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的书架上。店内摆放着十几条低矮的长凳，长凳上坐着聚精会神翻看连环画的读者。
我是这家书摊的常客，星期天不上课，如果身上有一分钱，我就会走进书摊，在书架上搜寻自己想看的书。书摊收费标准是：定价在三角钱以下的连环画，一分钱可以看两本，定价超过三角的，一分钱只能看一本。我的选书原则是，不选三角以上的书，不选二角五分以下的书，专挑那种三角以下二角五分以上的书。这样既省钱，又能看到更多的书。我选好两本书后，拿给女老板过目，交上一分钱，挑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来，一页一页仔细地阅读，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五、六十年代是我国连环画最繁荣的时期，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都有。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名著的套书，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八女投江》、《董存瑞》的故事，有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卓娅、舒拉、丹娘的传奇，有根据最新电影影印出版的《李双双》、《渡江侦察记》，有聘请知名画家精心创作的《三毛流浪记》、《雷锋的故事》。
丰富多彩的连环画，不仅给了我知识的营养，还把我带进了一个文学的天地，那里有人性最美好的展示，那里有人类最崇高的追求，那里有人间最丰富的情感，那里有人生最宝贵的爱情。我要感谢这个小小的书摊，是它给了我阅读的兴趣，是它给了我文学的理想。
当我看完连环画的最后一页，揉揉眼睛，站起身来，发现长凳上已经没有人了，女老板正等着打烊关门。我走出书摊，夜色即将降临。
忘不了那些个给了我无限乐趣令我留连忘返的茶铺。绳金塔下大街上有好几家茶铺，白天晚上都坐满了人。那时的茶铺是人们休闲的最佳场所，谈生意的、朋友聊天的、卖菜歇脚的、打牌的、下棋的、闲得无事可做的、打听消息的、爱凑热闹的……都挤在一张张方桌旁，津津乐道、高谈阔论、吹牛扯淡、嘻笑怒骂，巨大的噪声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茶铺的常客以中老年男人为主，他们花五分钱，就可以泡上一杯茶，慢慢地喝着。隔一段时间，伙计会提着热气腾腾的水壶，逐桌逐个地续水。茶客们喝着香茶、抽着香烟、嗑着瓜子、聊着大天，还真是一种享受。
而我当时还只是个读书的少儿，为什么会喜欢茶铺呢？
原来茶铺为了吸引茶客增加收入，晚上增加了一个“说书”项目。说书人与茶铺老板分账，原来每杯茶只收五分，有人说书，每杯茶增加到一角。虽然价涨一倍，但茶铺里的人更多，几乎座无虚席。茶客们有精彩的故事听，哪里会舍不得多花五分钱呢？
每当夜幕降临，打听到茶铺里有说书的，我就会赶去听。茶铺里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在门外旁听，我挤了进去，加入了旁听的行列。昏暗的灯光下，说书人站在中间那张方桌旁，手握一把折扇，桌上一块惊堂木，滔滔不绝，有板有眼。说到关节处，惊堂木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至今在我脑海中留下印象的有两个人。一个叫老潘，年龄偏大，中等个子。他说传统书目《七侠五义》时，声音不紧不慢，温吞水一般，缺少激情。他介绍书中人物出场时，总要说上一堆描绘人物外形的套话，上身穿什么，下身穿什么，头上戴什么，脚上蹬什么，肩上披什么，腰间系什么，左手上拿着什么，右手上提着什么，眼睛像什么，眉毛如什么，鼻子似什么，脸好比什么……比如一位老夫人出场，他就要来上这样一段：头戴鱼尾霞冠，脑后飘扬金缕；身穿团鹤锦袄，腰间缠绕丝绦；紫雹裙罩着红缎鞋长过一尺四五，黄罗袜包定白腿骨粗余六寸七八；手擒玉如意一条，肩挂折铁刀二口。如果是小姐上场，老潘必定是：但见面若凝脂，红粉中露出桃花之色，目如点漆，黑白间荡起秋水之神；细柳腰迎风欲舞，小金莲落步生香……这些形容词对于少年时的我毫无吸引力，我讨厌这些程式化的对偶句，我希望他赶紧往下讲，迅速展开情节，而他却总是慢条斯理、面面俱到、娓娓道来，一点点事情拉得老长，像现在掺了水分的肥皂剧。其实，不应该责怪他，这是说书人吊味口的一套本领。一部书如果三下五除二很快就讲完，他还到哪里去赚钱？
