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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敏锐的觉察到艾森豪威尔地小小迟疑。嘴角不禁挂上一丝冷笑，装模作样地说道：“总统先生，我还是希望中、美两国政府尽快恢复大使级会谈，达成谅解，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要形成大的军事冲突。”
吴铭放下电话，没有立即回去，而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吸着烟，在思考着问题。对于艾森豪威尔，他并没有说出全部的判断和智囊团的全部研究结果。
炮击金门是国共之间武装斗争的延续。从战略角度看，这次特殊“内战”地双方都不约而同地着眼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对中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又不攻占金门，这就造成了国共之间战争仍然在进行的态势。这里面更深层的意思，是让蒋介石守住金门，守住台湾，争取与蒋介石对话，粉碎美国一些人搞“两个中国”的阴谋。
中共着眼于世界局势，着眼于台海局势，着眼于祖国统一，并没有武力拿下金门、马祖诸岛的打算。按照中共的思路：自从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后。已经与新中国形成了军事对峙局面。留着金门、马祖诸岛，暂时不打下来，可以牵制住美国一部分军事力量，使美国无论是在中东用兵，还是在欧洲用兵。都有所顾忌。这有利于世界地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地巩固。而且国共两党已经在台海地区形成了军事对抗局面。如果解放军强攻金、马，虽然可以拿下来，但会造成很大损失，倒不如暂时在这个地区与蒋介石形成交战局面，牵制蒋介石，使其所谓“反攻大陆”的全盘“军事计划”不能实施。再加上美国人进入台海后，国际上特别是美国人中，有一种“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的论调，其目的是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如果蒋介石答应“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就会使台海局势更加复杂。不如暂留金门、马祖不打，让蒋介石守住金门、马祖，守住台湾，使其下不了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决心，争取和平解决。如果和平解决不成，待时机成熟，再用武力解决。
其实台湾方面在加紧与美国勾结，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防守台湾的同时，对美国一些人鼓吹“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也有所警惕。在台湾内部，蒋介石下令把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抓起来，长期关押，出狱后把他们“驱逐”出台湾，基本稳定了台湾内部。对美国方面向他做的“台湾问题国际化”地试探，蒋介石也一直表示“不能同意”。1958年5月25日，蒋介石在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甚至声称：国民党“反攻大陆，无须美国直接参战”。这实际上是说，台湾海峡两岸的事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不需要美国人来插手。
而从全球战略角度来看，实际上美国最高军事战略分析家们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们把军事介入地重点放在了中东和亚洲两个方向，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重点，形成了顾头顾不了尾地局面。实际上美国在两个方面都不敢打硬仗。
从各方面加以分析，中共炮击金门，是要收“一石三鸟”之效的。即，第一，要打痛蒋介石，又拉住蒋介石，使蒋介石不敢轻易窜犯大陆，又不敢悍然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第二，要震慑美军，使美军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好惹地。如果他们支持蒋介石搞分裂，必将遭到与朝鲜战场上同样的失败；第三，支持中东人民革命，也帮苏联一把，提高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地位和威信。
这次军事行动时，表现出了毛ZD的高超指挥艺术和政治家的高远眼光，这一点，由不得后人不佩服。
但是吴铭在佩服之余，也在深深的忧虑之中，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当一幅幅历史画面不受控制的重新浮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有一种莫名的挫败感。
半响，吴铭狠狠按灭了烟头，做出了决定。既然沉默和温和改变不了什么，不如就用一些激烈的方式吧，后果如何，怎么也不会比真实的历史更糟吧？
第四卷 龙腾南洋 第66章 中苏裂痕
“中国有句古话：饿死不受嗟来之食，意思是人活得要有尊严。中国还有一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在60年代新中国面临困难的时候，不懂东方思维的美国政府提出了不以武力威胁周边国家的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被中国政府断然拒绝，导致了中苏联盟出现裂痕后，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化的一次试探半途而废。而马来亚政府却抓住了这次机会，为新中国提供了巨额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好转，终于水到渠成。”
“那么请问总统先生，马来亚当时与美国关系比较良好，又与美国的敌人红色中国来往，这是否会被看成是两面讨好，首鼠两端的行为？”
“确实有人这么看，而且人数还不少。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在国际事务中，非黑即白是错误的，你不是盟友，就是敌人，没有中间，这样会把很多事情搞糟。承认中间是灰色地带，就会用最大的弹性来处理灰色地带。而当承认有灰色地带的时候，就会以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谈问题，就会冷静下来坐下用协商来解决问题。”
“马来亚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到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都很僵硬，外界一直猜测这与您的性格和经历有关，借此机会您是否可以说些不同于马来亚政府一贯言论的真实想法？”
