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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的谎言
干志芳（浙江绍兴）
我是个对广告比较麻木的人，潘长江拿着一只鞋在本地电视上手舞足蹈了几个月，我还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吹鞋还是吹鞋垫。
潘长江说：“穿上“比你高”，长得比我高！此话让人跌镜：就他那身材，不穿“比你高”就长得比他高的人，一抓可就是一大把！
可许多人还是听了他的话，掏钱去买了来，按照说明穿了三个月，却发现身高还是那个身高，气呼呼地找上门去，却被好言好语地劝了回去：要不您再去试一个月，无效退款！一个月过去，还是不见动静，再想去讨个说法，却早已人去楼空。房东说，他们只租了四个月房子老天，他们逃跑的速度可比求高心切的人们快多了！
许多人人骂缺德的商家，照我看来，潘长江却是难辞其咎。作为公众人物，一言一行自当慎之又慎。拍广告当然无可厚非，有名不用，过期作废嘛！可之前总该了解一下是否真的那么神，怎么能见钱就上呢！对别人一点都不负责任，还把自己的名誉当回事吗？现在，那伙人肯定捧着潘长江的那句话不知又去哪里招摇撞骗了。这下可好，一路下去，潘长江行情看跌呢！唉，消费者给足他面子，信了他的话，他回报的却是谎言，这叫人们以后还怎么喜欢他？
不过话又说回来，谁叫人们硬要信他的话呢，他又没拿枪逼着谁。这真是周输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超越特权的法制
周卫东（深圳）
美国总统克林顿因排闻而最终不得不面对法官的调查出面作证供，面对摄像机，克林顿时而喝水，时而沉默，已大去了往日具有的那份神采。有人说为了这样一件事历时几年花费了纳税人4000万美元不值得，也有人说以这一点啡闻与克林顿这几年政绩相比算得了什么，然而，我们应看到这一事物产生的深远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其事件本身，其价值已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真正的民主不仅是体现于普通大众，更是在特殊人物身上得以体现。论地位克林顿是当今头号经济强国的总统，论政绩，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成功的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就有敢于较真的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这位与克林顿同龄、毕业于同一学校的斯塔尔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是无价的。然而最为主要的还在于美国超越一切特权的独立司法制度，使任何公民都纳入一了法律的监管之下，法律面前无特权，工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趾高气扬的“鸡”
孙涛（深圳）
妻妾成群的年代在中国已是过去时了，但勇于实践“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观念的人却有增多之势。刚到深圳经过一地时，朋友说这就是“著名”的“二奶村”。“二奶”一词当属新创，但其意并不新鲜，即是以前所称的“包妹”。不过，“二奶”更有新意，更形象，首先它说明了某人行“二”（这里的“二”不是指亚军），另外则隐含着一种金钱关系有比“包妹”更高级一些的“优越”感。“二奶”不属妾当属“偷”。说白了也就是“鸡”的一种，和街头拉客，娱乐场所坐台的唯一区别是她们属“定向”服务。
报载，一与老板签有“上床协议”的颇有头脑的“二奶”在老板单方撕毁“合同”拿不到钱时，两度至妇联要求保护“合法收入”。而深圳一期刊也刊登了一“二奶”如何得了性病，如何人财两空，如何要跳36层楼（不知为何没跳，反要找记者诉苦），如何痛苦可怜等等，全文充满了对此“二奶”的同情，对不守“游戏规则”者的谴责。
我很诧异！如此看来，街头的“鸡”工作完毕收不到钱，酒店的“鸡”被迫交保护费等等，都可以到妇联，到新闻单位寻求声援与庇护？
不知为何，许多文学作品中出卖肉体者总是有“一千个‘三陪’的理由”，而据一份统计数字显示，广东省从事色情服务的小姐中，绝大多数是为了金钱！
其实人各有志，历朝历代都有“丽人”勇于踏入烟花之业，但社会必须形成“一日为娼，终身是妓”的舆论，这永远是一个不光彩的行业。如果做“鸡”都做得趾高气扬，那么不是“鸡”出了问题，便是社会出了问题！
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党国印
近闻安徽固镇县小张庄的村委会副主任张桂金在贪污劣迹行将败露之时，竟纠集家族势力将清查财务帐目的四个村民代表杀死！又一宗乡村恶势力的血债！笔者愤怒之余，不由深深思考。
农民，我说的是普通农民，没有权势的农民，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我们却无力保护他们。我们有保护农民权利的政策，但政策在一些乡村干部那里不灵，他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高层在关注农民。朱镕基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喝道：干部不要凶！两种声音在较量。这是一种世纪性较量，我们只能在大的历史跨度下认识这种较量。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而组织程度的高低又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有关。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分散的人群与组织之间在信息资源上严重不对称，因而在动员物质资源乃至暴力资源方面便严重不对等，于是，分散的人群就有可能成为有组织力量奴役的对象。中国普通农民尽管人数多，但他们太穷，太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合法地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具体说是中央政府这个最高委托者的意志）放到一边，并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暴力资源来为自己的独立利益服务，那是多么地可怕！
理论所解说的已经是严峻的现实。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村的精英分子（以乡村干部为主体）没有从普通农民中分化出来。但伴随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向多元化、分散化方向发展，这种分化便出现了。而我什］的体制决定了在这种分化的同时，不能产生出制约乡村精英的有效力量，于是，乡村精英便转化成了乡村权势阶层中的少数人，但已经足以对普通农民构成巨大威胁。
乡村权势阶层中的恶势力，上可以拉关系、找靠山，下可以培养打手、网络黑爪牙，把自己控制的那一方地盘变成一个黑社会。像张桂金那样借助家族势力称王称霸，不只是落后地区农村的特殊现象。一切农村的恶势力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自己组织起来，来对付分散、弱小的普通农民。
