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在罗瑞卿被打倒后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定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所以文章在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①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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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2）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4岁便入了党，19岁任县委书记，解放后担任过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关锋除了写理论文章外，还喜欢写杂文，且文笔尖锐，颇为引人注目，他曾用“庆云”、“何明”等笔名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1962年，有人将他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此话一出，反使关锋名气大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关锋也未曾看出其中的奥妙。《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其谈看法，结果他从学术的角度讲了一通。这也难怪，姚文元的文章对中央一线领导人都加以封锁，关锋自然对其背景无从知晓。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此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1年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时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戚本禹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给田家英，田又将之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写了批语转发给全党，戚本禹也由此扬名。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3）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
关和戚的文章，本是###的约稿，现在文章写成这个样子，已大大超出了###将《海瑞罢官》限定在学术讨论范围的设想，发与不发，只能由部领导拍板决定。恰巧这时负责此事的周扬因发现得了肺癌而要住院动手术，他负责的工作由另一副部长许立群接管。有关人员请示许立群如何处置。许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也作不了主，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按：1965年11月，庐山会议后被免职的彭德怀被任命为此职）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于是他让###有关部门将关锋与戚本禹的文章作出摘要，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可是，此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虽有这么个组织，并无具体的办事机构，对于###上报的这个材料没有及时作出答复，后来这件事还被指责为“扣压‘左派’稿件”。
与受到###冷落相反的是，江青对关锋等人极力拉拢。1月下旬，通过张春桥安排，江青在上海接见关锋，向他交底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北京不转载，不发行，是黑线专政的一例”。这样一来，关锋等人有了尚方宝剑，更是有恃无恐。
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1966年1月初，许立群等人将关锋（署名为何明）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找了出来，上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了论证“何明”就是关锋，有关人员还找到了关锋用真名于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边鼓集》。因为收进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些在发表时用的就是“何明”的笔名。许立群等人认为，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性问题，当年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在整别人不要太过分了。这件事后来被指责为“整‘左派’材料”。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①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陆定一在###主持会议时还说：“当前的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②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③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4）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信中说自己耳聋眼花，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对此心里很难过，怀渐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许立群在发言中谈到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并且要保护、依靠他们，组织队伍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