另一位印象深刻的说书人叫万笑铃，就是那位经常在街上讲笑话卖梨膏糖的筱贵林。据说他年轻时遇到上海著名滑稽演员筱富林，因天资聪慧，被收为弟子，潜心苦学，得其真传，名字按辈分改为筱贵林。南昌人都喜欢听他说笑话讲故事，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只要筱贵林开了口，你就莫想走。”
筱贵林说《三国演义》时，虽然还是按传统话本讲，但总能增加点笑料，“病话哩”特别多，让人忍俊不禁、为之一笑。他讲到关公“温酒斩华容”时，书上说关羽如探囊取物，筱贵林说是像“裤裆里面掏家伙”，语言粗俗而生动，符合市民的欣赏口味。在传统的故事中增加笑料，就像菜里面加了味精，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
站在门外听筱贵林说书，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并不觉得累，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兴犹未尽，不愿离去。
如今筱贵林讲的南昌谐谑故事，已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发掘抢救保护对象。他的儿子小筱贵林继承父业，用南昌方话说相声、讲笑话，颇有影响，但我看过几段录相，感觉完全不对。不知是他狗尾续貉，还是我不再年少？
（全文完）
塔下小屋
南昌老城区南面，有一座七层八面的古塔。在我最初的记忆里，它衰微破败，满身疮痍。年久失修的塔身斑驳陆离，石缝中生出朽木残枝，引来秃鹰或昏鸦盘旋，四周的塔檐被千年的风雨侵蚀得只剩几根木桩。矗立在一片杂乱低矮的茅屋平房中，古塔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颤微微地站在那里。唯一能给人暖意的，是那个金光闪闪的塔顶，站在夕阳的余晖下观看闪着光芒的塔顶，是我儿童时代里一件感兴趣的事情，一项长期保留的节目。
相传唐代天祐年间建塔挖地基时，挖出一个铁箱子，箱子里藏着300个金瓶舍利、3把古剑、4匝金绳，于是命名为绳金塔。曾有老人告诉我，绳金塔的塔顶是真金铸成，日本鬼子占领南昌时想抢走，无奈塔内无梯上不去，派直升飞机吊走又吊不动，只能作罢。这当然是逗小孩玩而编出来的故事。
4岁那年我住进了绳金塔下的一间小屋。从南丰县搬来的第一天，我生死不肯进家门，哭闹着重复一句话：“这不是我屋（家）里！”“这不是我屋（家）里！”在门外站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晚上睡觉时才被劝说进门。
这是怎样的一间屋？屋里没有一扇玻璃窗，只是朝北的板壁上开了一个1尺5寸见方的口子，口子用一块木板遮挡着，木板上方装了铰链，白天开窗时，用棍子把木板撑开成40度角，晚上关窗时收起木棍。这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原始的窗户。倘若下雨或者是寒冬季节，不能开窗时，屋里的光线全靠屋顶上的二块明瓦了。遇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透过明瓦照进来的阳光会形成一束好看的光柱，映得人心暖洋洋的。
屋子的墙壁是竹篾上敷黄泥，外面用木板遮挡。父亲当年在南丰做粉笔时用来晾晒粉笔的木板，成了加固墙壁的好材料。
晚上，全家用来照明的是一盏煤油灯。不是街上买的罩子灯，是最原始的自制灯，一个小瓶子，用铁丝扭成一个把手，用铁皮卷成一个灯头，调节明暗亮度靠直接去拨动灯芯。这盏油灯一般总是高高地挂在墙壁上，让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让它的光线能照亮更多的地方。我上学以后，有时晚上做作业，要把油灯取下来放在当办公桌用的那只木头箱子上。小小的油灯被我的身影遮挡，顿时屋子里暗了不少。每当此时，屋子里就会响起大人们的斥责声：“日上不做，晚上来做！抵尸影！”
我不知道“抵尸影”这三个字是否写对？是否能正确表达他们的意思。在一片责难声中，我只能加快速度做完作业，好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作业，晚上做作业的情况很少。
