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是对目前有人对中国提出的指控作出的出入意料的反应。目前有人指控中国孤儿院
中虐待孤儿致死和玩忽职守。
自1995年以来，大约有5000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中国孤儿。这些家庭中有许许多多家庭
已开始利用电台的节目、传真线路、报纸的评论版和互联网络来反驳亚洲人权观察组织1月
份发表的一份极有争议的报告。
这份331页的报告主要是根据中国的一名医生的证言和文件资料写成的。这名医生曾经
在上海的一所孤儿院工作过。
这份报告引起了国际上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并要求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
硬的方针。中国政府已经否认了这些指控。
据在纽约的一位女发言人说，一个由收养孤儿的父母组成的全国收养组织担心，针对这
些指控，中国将会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因此敦促它在美国的35个分支机构同决策
者进行接触，“并且让他们知道，这些指控是片面的。”他们认为这些指控是故意歪曲而采
取的耸人听闻的手法。
纽约的一名心理学家和中国两名孤儿的养母艾琳·克罗格在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
“这个组织中的许多人的感觉是，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克罗格和这个组织——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其他人说，他们所参观的中国孤儿
院中的照管人是按良心办事的，对他们所照顾的孤儿的福利是极为关心的。他们说，这样一
项故意的和极其严重的玩忽职守的政策是难以置信的。
华盛顿的一位物理学家查克·博尔丁说，许许多多家庭响应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号
召，向中国政府监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部门发出了传真信件，表示支持。
博尔丁说，大量的传真信件占用了中国民政部和司法部的电话线路好几天，博尔丁说，
他不得不发出第二封电子邮件叫这些养父母们停止发传真信件。
波士顿的一位投资银行家尚蒂·弗赖伊——她1994年收养了一个中国婴儿——说，养
父母们反应如此强烈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这份报告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恰恰会伤
害它打算帮助的那些儿童。
她说，如果中国停止让外国人收养它的孤儿——养父母们可以提供费用和捐助，帮助改
进孤儿院的设施，那么吃苦的将是中国孤儿。
收养中国孤儿家庭组织的新英格兰分支机构主席弗赖伊说：“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
孤儿院中的状况可以改善，我们正在对此作出努力。但是我个人看到的根本不是报告中所说
的那种情况。”
他们说，北京看来正在用有限的资金来尽最大的努力照顾好成千上万儿童——大多数是
女孩。
博尔丁说：“我认为，你们找不到一个父母会说到那份报告中所说的情况。”
暖昧的日本
这个题目源自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他在斯德哥尔摩皇家
文学院接受颁奖时演讲的题目为《暖昧的日本的我》。大江说：“把国家和国人撒裂开来的
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暖昧（ambiquity），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
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
护着传统文化。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
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
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
的境地。”
我至今还在冥思苦想大江以上叙述中的一句话：“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
侵略者的角色。”这个论断本身就极其暖昧。试想一下，一个把画家和国人能撕裂开来的
“暖昧”，何以会成为一个暴力延伸的因子呢？或许是日本这个奇特、神秘的民族为了挣脱
内心的束缚和孤立而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手段吧。按照大江健三郎的说法，一个向西欧全方位
开放的日本，因为“理解的滞后”而仍然置于一种悬空状态。在这里，“理解”被日本当作
了“自我救赎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能够照亮民族灵魂的灯盏。令作家苦恼的是，战争以及
随后而来的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填平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鸿沟，与西方世界又产生了
机体上的排异现象。这是一个美丽又痛苦、傲慢又渴求抚慰的民族。
至今，我仍对二战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一说不予认同。其实，盟国对日本的胜利并
不彻底，而在当时，中国对此认识也不像美国那样深邃和长远。美国的“新绥靖主义”使得
日本得以保留皇权——其理由是，这是日本的象征和人民的灵魂依托。但结果却使战争胜利
的成果变得黯淡无光。把日本保护起来并纳入自己的战后体制，是美国确立自己霸主地位的
最成功的一招棋。这样，在远东地区（共产主义势力迅猛发展的地域），美国建立了远离自
己本土的力图抗衡和消解共产主义影响的堡垒。作为在二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之一，中
国却部分地丧失了选择惩罚方式和对战后日本的走向提出有效建议的权利。
1972年，在基辛格避开日本从巴基斯坦秘密飞赴北京之后，日本国内关于中日邦交正
常化的呼声又一次使当局焦灼不安。一方面，他们对美国这种在关键时候自行其是，而且没
有向日本透露一丝风声的“无情无义”的举动痛切地感到自卑和恼火；另外，作为与中国一
衣带水的邻国，地缘政治上的隔绝与真空又让日本的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无已。在
这种“形势比人急”的情况下，田中角荣终于排除干扰，来北京谋求邦交正常化。
一个很小的插曲很能说明日本当时的“暖昧”心理，在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员国的席位而必须驱逐台湾这一向题上，日本的立场与大多数国家相反，但当这个问题已
经解决以后，他们却时不我待地到北京来与周恩来碰杯。这种婢女地位与自主意识的顶撞而
呈现出来的古怪、无惜的行止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国的尴尬和政策上的茫然。他们往往
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能确定对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常议案之后，日本国内仍有不少政治家对日本与“中华民