我们毕竟处于文明时代，怎能容忍恶势力猖狂！我们有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央政府，而以笔者所见，中央政府为保护农民权利真可谓殚精竭虑！落实农村减负政策、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中央政府每一招都向普通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制约乡村权势阶层需要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以民主选举而论，一些乡村干部让自己的妻子儿女端着票箱找农民投票。能选出农民想选的人吗？更有乡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选举权，通过任命村干部强奸民意。张桂金副主任不就是乡政府任命的吗？对一切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的村干部坚决予以制裁，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并给农民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使农民有力量抗衡乡村权势阶层。为此，我们寄希望于国家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加大，寄希望于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
告别强制
秦晖
改革以来，对“乌托邦”的批判已持续了十几年，从“乌托邦祭”到“走出乌托邦”、“告别乌托邦”的提法至今不衰。这一批判是有功的，但未免简单化。它给人的印象是：过去的灾难全是人们太善良太“理想主义”造成的，而如今只要“实惠”点，大家钻钱眼就好了。这种说法未免美化了过去的灾难制造者，也把改革想得太容易了。实际上历史也并非如此；如果某人“过分狂热地虔信乌托邦”而自我奉献累饿而死，那还真是“乌托邦的悲剧”。可在那个年代里，放“卫星”的“好官我自为之”，却把老百姓逼上黄泉之路。一边是昧着良心只信权势，一边是迫于权势由不得你信什么，你说谁是“乌托邦主义者”？真正有些“乌托邦”的不就是那位过分天真地为民请命而冒犯龙颜的彭大将军么？
其实“乌托邦”无非是不能实现之事，“不能实现”不等于没有意义，更不等于灾难。拿破仑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想当元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乌托邦”吗？当然那是关于个人功利的“乌托邦”，但社会进步又何尝不是如此！“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人们总是在追求尽善尽美中得到较善较美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并无“过分”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的美国思想家诺齐克也把他设想的“最弱国家”称为“一个值得追求的乌托邦”——他并没有自诩为反乌托邦主义者。
但为什么有时在“尽善尽美”的名义下却出现了尽恶尽丑的现实？那是因为任何理想（无论它是否可以实现）作为一种信仰都只能属干具体的思想者个人。我可以为我所信的而献身，但我不能代替你信什么并强迫你为“我想你应该信的”东西而献身。换句话说，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否则，如果一个人可以以“理想”为理由不受制约地强制他人服从于己，那就会为借“理想”之名而营私者大开绿灯，到头来也糟践了“理想”本身。
因此，“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过去的灾难并不是因为“乌托邦”太多了，而是因为强制太多了一一因而借“理想”以营私者也太多了。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这也不是因为后者是乌托邦而前者就是“现实”的。因为纯就理念而言，“纯粹的市场经济”与“纯粹的计划经济”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但计划经济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而市场经济允许每个人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包括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因此我们认为后者不仅更有效率，而且也更人道。
因此改革的目的也不是“告别乌托邦”，而是告别强制。不幸的是，“告别乌托邦”容易，而告别强制难，因为强制给某些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如今“乌托邦”少了，但强制少得不多，为“理想”而强制少了，为私利而强制却不见少，倚仗权势“化私为公”的少了，倚仗权势化公为私的却多了。所以近来人们喜欢谈论自由主义，所以说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告别强制就需要制约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今天倒是真需要有点理想主义和正义感的。
智者作法，愚者守法？
牧惠
这是抄自罗隆基《论人权》中的话，完整的话是：“智者作法，愚者守法，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强者立法，弱者服法，是中国近来的现状。”读到这段写于70年前的文字，时在1998年9月16日。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是：江西抚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在查处一笔贪污受贿八千元的“大案要案”（该局用语）时，共收了贪污嫌疑人五万元，贪污嫌疑人所在邮电局二十余万元的存折和五万元的赞助款外加价值五万元的三部手机（随手记下，可能有错漏）。粗粗算了一下，总共约有三十万元被反贪局的某些人占用了。看后既吃惊又并不太吃惊。既然执法犯法的事屡有所闻，委员长都说司法腐败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区区三十万的数字也许仍属“湿湿碎”的一笔微不足道的“创收”。但是，我仍然感叹于官场腐败之严重——身负反贪重任的反贪局竟明目张胆地要钱，并很自然地想到白天读到过的罗隆基这句话。
在封建皇帝的统治下，法律是由智者（皇帝和他的臣仆）订出来的，他们只“作法”不“守法”，甚至可以无法无天，王子犯法根本不与庶民同罪，对此有所非议者犯“王法”，必须遵守法律条丈的，乃是那些大字不识，蠢笨得很的愚民；“民国”之后，换汤不换药，法律是由不叫皇帝的强者即上皇帝制订的，有枪就有权，有权就有理，有理当然“合法”，而弱者呢，就像伊索寓言中那只注定该变成狼的盘中餐的羊，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