除了这盏自制的小油灯外，还有一盏玻璃罩子灯，那是父亲晚上在堂屋里做事用的。刚回南昌那几年，父亲没有正式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做皮箱把手卖钱。这是一件既费体力又费时间的技术活，有时为了赶出一批货早点出手，父亲总是要“打夜作”。他把灯上的玻璃罩取下来，用布擦拭着，擦完，用嘴呵口气，又擦一遍，明晃晃一尘不染，才放心地安上去，点亮油灯，满屋生辉。父亲找来一张纸，中间挖一个洞，放在玻璃罩上，光线被纸罩住，全集中的案板上，集中在父亲不停忙碌着的那双手上。
望着父亲在明亮的罩子灯下做事，我心想，如果我能够享受到在罩子灯下做作业的待遇，那该多好！这在当时是个多么奢侈的想法啊。
今天我坐在明亮的台灯下写着这些文字时，半个世纪前的情景历历在目。我甚至清晰地记得家里摆放的所有物件。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除了中间有一块一米见方的空地外，四周都放着东西。一张大木床横着放，一张大竹板床顺着放，几乎占满了空间。靠近窗下放着一只用木架架起的木头箱子，箱子上放着火柴、竹壳热水瓶、镜子等几件日用品，放着油灯，成了全家人活动的中心。写字、看书、游戏、做针线、商量事情……都在箱子周围。在木床与墙壁之间不足两尺的角落里，摆放着中国人使用了千百年的卫生设施——马桶。另外还有两只圆形木桶，用来放衣服。房顶半边用木板搭出一个搁层，用来放杂物。堂屋只能用靠近房间的这小半边，两条高脚长凳上架着几块木板，成了父亲干活的案板，案板下面放着堆煤球的木箱。两家共用的厨房里，放了一只水缸，一只简易的切菜台子，一只煤球炉子，炉子旁边的墙上有一个铁钉，炒菜的耳锅不用时挂在上面……这就是维持全家吃喝拉撒全部生活的全部物件。
门牌为养济院背91号的这栋木板房，住了两户人家，右边是我们家的那间小屋，左边是房东家的套房。两家共一个大门，共用一个堂屋，共用一个厨房，按理关起门来就是一家，应该睦邻友好、相互帮助。无奈房东心术不正素质太差，很难相处。
房东李苟婆是个油漆匠，在乡下四方游走帮人油漆，顺带搞点贩买贩卖。长期的有毒物质污染，造成了他的肺结核病，又称为“痨病”。早晨或者黄昏，我们总能听到一阵紧一阵的咳嗽声，“气逼”过后，终于吐出了一口痰，声音趋于平静。
这口痰，不是一般的唾液，而是携带无数病菌的传染源，父亲称之为“黄脓”。李苟婆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即使是这种“黄脓”痰，也毫无顾忌，故意吐在堂屋里人多的地方。似乎不传给别人他的病就不会好，传得人越多他的病就好得越快。我见过他刚吐出来的脓痰，状如桨糊，冒着热气，泛着泡沫，散着异味，令人恶心。
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面对地上的“黄脓”他恨得咬牙切齿，但又不好当面发作，只能背后咒他“吐血”。父亲知道肺结核病是会传染的，他担心“黄脓”痰会把病菌传染给自己的儿女，他总是悄悄地用煤球灰把痰盖住。
父亲对于房东的这种恶行一直耿耿于怀。有一次，李苟婆从外地乡下贩了一批食油来倒卖。食油是统购统销商品，国家不允许私自买卖。父亲悄悄地报告了有关部门，结果是否被查处，我已经记不清了。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物质匮乏时期，那时购买所有的商品似乎都要凭票证，买米要粮票，买油要油票，买布要布票，买日用品要商品供应证，唯独生儿育女无需凭证，没有准生证这一说。于是，在这间小屋里，弟弟妹妹们像雨后春笋般来到人间，全家从五人增加到九人。三代九口人，住在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在两张床上睡，随着孩子们年龄逐渐增大，这种状况越来越难维持下去。
于是父亲想出了个床上搭床的办法。在父母睡的大床上面，用绳子掉着一张竹板床，悬在半空中的这张竹板床，成了我生平第一张可以单独享用的床。这床类似于火车硬卧的中铺，大床应该算是下铺，用木板搭建放杂物的搁层算是上铺，但上上下下远没有硬卧方便。熄灯睡觉后，假如我突然想拉屎拉尿，先要叫醒奶奶，她坐起身来，划着火柴，点亮油灯。我在灯光照耀下，才能起床，看准大床上的空隙处下脚，悄悄走下大床，落在地面上，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