被动应付，惰性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同时也是一些领导干部浮躁心态的折射。他们在思想深处不是把工作的发出点放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干“三个有利于”上，不想踏踏实实地干工作，而是一心想捞取政治资本，图升迁，走捷径，搞“短平快”，摆花架子，不惜耗费财力、物力搞假大空，造“盆景”。
世上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更没有什么捷径、秘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工作，勤政为民，真心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解决点实际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想要花花点子糊弄人，走捷径，吃白食尽管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许有效，却难保长远，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做“戏”有效，但终究有限。
巴中市的做法，值得领导干部深思、借鉴。
“老抠”的巨贪
韩三洲／文
时下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一些流行语很值得分析琢磨，如讽刺某些贪官，对酒，“喝不喝先例上”，；对跳舞，“会不会先搂着”；对官位，“干不干先占着”。一个“先”字，暴露出这些人对酒色权势的贪婪性和占有欲。其实，对这句还应加上一条，那就是对待金钱，“花不花先贪着”。据8月5日《大河报》报道，浙江省最大的一审判死刑的贪污犯吕德昌，鲸吞公款300万元，可平日却装扮成一副穷酸相，就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舍不得买，在单位是廉政建设的榜样，回到家里是节俭持家的楷模。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穷酸老实的人，贪污数额却创下了浙江省建国以来之最，而且还把这数百万巨款放了高利贷，再借鸡生蛋，利上滚利，整个儿是一个中国版的现代葛朗台。
这“花不花先贪着”的，还不止吕德昌一个。去年底被判死刑的那个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更是一个只进不出、光贪不花的现代葛朗台。他平日表现得清廉穷酸，对人刻薄小气，虽说已有3000多万元不义之财的家底了，可连他亲生老母重病在身，都不肯拿钱医治。其生性之贪婪，对金钱占有欲之强烈，实在令常人无法理解。
有人认为，这出手吝啬、一毛不拔的贪官，与那些醉生梦死、一掷千金的贪官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要小，有时还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其实不然，后一种贪官，行为过于招摇，形迹容易败露，一抓一个准儿；而作为老抠的那种贪官，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反不易露出马脚。以7月31日《今日生活》的报道为例，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不久前在澳门豪赌，挥金如土，一天就输掉3600万港币且面不改色。如此树大招风，自然惹人注目，所以人还未到沈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