国”的关系将置于何种框架内而争论不休。在他们看来，抛弃蒋介石从道义上讲会使日本蒙
羞。因为正是蒋介石先生在战后“成全”了日本，使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几百万被俘将士顺利
地回到了日本而没有被遣送到西伯利亚，并且也是蒋介石放弃了中国的一些权利，才得以使
日本既保留了天皇制又免遭像德国那样被分占的局面。蒋总统中正阁下对日本可算是恩重如
山。
于是，在田中访问中国之前，日本内阁却先派出一名叫椎名的特使前往台北去解释日本
方面的意图。但椎名这个角色显然是滑稽的和不堪负担的。解释什么？怎么解释？或者是道
歉加谢罪。这如同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之间司空见惯的种种情景：另外的爱情对现存的婚姻
产生了严历的挑战，但离异又被旧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彼此相连的利益所困扰，而且还
将面临某种（可能是自身的）道德的控诉——如何使自己偿愿但又不会在道德上失分、在利
益上蒙受太多的损失，这个问题要处理好确实不大容易。椎名在赴台之前也对自己的使命槽
槽懂懂：“就这么一张机票让我去？让我说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这时候居然没有一个
人出来给他布置任务，连“相机行事”这种话都没有授于他。由此可见日本当时的局面是多
么混乱，政客们似乎全都对现实和后果失去了感知力和判断力。
如果按照日本的一厢情愿，即要实现与中国的邦交正常化，又想保持与台湾在外交上
“以往的状况”。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婚姻观。周恩来知道日本这一想法后，在人民
大会堂以少有的愤怒的口吻说：“这是怎么回事？日本到底想干什么？”一个当头棒喝又使
日本人救火似地赶到北京来解释。其情其状现在想起来也让人既好笑又为其感到可悲。
我们可以说，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
法比拟的。这毕竟是一个给中国乃至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前
辈的宽容精神及超越怨恨的恕道情怀为之感叹。日本人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看到了，
而且也承认了，但是，他们在感激之余为了释放自己的负罪感，却作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中
国之所以如此宽囿日本，是出于他们“大中华”思想的谋略考虑，而且还隐含着跨世纪的野
心。意思就是：之所以不与你纠缠于历史，是因为中国要创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现实环境，
以谋日后称王称霸。这就使我们想起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寓言，在对待日本这个国家的种种
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在其种程度上也是可悲的。
1．如果中国多初不放弃对日索赔……
我们能够理解周恩来总理当时的考虑，把日本国内的好战者与日本国民分开。这无疑是
一种理性的、面向未来的考虑。我记得周恩来当时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坚持要日本赔偿战
争损失，那么这笔负担也会转嫁到日本人民头上。但是，做恶的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一小撮
军国主义分子，整个日本人民其实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赞
同周恩来（其实也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呀。我们中国应该有这样的大国气度，赔偿是次
要的，重要的是两国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要再发生以前那种伤害我们的事了；况且，如
果真的使战争赔款成为日本人民的巨大负担，那我们用这笔钱时心里不是也不好受吗？为了
中日友好，付出点代价也是应该的。这种朴素的情感和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推己及人的思维，
很遗憾却没有得到整个日本民族的尊敬和理解。
如果我们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呢？
或者说，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
熟时再结算呢？
这种问题的提出并非出于中国人的狭隘和出尔反尔，因为现在有很多事实证明，我们对
自身权利的放弃并没有换得日本人对我们真正友好起来。换一种说法，日本的友好是有限
的，自救性的，他们对中国人并没有那种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
种”所生发出来的自然而炽烈的感情。
其实，在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国际社会已经对日本战争罪行给受害国所造成的生命财
产损失规定了赔偿份额，其中国为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因受害时间最长、受害范围最广、受害
程度最深而被裁定的获得的赔偿最多。但是赔偿份额的确定并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遭受损失
的实际情况。
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角度，是我们国家之所以现在仍与西方有
很大差距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原因。
问题往往会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而越来越明晰。不错，作恶的是军国主
义，而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是，军国主义的土壤认何而来？如果整个民族不被一种拓展
生存空间的观念所激动，不被大和民族优越论造成集体幻觉，军国主义又怎能那么顺利地开
动战争机器呢？“暖昧的过程”使日本去侵略别国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论调。而中国人把军国
主义和国民分开只是为了使日本能更快地摆脱战败和耻辱带给整个民族的那种绝望和悲愤，
能够重塑国家形象，并通过邦交正常化使两国携手在亚洲开辟一个新纪元。但是，现在我们
看到了宽容之树却结出了酸涩、变异的果实。
我们是否弄懂了这一点：当我们不愿把负担放到日本人民头上时，我们国家和人民所遭
受的空前的苦难却也没有了补偿的希望，我们的前辈的滴血的心灵却无法寻求哪怕是象征性
的安慰，我们所取得的胜利除了赶走侵略者这一点之外，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充填了。
我们如果当初不放弃战争赔偿，那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大加快；人民的生活也将
比现在更美好、富足。而且，把所欠的债务予以讨回，既天经地义又能使作孽者的反省有了
一个更为容易进入的点。
如果我们不放弃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