“难道马来亚的官方言论站不住脚吗？难道我是一个以个人情绪代替国家政策的随便人吗？多萝西，这么多年相交，你还不了解我吗？不谈了，不谈了，什么破回忆录。不用你替我写了。还要分你稿费嗨，你这家伙敢偷着录音，赶紧的，把磁带还给我。”
“还给你，做什么梦呢？你还抢。我藏这里，你倒是抢呀，抢呀”
“算了，记住啊，这录音带你自己没事听着玩行，可别传出去，有损我的光辉形象。到时我可告你侵犯隐私。”
…以上节选自1980年《原马来亚开国总统刘德华与美国知名记者多萝西地谈话录音》
在炮击金门后地两个多月里。尽管美国政府和军方向蒋介石提供了“响尾蛇”导弹和大口径远程火炮，但美国人始终与这场战争保持着一段微妙的距离。美舰都在距金门岛3海里外抛锚，由国民党士兵卸货后运抵金门。
1958年9月4日，中美双方因为炮击金门而形成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双方终于亮出了底牌。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中。中国政府严正指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地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这个声明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国人民捍卫祖国领海、领空的严正立场。又包含着试探美国底牌的意思。
美国沉不住气了。也亮出了底牌。就在声明发表的当天，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公然宣布美国政府将会派兵协防金、马；同时，杜勒斯又在同一份声明中向新中国暗示，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解决台湾问题地希望。
吴铭对于杜勒斯地声明在政府会议上私下评价道：“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然而中国突然采取的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却触怒了莫斯科，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其原因在于：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ZD有意向苏联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地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毛ZD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总之，在赫鲁晓夫看来，毛ZD根本无视同盟的存在。
中国与苏联的对外政策越走越远，越走走背离。苏联当时从苏共“二十大”以后越来越倾向于对美国采取缓和政策，特别是1954年苏联地氢弹试制成功以后。很多苏联专家给苏共中央写报告，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绝对不能再打仗，一旦打仗就是人类地毁灭，有很多分析的数据和理由。他们说主要是不能解决第一次打击地问题，对方就可以反击，只要反击就是两败俱伤。这对赫鲁晓夫的影响特别大，他认为到了现代社会，至少是大国之间不能再爆发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就是核战争，如果是核战争就是人类的毁灭，所以他要求缓和。再一个就是1956年苏共提出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基于这一点，他反复地强调要缓和，不要什么事儿都跟美国人吵架，通过谈判提出来什么限制核武器问题呀，什么禁止核试验，他都去参加，高峰会谈啊，日内瓦跟艾森豪威尔会见之类的。但是当时中国不行，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ZD认为紧张的状态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这都是他的原话，他认为紧张的状态一方面可以刺激美国，可以拴住它，不让它去镇压全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你看，我这一**老美就紧张了，他一紧张，就把他的军事力量都调到台湾海峡来，其他的什么黎巴嫩、中东的革命就蓬勃发展了。另外也能刺激中国的生产。根据这种思路，他就认为紧张没有什么可怕的，战争边缘政策没有什么不好的。说实话，毛那种革命的**反映到对外政策上就是一种冲动，就是要跟美国对着干，你怕，我不怕。正如后来毛ZD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所说的：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赫鲁晓夫怕鬼，与美国人妥协。
第四卷 龙腾南洋 第67章 全面援助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倒底死了多少人，并没有什么官方半官方的统计数字的。关于死人的原因，官方的态度是认定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它的观点很多，但大多数语焉不详。据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其中资料不少，大体应还可信。在回顾一书第873页，薄氏写道：“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千多万。”这个人口的减少，应该是指死亡人数减去出生人数，但考虑到饥荒在1959年已经开始，1960年出生人口应该不会太多，所以这1000多万基本上可以认定为1960年死亡人数。又考虑到薄氏举1960年为例，其理由应该是1960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依此推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总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000万以上。
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地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地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地“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地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按着下面报上来地虚高的产量数字大量征购，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实事求是地讲，大炼钢铁和大跃进时，毛ZD虽然退居二线，但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